在我很小的时候，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名叫哈桑，他用弹弓绷着石子，正打中了我的眼睛下方。许多年后，当另一个叫哈桑的人问我，为什么我所有小说中的哈桑都是恶魔时，那段记忆又在我脑海中浮现。中学的时候，一个胖小子总爱在课间休息时找茬欺负我。许多年后，我要塑造一个乏善可陈的角色时，就会描写他出汗出得像那个胖家伙，胖得只能站在那里，手心里、额头上不停地出汗，就像一个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大水罐。
　　小时候，妈妈带我买东西，我总是很害怕那些屠夫，他们一天到晚都在臭哄哄的肉铺里，围着血渍斑斑的围裙，挥舞着长刀。我也很少吃他们砍下来的排骨，因为太肥了。在我的书里，屠夫总是被描绘成屠宰走私动物、从事血腥和可疑勾当的家伙。而那些我长这么大以来，总是爱跟着我的狗们，在我的笔下，它们常常会给我喜爱的角色带来紧张与怀疑的情绪。
　　有一种关于正义的天真想法与此相似，它使我笔下的银行家、教师、兄长们决不会以好人的形象出现。还有理发师，因为我小时候被带到理发师那里时总是会哭。而随着时间推移，我和他们的关系依然很糟。因为童年在黑贝里亚达消暑时，我爱上了那些可爱的骏马，所以总是喜欢用很大的篇幅来描写马和马车，我的马主人公总是敏锐、机灵、勇敢、纯洁，但常常为恶魔所欺。又因为我的童年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友好、和善，爱冲我微笑的人们，因此我的作品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人物，但是，所谓的正义，让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恶魔。在某个读者脑海里，就像在艺术馆漫步的人一样，对正义总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我们对诗人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找恶魔报仇。
　　就像我解释过的那样，我企图独自一人找恶魔复仇，而且大多情况下，我都是以极其个人的方式来做此事，但这种方式，并非想让读者觉得复仇是件美好之事。因为，理想中的因果报应只在童话书或是冒险漫画的结尾才能达到高潮，当英雄惩罚坏人时，他会说：“这顿打是为某某的……这顿是为……的。”作为小说家，我创造了这样一幕：我一行行地列举了某个坏蛋哈桑或是屠夫的恶行，直到那个屠夫或是某个坏蛋惊恐不堪，丢下手中的刀，开始清理店铺，一面哭着喊：“求你了，兄弟，求你别这么无情地对我了；我还有妻小呢！”
　　复仇带来复仇。两年前，在马克卡公园，有八九条狗把我团团围住，向我发起攻击。似乎它们读过我的书，知道我坚持要诗意地伸张正义，以惩罚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在伊斯坦布尔、在公园里到处游荡。所以，诗意的正义也很危險：如果走得太远，它可能就不仅会毁了你的书——你的工作——而且还会毁了你的日常生活。你也许能非常巧妙地进行报复，以为没人比你聪明，以为你的写作再美好不过。但总有那么一群狗，会聚集在角落，等待着报复心重的文人独自走过，然后狠狠咬他一口。
　　（闫玲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别样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