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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的终结”
“自然的终结”的概念，来自比尔·麦克基本的著作《自然的终结》。这是一部关于由温室效应引起全球变暖的诸多后果的诙谐和悲剧性的著作。作者比尔·麦克基本在该书的10周年纪念版序中写道：“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撰写《自然的终结》时，我进行了两方面的观察。首先，我们错误地表述了时间——我们曾经认为地球是在无限缓慢地改变着，但事实上这一改变现在正在加速——作为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导致的后果，地球的改变是急剧的、危险的和神秘的。其次，我们的有关空间的概念也是错误的——我们曾经认为人类是渺小的，而地球是巨大的，但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相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比尔·麦克基本基于客观的事实而形成的推论是：“人类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我们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已经终结了自然，从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温度计的每一次上升中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欲求、习惯和期望。”
面对自然，我们似乎已经变得无比强大。“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我们自己是被巨大的力量抛来抛去的物种——现在，我们就是那些巨大的力量。飓风、雷暴和大雷雨已经不再是上帝的行动，而是我们的行动。”这也就是说目前的许多环境问题，甚至是自然的灾难，本质上是我们自己行动的后果，甚至可以说是报应。
“自然的终结”并不是比尔·麦克基本个人的惊人之语。1973年，在题为《人类与大地母亲》这部叙事体的长篇世界史手稿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指出：“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与其他生物伙伴一样，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合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他还以历史的穿透性的视野描述了人类在逐渐屠杀大地母亲的血腥事实。“在1763—1973年这200多年间，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这一点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页）
二、自然的解放
“解放自然”，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环境运动中的一种思潮和行动纲领，意味着反对对自然的暴力控制和干预，给予自然的植物、动物，甚至河流以自由。而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解放自然”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维度和贡献。
批判理论的原型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借助于这种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体系的功能体系，并对资本主义的变化趋势和必然的命运作出了科学的预见。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重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本质，以及这种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根本影响。但是，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这种经济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青年马克思曾经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界即使就其不是人的身体而言，也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而生活，人必须与自然界处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之中，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的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的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进一步地揭示资本主义是如何破坏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和城市化过程中，人以衣食住行的形式消费掉的土地是无法回归的，从而破坏了土地永久肥力的自然条件。马克思严厉地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恩格斯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更警告地说：“文明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自然一直是被完全控制和操纵的对象，是可以无穷攫取的生产原料来源，或者就是由工业和资本掠夺之后的废墟。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曾经指出：“对自然界的破坏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之不可分割到底有多大程度，人们已看清楚了。”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马尔库塞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解放自然”的理论。
马尔库塞说：“人与之打交道的自然界是一个为社会改造过的自然，是服从于一种特殊的理性的自然，这种理性在其程度上愈发成为技术的、工具的理性，并且屈从于资本主义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逻辑中，对人的统治是通过对自然界的统治实现的，因此，“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一种工具。“自然界成为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的同盟军，以便去共同反抗那个对自然的暴行加剧了对人的暴行的社会；发现自然界的解放力量以及这一力量在重建自由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将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一种新型力量。”马尔库塞已经提出了生态学的社会意义问题。他说：“要理解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解放之间的具体联系，只要看一下生态学的冲击在今天的激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就一清二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噪音、工商业对空旷宁静的自然空间的侵害，这些都已具有奴役和压迫的物质力量。反对这些奴役和压迫的斗争，就是一种政治斗争。”因此，“必须随时随地地同现存制度所造成的这种物质上的污染做斗争，这正像必须同这一制度所造成的精神污染做斗争一样。使生态学达到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再也不能容纳的地步，就意味着开始超越在资本主义结构内发展。”（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一书中的“自然与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23页）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维度和生态学的内涵，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系统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法国学者安德瑞·高兹通过分析资本的利润动机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结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利润动机与生态危机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对利润的追逐使得资本家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由此必然造成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为了在资本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它的首要目的绝不可能是实现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和平衡，而是要设法降低环境维护与治理的成本，最大限度地获取和运用自然资源，从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商品价值，使得利润最大化。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为重要，这便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等书中同样提出，当今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他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存在着人与生态之间的对立，实际存在的对立是生态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整体对立。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追逐利益和财富积累是其首要的目标，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发展必定会寻求资本的不断扩张，以实现利润的增长和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上要求资本受到限制，停止扩张，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地球是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它自我调节的能力是有限的，地球上可被人们利用的自然资源和空间也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人们不断干预地球生态环境的活动是不可持续的，资本寻求不断扩张的本性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人类按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狭隘利益的企图，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由此，避免这种冲突和发生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变革造成这一恶果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自然的文明
