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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曾经引用文学家梅里美的一句话：“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又接着写道：“在史学家听来，这是文人们地地道道的浅见薄识，只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问题。”（钱锺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载《文艺研究》1984年第4期）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对待“掌故”的态度确有不同，前者重“趣味风神”，甚至敷衍成新的文学故事，而后者重“真伪轻重”，或者干脆弃之不用。然而进入20世纪，学术研究的“舆论气候”发生了变化，随着新史学的兴起，历史个体的“故事”也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掌故轶闻的史料价值渐渐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