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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瑞芳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悼念她之际,我想起她对我说的一段话:“道临走了,大家很难过、悲痛,可要想想他被病魔折磨着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早点解脱。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活一辈子,问心无愧,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就是最大的幸福。”我想瑞芳老师一定是以这种平和的心态安详地离开我们。
我从1963年进上影演员剧团至今快五十年了,一直在瑞芳老师教导关心下成长。她的为人,她的品德,她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他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
1963年我们从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毕业,面临毕业分配的问题。现在年轻大学生是绝对想不到的,当年分配找工作非常讲究出身、家庭成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是头等大事。当时上影演员剧团要吸收年轻演员,我们这批经过专业培训的大学生应该是能胜任的,可当时人事干部强调出身、家庭成分。后来布加里老师告诉我们,是瑞芳老师力争,才把我们十个人留在演员剧团。瑞芳老师对电影厂人事干部说:首先我们演员剧团是不是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要不要这些年轻演员来塑造工农兵形象?现在有毕业生你们挑三拣四,用出身不好作借口,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讲出身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些年轻人经过专业训练都很出色有什么不好,再说他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接受的是党的教育和培养。
由于瑞芳老师的坚持,我、黄达亮、郑海平……才能顺利地进入上影演员剧团。后来瑞芳老师对我们不管是工作上思想上都十分关心。近五十年来我深有体会,她教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演戏,我们这一代年轻演员能健康的成长离不开她和老一辈演员们对我们的关怀。
“咱们去看看定远的老乡们”
1964年9月在华东局的组织安排下,我们上影厂组织一部分创作人员和空军政治学校的师生、华东师大政教系的学生去安徽定远县搞“社教”。记得当天到大队部让我们傻眼了:一间空荡荡的大房子,周边均是荒地。问生产大队长可有厕所,“厕所?喔,没有,我们都习惯拉野屎。”我们立即放下背包,张教官让大队长借几把铁铲来,再送两担秫秸杆来。大家动手在大队部后面荒地上挖了两个大坑,用秫秸杆围了起来,成了男女厕所。瑞芳老师住在大队部八个多月就这样用厕。艰苦程度是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天冷了,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定远县城才在一个小杂铺买到了一对带囍字的痰盂罐,解决了瑞芳老师冬天上厕的困难。瑞芳老师把另一个送给师大的女同学小张。在定远几个月里,我们几乎天天吃高粱糊糊山芋粥就萝卜缨子。瑞芳老师便秘很严重,我常去城里药房买“一清松”药片。瑞芳老师就这样坚持下来,毫无怨言,她是组长处处带头。
更可贵的是瑞芳老师走遍了生产大队的家家户户。老百姓的生活实在太苦了,很多农民家里连桌子、凳子也没有,只有用泥土搭的床,用泥糊的放高粱粉的缸。衣服几乎只有一套,天冷了把棉絮塞进去成冬衣,天热了就抽出来。有的农民孩子多,小孩子都是光屁股的,天冷都在床上度过,盖一条破棉被。目睹这些现状,瑞芳老师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生产队的干部。她说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这些干部能为农民服务很了不起。我们走访了很多干部家庭,都是一贫如洗。由于瑞芳老师提出尊重理解干部,所以很多干部很快说清自己的四清四不清问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实在太穷了,有什么可以多吃多占的呢!瑞芳老师常常和干部促膝谈心,以她的党性感动了很多干部,因此我们和南塘大队的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我住在朱奶奶家,她十几年的老烂脚也得到瑞芳老师的关心,提供消毒药棉、绷带,我每天坚持为朱奶奶用淡盐水洗伤口,后来瑞芳老师告诉我一个土方子让我试试,用鸡蛋黄熬油,抹擦伤口。经过五个月的治疗,终于把朱奶奶的老烂脚治好了,朱奶奶一家都感谢我们。
1965年5月当我们即将返回上海,瑞芳老师知道农民的文娱生活实在太可怜了,多年没有看过演出,就把我们几个去定远的演员全集中起来,有顾也鲁、康泰、吴云芳、曹雷、我。当时海燕厂派出的这个“社教”队是一个摄制组的编制,有导演郑君里、颜碧丽;有摄影师、美工师、道具、服装、制片,准备搞完“社教”返回上海拍摄作家鲁彦周写的电影剧本《杏林曲》,瑞芳老师演大队书记,我演儿子、大队长,所以分配在一起搞社教。我们几个演员很快排出了两个独幕剧《小保管上任》和《一分钱》,还有表演唱、对唱、大实话、对口词,足足两个半小时的节目。瑞芳老师审看了很高兴,让我们在定远县十八个大队都演一演。农民白天干活,都是晚上看戏,用八张八仙桌搭一个台,四角挂四盏煤油汽灯,每个大队演出都盛况空前,总有一两千观众。瑞芳老师要提前回上海出访日本,临走前说:“你们辛苦了,回上海我请你们,犒劳犒劳你们。”
她从日本回来,国内形势整个大变,很快就进入“文革”。那些年她吃了不少苦,可她从来没有忘记定远的乡亲们。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突然在厂里接到朱奶奶儿子朱开明的来信,问候瑞芳老师。我带着信看瑞芳老师,她很激动:“不知他们现在生活状况可有改变?”