如果说在消极的意义上，社会批判必须包括自然批判，社会的解放必须包括自然的解放，那么，在积极的意义上，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或者说有关自然的理论和价值重构也必须广泛地涉及社会的理论和社会历史的视角。
在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视野中，自然是文化、文明和技术的对立物，是人类必须加以控制和驾驭的对象，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被看做是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这种理性主义哲学无视和歪曲了人和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当代环境和生态危机得以出现的原因之一。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西奥多·阿多诺在一次讲演中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自然历史观念”。他强调自己所说的“自然历史”，既不关涉传统的前科学意义上的自然历史的理解，也不关涉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自然史。他力图克服近代理性主义所造成的自然与历史的对立。
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家更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化自然”“人类学自然”或“人性自然”的概念。这里所说的“自然”不再只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在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家看来，人们既不能仅仅根据自然科学来研究自然的规定性，也不能根据自然过程来认可对自然的社会性占有。（格尔诺特·伯默：“自然批判理论”，见格·施威蓬豪依塞尔等著：《多元视角与社会批判：今日批判理论》（下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外界自然不能仅仅被看做自然，而必须被设想为社会构建的自然，而我们自身的自然也不能仅仅被看做躯体，而要同样被设想为有自我体验的身体。
特约书评人专栏在社会批判理论的视野中，生态结构固然是自然，但是，同样有着社会的规定性。公园、耕地和河流应当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按照何种价值再生产出来，这是有社会规定性的，即有规范规定的。这种规范就是人性自然。什么样的存在物才可被视为人性自然，或者说，我们期待哪种自然，怎样才能构建出符合人性的自然状态，这是政治协商的产物。因此，社会批判理论家提出了“自然政治”的概念。
他们认为，自然批判理论需要有作为其对应物的自然政治和明确面向身体的生活实践。我们在与自然的社会性关系中遇到的问题，是不能从技术上予以解决的。像臭氧空洞、气候变化、森林荒芜、物种灭绝、土地贫瘠化、水资源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靠更多或更好的技术得到解决。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经营、消费、合法调整对自然的处理以及将自然当做财产的种种形式。因此，为了达到人性的自然状态，明确的自然政治是必要的。具体说来，包括气候政治、农业政治、海洋政治，以及大气政治等等，这种种社会协商或政治实质上关涉的是自然的社会形式。自然政治像社会政治或国防一样，是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财政预算必须关注的领域。
自然政治的根本意义在于揭示出，人类的社会历史和日常实践必须面向自然，必须立足于自然，符合自然。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政治又是自然文明的组成部分和实践方式之一，除了自然的政治以外，自然的文明还包括自然的经济、自然的生活，以及合乎自然之道的身体实践等等。
自然文明的构建要求我们放眼人类的历史和人类共同的未来，重新思考和构建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基础和自然本质。一切反自然的东西，最后或许都必然会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掉，因此，人类的历史必须与自然统一，是自然的历史。自然的历史是自然与人性、自然与社会历史的统一状态，应该成为我们现实的追求。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杨振中）
“自然的终结”的概念，来自比尔·麦克基本的著作《自然的终结》。这是一部关于由温室效应引起全球变暖的诸多后果的诙谐和悲剧性的著作。作者比尔·麦克基本在该书的10周年纪念版序中写道：“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撰写《自然的终结》时，我进行了两方面的观察。首先，我们错误地表述了时间——我们曾经认为地球是在无限缓慢地改变着，但事实上这一改变现在正在加速——作为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导致的后果，地球的改变是急剧的、危险的和神秘的。其次，我们的有关空间的概念也是错误的——我们曾经认为人类是渺小的，而地球是巨大的，但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相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比尔·麦克基本基于客观的事实而形成的推论是：“人类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我们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已经终结了自然，从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温度计的每一次上升中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欲求、习惯和期望。”
面对自然，我们似乎已经变得无比强大。“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我们自己是被巨大的力量抛来抛去的物种——现在，我们就是那些巨大的力量。飓风、雷暴和大雷雨已经不再是上帝的行动，而是我们的行动。”这也就是说目前的许多环境问题，甚至是自然的灾难，本质上是我们自己行动的后果，甚至可以说是报应。
“自然的终结”并不是比尔·麦克基本个人的惊人之语。1973年，在题为《人类与大地母亲》这部叙事体的长篇世界史手稿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指出：“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与其他生物伙伴一样，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合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他还以历史的穿透性的视野描述了人类在逐渐屠杀大地母亲的血腥事实。“在1763—1973年这200多年间，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这一点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页）
二、自然的解放
“解放自然”，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环境运动中的一种思潮和行动纲领，意味着反对对自然的暴力控制和干预，给予自然的植物、动物，甚至河流以自由。而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解放自然”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维度和贡献。
批判理论的原型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借助于这种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体系的功能体系，并对资本主义的变化趋势和必然的命运作出了科学的预见。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重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本质，以及这种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根本影响。但是，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这种经济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青年马克思曾经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界即使就其不是人的身体而言，也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而生活，人必须与自然界处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之中，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的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的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进一步地揭示资本主义是如何破坏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和城市化过程中，人以衣食住行的形式消费掉的土地是无法回归的，从而破坏了土地永久肥力的自然条件。马克思严厉地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恩格斯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更警告地说：“文明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384页）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自然一直是被完全控制和操纵的对象，是可以无穷攫取的生产原料来源，或者就是由工业和资本掠夺之后的废墟。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曾经指出：“对自然界的破坏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之不可分割到底有多大程度，人们已看清楚了。”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马尔库塞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解放自然”的理论。
