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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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易逝永远是中老年人的感觉。遥想四十六年前,我还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哪里会想到,如梭的岁月会把生活雕塑成一串串往事,回首往事,又永远是魅力无穷的人生咀嚼。今年是郭沫若先生逝世三十六周年,我又一次翻捡出先生在1967年8月25日亲笔写给我的一封挂号信。这封信已在我的记忆库中“窖封”了将近半个世纪,真堪称作生命中的“陈酿”了。信的内容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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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易逝永远是中老年人的感觉。遥想四十六年前,我还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哪里会想到,如梭的岁月会把生活雕塑成一串串往事,回首往事,又永远是魅力无穷的人生咀嚼。今年是郭沫若先生逝世三十六周年,我又一次翻捡出先生在1967年8月25日亲笔写给我的一封挂号信。这封信已在我的记忆库中“窖封”了将近半个世纪,真堪称作生命中的“陈酿”了。信的内容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专复 顺致
敬礼
郭沫若
八月二十五日
事情还得从1966年说起。彼时,十年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已经在全国拉开了序幕,其来势之凶猛,其破坏性之酷烈,都是始料未及的。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磨难的文化人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是年4月14日,身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先生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发言。这个发言慷慨激昂,以攻为守,当谈到他自己的作品时,郭先生以他惯有的激进姿态说道:“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这个讲话,经新华社播发,见诸各地报端,影响极为广远。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郭老在庄严的全国人大讲坛上一鸣惊人的“烧书”说,客观上成了后来运动中红卫兵烧书活动的先声。
当时我还是个二十多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在豫南的一所中学里任教,同许多青年人一样,一方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不甚理解,一方面又对这场运动充满了憧憬,希望通过运动中的表现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运动的进程。恰在此时,郭沫若的讲话发表了。我和周围的人广泛交换意见后,给这个讲话“定性”为:缺乏历史辩证观点的、片面的、过激的发言,而这种过激的认识与做法,极容易将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就在我当时正在撰写的一篇关于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的论文中,提出了我的看法,对于“烧掉”政策尤其充满了批判的锋芒。我在文章中写道:简单的“烧掉”和“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的说法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并援引了毛主席的话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的斗士的郭沫若先生,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云云。
1967年暑天,我因事到首都北京。8月24日,我携文走访了《人民日报》社,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编辑,姓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听了我的介绍,看了我的文章后,建议我把文章转呈郭沫若先生本人,并答应《人民日报》社愿为代转。这样,我就坐在编辑部里临时给郭老匆匆写了一封短信,请他阅后提意见,并将稿件“挂号退还”。《人民日报》社不负一位普通青年的真诚信赖,文艺部当天即把信稿转送郭沫若先生。第二天,8月25日,郭老看过信稿后,及时亲笔作复,且将稿件“挂号退还”。复信中,郭老表示了自己愿意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并对“烧掉”说法作了机智而又巧妙的解释。我因事滞留北京,两个月后才返回学校,因此,看到郭老的复信已是当年10月份了。
老实讲,当时我对郭沫若先生的复信是很不满意的,于是便又给郭先生写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这封信集中谈了两点,其一是对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评价。我说,彻底的唯物主义必然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因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真正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所以,毛主席用“彻底的唯物主义”而不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您刻意要加上“辩证”二字,这不是弦外有音便是十足的多余。其二是针对关于“烧掉”的解释。我在信中说,“凤凰每经五百年从火中再生一次”的典故,与您当时讲话的心态一点也不搭界。您是以攻为守,以激进而自保。这不是您当时的“所想”,认真说,是您给我写信时的“所想”。我还不依不饶地说,如此纯粹为了应付提意见者而做的解释,有时连自己也无法置信,同时也违背了您一向坦率的性格。
这封信写成后仍是托《人民日报》社转郭沫若先生的。寒假后,我从外地返回学校,听几位同事讲,他们在寒假期间曾在校办公室的大案子上看到过郭老的复信。一位喜欢书法的任先生说那封信用的是人大常委会的牛皮纸大信封,那熟悉而又洒脱的“郭体”使人不用看署名,便知出自郭老的手。遗憾的是,在动乱的年月,那封信在辗转中丢失,我始终未能看到。
郭沫若先生给我的挂号复信先后在《解放军报》和《文汇报》报道后,曾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据此对郭老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进行研究,这自然是好事。但一些人简单地给郭老的“烧掉”下结论,说“烧掉”就是为了“从火中再生”,我认为未免有失轻率。那么,究竟怎样理解“凤凰每经五百年就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才比较接近郭老当时的思想实际呢?我以为对这句话只能看作是一个机智的托词或者是一个美丽的搪塞,而不应该轻率地作为严肃的学术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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