1977年瑞芳老师对我提了多次:“咱们去看看定远的老乡们。”终于在电影局的支持下,我陪同瑞芳老师再次来到南塘大队,走访了好多生产队,很多干部、农民对瑞芳老师热情极了,朱奶奶逢人便说是瑞芳老师关心才治好了她的老烂脚,朱奶奶非拖我们去她家吃饭不可。瑞芳老师看到老乡们的生活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她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多次看到她抹眼泪。她心中永远装着人民,永远惦念着人民的疾苦,她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是电影战线上的一个老兵”
2003年瑞芳老师荣获第九届电影表演学会“终身成就奖”以纪念她从艺七十年,她动情地说了她的感言:“扪心自问,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左’的文艺路线影响,我拍的电影数量很少,仅二十部,现在青年演员上戏的频率真令我们这一代演员羡慕。他们几年拍的片子比我们一辈子还多。真的,我只是一个听话的演员而已。面对荣誉我心情沉甸甸的,遗憾是多多的,更多的是反思,深深的反思。有些戏至今你也不能说它不好,甚至仍很感人,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气,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真谛。我扮演了一系列平凡而伟大的妇女形象,至今令人感动,还是因为作品的时代感很强。”
这是瑞芳老师的肺腑之言。我们永远会记住她主演的电影《松花江上》《万紫千红总是春》《母亲》《南征北战》《李双双》《泉水叮咚》,更忘不了抗日战争刚爆发,她就以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崔嵬一起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更忘不了她在重庆主演的话剧《屈原》《北京人》《家》《棠棣之花》……为激发人民抗日热情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瑞芳老师这一生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中国电影事业,她努力实践了周总理对她的要求“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好演员”。她荣获“中国电影世纪奖”“中国电影终生成就奖”“杰出贡献奖”……她是电影界公认的德艺双馨艺术家,是全国人民喜爱的人民艺术家。她的成就应该归于她心中永远爱恋着祖国,她心中永远装着人民。
我从1963年进上影演员剧团至今快五十年了,一直在瑞芳老师教导关心下成长。她的为人,她的品德,她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他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
1963年我们从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毕业,面临毕业分配的问题。现在年轻大学生是绝对想不到的,当年分配找工作非常讲究出身、家庭成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是头等大事。当时上影演员剧团要吸收年轻演员,我们这批经过专业培训的大学生应该是能胜任的,可当时人事干部强调出身、家庭成分。后来布加里老师告诉我们,是瑞芳老师力争,才把我们十个人留在演员剧团。瑞芳老师对电影厂人事干部说:首先我们演员剧团是不是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要不要这些年轻演员来塑造工农兵形象?现在有毕业生你们挑三拣四,用出身不好作借口,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讲出身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些年轻人经过专业训练都很出色有什么不好,再说他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接受的是党的教育和培养。
由于瑞芳老师的坚持,我、黄达亮、郑海平……才能顺利地进入上影演员剧团。后来瑞芳老师对我们不管是工作上思想上都十分关心。近五十年来我深有体会,她教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演戏,我们这一代年轻演员能健康的成长离不开她和老一辈演员们对我们的关怀。
“咱们去看看定远的老乡们”
1964年9月在华东局的组织安排下,我们上影厂组织一部分创作人员和空军政治学校的师生、华东师大政教系的学生去安徽定远县搞“社教”。记得当天到大队部让我们傻眼了:一间空荡荡的大房子,周边均是荒地。问生产大队长可有厕所,“厕所?喔,没有,我们都习惯拉野屎。”我们立即放下背包,张教官让大队长借几把铁铲来,再送两担秫秸杆来。大家动手在大队部后面荒地上挖了两个大坑,用秫秸杆围了起来,成了男女厕所。瑞芳老师住在大队部八个多月就这样用厕。艰苦程度是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天冷了,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定远县城才在一个小杂铺买到了一对带囍字的痰盂罐,解决了瑞芳老师冬天上厕的困难。瑞芳老师把另一个送给师大的女同学小张。在定远几个月里,我们几乎天天吃高粱糊糊山芋粥就萝卜缨子。瑞芳老师便秘很严重,我常去城里药房买“一清松”药片。瑞芳老师就这样坚持下来,毫无怨言,她是组长处处带头。