马尔库塞说：“人与之打交道的自然界是一个为社会改造过的自然，是服从于一种特殊的理性的自然，这种理性在其程度上愈发成为技术的、工具的理性，并且屈从于资本主义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逻辑中，对人的统治是通过对自然界的统治实现的，因此，“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一种工具。“自然界成为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的同盟军，以便去共同反抗那个对自然的暴行加剧了对人的暴行的社会；发现自然界的解放力量以及这一力量在重建自由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将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一种新型力量。”马尔库塞已经提出了生态学的社会意义问题。他说：“要理解人的解放和自然界的解放之间的具体联系，只要看一下生态学的冲击在今天的激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就一清二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噪音、工商业对空旷宁静的自然空间的侵害，这些都已具有奴役和压迫的物质力量。反对这些奴役和压迫的斗争，就是一种政治斗争。”因此，“必须随时随地地同现存制度所造成的这种物质上的污染做斗争，这正像必须同这一制度所造成的精神污染做斗争一样。使生态学达到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再也不能容纳的地步，就意味着开始超越在资本主义结构内发展。”（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一书中的“自然与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23页）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维度和生态学的内涵，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系统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法国学者安德瑞·高兹通过分析资本的利润动机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结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利润动机与生态危机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对利润的追逐使得资本家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由此必然造成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为了在资本市场上获得竞争力，它的首要目的绝不可能是实现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和平衡，而是要设法降低环境维护与治理的成本，最大限度地获取和运用自然资源，从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商品价值，使得利润最大化。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为重要，这便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等书中同样提出，当今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他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存在着人与生态之间的对立，实际存在的对立是生态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整体对立。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追逐利益和财富积累是其首要的目标，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发展必定会寻求资本的不断扩张，以实现利润的增长和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上要求资本受到限制，停止扩张，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地球是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它自我调节的能力是有限的，地球上可被人们利用的自然资源和空间也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人们不断干预地球生态环境的活动是不可持续的，资本寻求不断扩张的本性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人类按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狭隘利益的企图，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由此，避免这种冲突和发生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变革造成这一恶果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自然的文明
如果说在消极的意义上，社会批判必须包括自然批判，社会的解放必须包括自然的解放，那么，在积极的意义上，当代生态文明的建设或者说有关自然的理论和价值重构也必须广泛地涉及社会的理论和社会历史的视角。
在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视野中，自然是文化、文明和技术的对立物，是人类必须加以控制和驾驭的对象，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被看做是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这种理性主义哲学无视和歪曲了人和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当代环境和生态危机得以出现的原因之一。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西奥多·阿多诺在一次讲演中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自然历史观念”。他强调自己所说的“自然历史”，既不关涉传统的前科学意义上的自然历史的理解，也不关涉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自然史。他力图克服近代理性主义所造成的自然与历史的对立。
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家更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化自然”“人类学自然”或“人性自然”的概念。这里所说的“自然”不再只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在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家看来，人们既不能仅仅根据自然科学来研究自然的规定性，也不能根据自然过程来认可对自然的社会性占有。（格尔诺特·伯默：“自然批判理论”，见格·施威蓬豪依塞尔等著：《多元视角与社会批判：今日批判理论》（下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外界自然不能仅仅被看做自然，而必须被设想为社会构建的自然，而我们自身的自然也不能仅仅被看做躯体，而要同样被设想为有自我体验的身体。
特约书评人专栏在社会批判理论的视野中，生态结构固然是自然，但是，同样有着社会的规定性。公园、耕地和河流应当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按照何种价值再生产出来，这是有社会规定性的，即有规范规定的。这种规范就是人性自然。什么样的存在物才可被视为人性自然，或者说，我们期待哪种自然，怎样才能构建出符合人性的自然状态，这是政治协商的产物。因此，社会批判理论家提出了“自然政治”的概念。
他们认为，自然批判理论需要有作为其对应物的自然政治和明确面向身体的生活实践。我们在与自然的社会性关系中遇到的问题，是不能从技术上予以解决的。像臭氧空洞、气候变化、森林荒芜、物种灭绝、土地贫瘠化、水资源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靠更多或更好的技术得到解决。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经营、消费、合法调整对自然的处理以及将自然当做财产的种种形式。因此，为了达到人性的自然状态，明确的自然政治是必要的。具体说来，包括气候政治、农业政治、海洋政治，以及大气政治等等，这种种社会协商或政治实质上关涉的是自然的社会形式。自然政治像社会政治或国防一样，是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财政预算必须关注的领域。
自然政治的根本意义在于揭示出，人类的社会历史和日常实践必须面向自然，必须立足于自然，符合自然。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政治又是自然文明的组成部分和实践方式之一，除了自然的政治以外，自然的文明还包括自然的经济、自然的生活，以及合乎自然之道的身体实践等等。
自然文明的构建要求我们放眼人类的历史和人类共同的未来，重新思考和构建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基础和自然本质。一切反自然的东西，最后或许都必然会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掉，因此，人类的历史必须与自然统一，是自然的历史。自然的历史是自然与人性、自然与社会历史的统一状态，应该成为我们现实的追求。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杨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