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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民经济行为研究的各派都从某个方面反应了特定情境和特定时代的农民行为的逻辑。我们在批判的借鉴各种农民经济行为理论的同时，更应该着重探讨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共生与张力的结构条件下，农民经济行为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 农民经济行为；理论回顾；现实思考
在学术界，关于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视角：一是以韦伯和波耶克为代表的农民行为非理性说；二是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农民理性说；三是以恰亚诺夫、博兰尼、斯科特为代表的实体主义者强调农民的生存理性；四是以中国本土学者为代表的农民经济行为综合说，批判性吸收非理性说和理性说，强调在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方面对经验层面的农民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各派都从某个方面反应了特定情境和特定时代的农民行为的逻辑。
马克斯·韦伯认为农民具有的是一种“传统主义”的心态，即农民的经济行为并不追求得到的最多，而只追求为满足生存而付出的最少。用经济学说， 就是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只追求代价最小化，这无疑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中所倡导的利益最大化背道而驰。波耶克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为韦伯的命题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材料。波耶克在研究中发现，爪哇的市民社会中存在着“正常的”供应曲线：价格刺激生产增长，工资刺激劳动供给；而“农民社会”则相反，农民缺乏盈利欲望，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在农民生活达到某一水平后，就会出现反常的供应曲线：农产品价格上涨反而导致生产萎缩。
相比之下，舒尔茨提出了著名的“贫穷而有效率”命题。他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就像企业家一样，在特定的资源和技术约束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一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样根据利益调节生产，实现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波普金在其名著《理性的小农》则进一步深化了舒尔茨的观点。他认为，农民是在权衡长短期利益及风险因素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人，是“理性的小农”。此外，波普金还考虑到了农业中的风险因素，认为农民虽然贫穷和回避风险，但还是有机会做一些风险投资。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地区农民经济、社会活动的大量调查以及对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的义一静苏维埃起义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强调了农民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分析论证了生存伦理在东南亚农村地区的适用性。支配农民一切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便是农民“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的生存伦理。在斯科特看来，对于农民而言，真正关心的是“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回避风险、确保“生存安全”，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于农民而言才是第一位的。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以小农为主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小农经济的脆弱，使小农无法承受经济风险，轻微的动荡都可能使他们的经济翻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村社会正经历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农村改革的成功，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生产的发展突破了单一的农业框框，向社会高级产业拓广，商品关系日益向农村社会浸透。确切的说，农村正处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农民经济实践活动即受传统价值观的制约，同时又深深嵌入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而不能自拔，使得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和排徊的特征。因此，各派农民行为学说所依据的条件大多都跟当前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实情形不符，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他们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农民行为问题，而且任何单独一派的观点也无法完全清楚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问题。
对于中国农民经济行为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学者试图发展一种本土化的农民经济行为理论来加以解释。早期对中国小农研究最为影响的是美籍学者黄宗智。他在对明清时期的华北、江南农村经济运行文献资料进行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农民的行为实际上包涵理性与非理性两种逻辑（黄宗智）。在郭于华看来，“对于农民经济行为而言，只有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之别，农民基于生存境况所做的选择常常是谋生的最合理方式。农民在生存困境的長久煎熬中世代积累传承下来使其家系宗祧绵延不绝的岂只是理性，那应该称为生存的智慧（郭于华，2002）。”因此，郭于华极力强调，对农民行为的分析必须放在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
对于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我们需要寻求一种从农民自身角度来研究农民经济行为的特点及行为逻辑的分析机制，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经济行为中自相矛盾和排徊的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转型期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共生与张力的结构条件下，农民经济行为的实践逻辑。
参考文献：
[1]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读书》.2002（5）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卡尔·博兰尼著.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巨龙：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关键词】 农民经济行为；理论回顾；现实思考
在学术界，关于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视角：一是以韦伯和波耶克为代表的农民行为非理性说；二是以舒尔茨、波普金为代表的农民理性说；三是以恰亚诺夫、博兰尼、斯科特为代表的实体主义者强调农民的生存理性；四是以中国本土学者为代表的农民经济行为综合说，批判性吸收非理性说和理性说，强调在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方面对经验层面的农民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各派都从某个方面反应了特定情境和特定时代的农民行为的逻辑。
马克斯·韦伯认为农民具有的是一种“传统主义”的心态，即农民的经济行为并不追求得到的最多，而只追求为满足生存而付出的最少。用经济学说， 就是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只追求代价最小化，这无疑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中所倡导的利益最大化背道而驰。波耶克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为韦伯的命题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材料。波耶克在研究中发现，爪哇的市民社会中存在着“正常的”供应曲线：价格刺激生产增长，工资刺激劳动供给；而“农民社会”则相反，农民缺乏盈利欲望，只以“够用”为满足，因而在农民生活达到某一水平后，就会出现反常的供应曲线：农产品价格上涨反而导致生产萎缩。
相比之下，舒尔茨提出了著名的“贫穷而有效率”命题。他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就像企业家一样，在特定的资源和技术约束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一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一样根据利益调节生产，实现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波普金在其名著《理性的小农》则进一步深化了舒尔茨的观点。他认为，农民是在权衡长短期利益及风险因素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人，是“理性的小农”。此外，波普金还考虑到了农业中的风险因素，认为农民虽然贫穷和回避风险，但还是有机会做一些风险投资。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地区农民经济、社会活动的大量调查以及对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的义一静苏维埃起义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强调了农民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分析论证了生存伦理在东南亚农村地区的适用性。支配农民一切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便是农民“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的生存伦理。在斯科特看来，对于农民而言，真正关心的是“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回避风险、确保“生存安全”，而非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于农民而言才是第一位的。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以小农为主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小农经济的脆弱，使小农无法承受经济风险，轻微的动荡都可能使他们的经济翻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村社会正经历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农村改革的成功，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生产的发展突破了单一的农业框框，向社会高级产业拓广，商品关系日益向农村社会浸透。确切的说，农村正处在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农民经济实践活动即受传统价值观的制约，同时又深深嵌入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而不能自拔，使得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和排徊的特征。因此，各派农民行为学说所依据的条件大多都跟当前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实情形不符，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他们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农民行为问题，而且任何单独一派的观点也无法完全清楚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问题。
对于中国农民经济行为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学者试图发展一种本土化的农民经济行为理论来加以解释。早期对中国小农研究最为影响的是美籍学者黄宗智。他在对明清时期的华北、江南农村经济运行文献资料进行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农民的行为实际上包涵理性与非理性两种逻辑（黄宗智）。在郭于华看来，“对于农民经济行为而言，只有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之别，农民基于生存境况所做的选择常常是谋生的最合理方式。农民在生存困境的長久煎熬中世代积累传承下来使其家系宗祧绵延不绝的岂只是理性，那应该称为生存的智慧（郭于华，2002）。”因此，郭于华极力强调，对农民行为的分析必须放在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
对于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我们需要寻求一种从农民自身角度来研究农民经济行为的特点及行为逻辑的分析机制，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经济行为中自相矛盾和排徊的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转型期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共生与张力的结构条件下，农民经济行为的实践逻辑。
参考文献：
[1]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读书》.2002（5）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卡尔·博兰尼著.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巨龙：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