更可贵的是瑞芳老师走遍了生产大队的家家户户。老百姓的生活实在太苦了,很多农民家里连桌子、凳子也没有,只有用泥土搭的床,用泥糊的放高粱粉的缸。衣服几乎只有一套,天冷了把棉絮塞进去成冬衣,天热了就抽出来。有的农民孩子多,小孩子都是光屁股的,天冷都在床上度过,盖一条破棉被。目睹这些现状,瑞芳老师要求我们一定要尊重生产队的干部。她说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这些干部能为农民服务很了不起。我们走访了很多干部家庭,都是一贫如洗。由于瑞芳老师提出尊重理解干部,所以很多干部很快说清自己的四清四不清问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实在太穷了,有什么可以多吃多占的呢!瑞芳老师常常和干部促膝谈心,以她的党性感动了很多干部,因此我们和南塘大队的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我住在朱奶奶家,她十几年的老烂脚也得到瑞芳老师的关心,提供消毒药棉、绷带,我每天坚持为朱奶奶用淡盐水洗伤口,后来瑞芳老师告诉我一个土方子让我试试,用鸡蛋黄熬油,抹擦伤口。经过五个月的治疗,终于把朱奶奶的老烂脚治好了,朱奶奶一家都感谢我们。
1965年5月当我们即将返回上海,瑞芳老师知道农民的文娱生活实在太可怜了,多年没有看过演出,就把我们几个去定远的演员全集中起来,有顾也鲁、康泰、吴云芳、曹雷、我。当时海燕厂派出的这个“社教”队是一个摄制组的编制,有导演郑君里、颜碧丽;有摄影师、美工师、道具、服装、制片,准备搞完“社教”返回上海拍摄作家鲁彦周写的电影剧本《杏林曲》,瑞芳老师演大队书记,我演儿子、大队长,所以分配在一起搞社教。我们几个演员很快排出了两个独幕剧《小保管上任》和《一分钱》,还有表演唱、对唱、大实话、对口词,足足两个半小时的节目。瑞芳老师审看了很高兴,让我们在定远县十八个大队都演一演。农民白天干活,都是晚上看戏,用八张八仙桌搭一个台,四角挂四盏煤油汽灯,每个大队演出都盛况空前,总有一两千观众。瑞芳老师要提前回上海出访日本,临走前说:“你们辛苦了,回上海我请你们,犒劳犒劳你们。”
她从日本回来,国内形势整个大变,很快就进入“文革”。那些年她吃了不少苦,可她从来没有忘记定远的乡亲们。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突然在厂里接到朱奶奶儿子朱开明的来信,问候瑞芳老师。我带着信看瑞芳老师,她很激动:“不知他们现在生活状况可有改变?”
1977年瑞芳老师对我提了多次:“咱们去看看定远的老乡们。”终于在电影局的支持下,我陪同瑞芳老师再次来到南塘大队,走访了好多生产队,很多干部、农民对瑞芳老师热情极了,朱奶奶逢人便说是瑞芳老师关心才治好了她的老烂脚,朱奶奶非拖我们去她家吃饭不可。瑞芳老师看到老乡们的生活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她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多次看到她抹眼泪。她心中永远装着人民,永远惦念着人民的疾苦,她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是电影战线上的一个老兵”
2003年瑞芳老师荣获第九届电影表演学会“终身成就奖”以纪念她从艺七十年,她动情地说了她的感言:“扪心自问,几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左’的文艺路线影响,我拍的电影数量很少,仅二十部,现在青年演员上戏的频率真令我们这一代演员羡慕。他们几年拍的片子比我们一辈子还多。真的,我只是一个听话的演员而已。面对荣誉我心情沉甸甸的,遗憾是多多的,更多的是反思,深深的反思。有些戏至今你也不能说它不好,甚至仍很感人,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气,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真谛。我扮演了一系列平凡而伟大的妇女形象,至今令人感动,还是因为作品的时代感很强。”
这是瑞芳老师的肺腑之言。我们永远会记住她主演的电影《松花江上》《万紫千红总是春》《母亲》《南征北战》《李双双》《泉水叮咚》,更忘不了抗日战争刚爆发,她就以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崔嵬一起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更忘不了她在重庆主演的话剧《屈原》《北京人》《家》《棠棣之花》……为激发人民抗日热情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瑞芳老师这一生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中国电影事业,她努力实践了周总理对她的要求“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好演员”。她荣获“中国电影世纪奖”“中国电影终生成就奖”“杰出贡献奖”……她是电影界公认的德艺双馨艺术家,是全国人民喜爱的人民艺术家。她的成就应该归于她心中永远爱恋着祖国,她心中永远装着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