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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一份经毛泽东批阅的死刑报告引发新中国第一场肃贪风暴。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丢了性命？从昔日的革命功臣沦落为人民的罪人，刘青山、张子善如何在欲望贪婪中腐化堕落？是谁最终揭开二人腐败的脓疮，将案情最终大白天下？本刊为您揭秘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始末。
“橡皮筋，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不要。贪污犯，大坏蛋……”
1952年2月13日，一大清早，天津杨柳青镇石家大院，天津地委书记办公室，外面一群小朋友正在跳橡皮筋，玩得正高兴。和外面热闹的气氛比起来，办公室里面冷冷轻轻没有一个人，安静的有些可怕。每日例行放在案头的报纸，也没有人去翻阅。这是1952年2月13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孩子们唱的跳的都和这上面的一则消息有关系。
“河北省人民法院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将两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报上报道的是新中国一起重大贪污案，也是新中国第一起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处理的死刑案。
罄竹难书的罪行
刘青山、张子善两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丢了性命？
1952年2月10日，一场公审大会，在河北保定市体育场举行。会场中涌进了两万余名保定当地的干部群众，会场外河北省通过广播现场直播了公审大会。公审大会于当日正午十二时开始，经过必要的庭审程序，下午一时三十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审判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随着两枪枪响，这两个人的生命划上了句号。
刘青山，被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当年36岁。张子善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当年38岁。两人不仅身居高位要职，而且都是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革命功臣，两个曾经的革命功臣为什么会沦落为历史的罪人呢？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还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也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供参考，刘青山、张子善两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丢了性命？
1952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书：
……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区造船贷款、河工款及骗取银行贷款，总计达—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二万元（旧币）。
171亿，当然这是旧币，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1954年币制改革以后，和它的比率是一万比一，也就是说，在1954年，这笔钱是171万。可别小看这171万，在当年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数额。那么这笔钱当年都能买什么呢？拿当时老百姓最熟悉最需要的日常用品大米、香油、粗布举个例子，171亿，可以买1亿斤大米，如果按当时的干部供给制，每人每月30斤的话，这些钱买的米可供250万人吃一个月；如果买粗布，可以买5000多尺，做成衣服可以装备50万人，整整5个兵团；要是买香油，可以买3000万公斤。米、油、布匹都是生活温饱必需品，而这170亿都是民脂民膏。糟蹋了它，苦的是谁？当然是老百姓。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非常的困难，这么多油水都是从什么地方榨取出来的呢？看看几个具体的事例。
1950年夏天，天津专区14个县镇，全部遭受暴雨和洪水袭击，农民生活极其困难。当时国家经济条件有限，既拿不出钱来兴修水利，也拿不出钱来发放救济。于是，国家决定在1950年秋和1951年春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分两次组织灾民，修治天津专区境内五条河流，同时国家给予适当的粮食补贴作为报酬。而刘青山、张子善却在这两次治河救灾中大捞钱财。
1951年春天，省里给治河的民工调拨了1800万斤粮食，刘青山亲自跑到供应站大喊：“给老子净赚三十个亿（旧币）！”刘青山这么冲动的叫嚣是有原因的。原来1950年秋天那次以工代赈，刘青山他们用克扣、以次充好的方法赚了6亿元（旧币），刘青山嫌少了，所以到了1951年，他的目标是30个亿。
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以工代赈的粮饷中，短斤少两，以坏粮充好粮；自制大批咸菜，因放盐少而发霉长毛，仍以高价卖给民工；还把霉坏的玉米20万斤给农民吃，造成静海、宝坻等县数十位民工死亡。而在民工受苦受累的同时，他们获得了22亿元（旧币）的赃款。
这笔钱在当时的意义不仅仅是民工吃不饱饭的问题，那么它还意味着什么呢？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行为不仅是对自身职位的亵渎，而且在党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人，是如何成为执掌一方的人民干部的呢？他们为何从革命功臣一步步蜕变成为腐化堕落的人民罪人的呢？
在贪婪中堕落
从战火硝烟走到和平年代，刘青山和张子善如何被糖衣炮弹层层侵蚀？一个女人如何把他们步步拉入不可自拔的金钱漩涡？
刘青山、张子善他们一路是怎么走来的呢？翻开他们的简历，他们的人生足迹历历在目。
刘青山，原名刘顺山，河北安国县南章村人，贫农、党员，入党时间是1931年10月，那一年他十五岁，1932年参加了高蠡农民暴动，这一年对于刘青山意义重大。1932年，当时只有16岁的刘青山，参加了高蠡农民暴动，他和18名战友一起，都被俘虏了，关进了监狱，当时敌人准备把他们都杀害，可是轮到刘青山的时候，监斩的一个团长看到刘青山还只是个孩子，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就把他给放了。
张子善，1914年生，河北省深县尚村人，他的经历也很曲折，很年轻就参加了革命。1934年至1936年，他在天津第三监狱坐狱，1936年12月至1939年12月，他在北京第一监狱坐狱。他前后蹲了五年的大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正是共产党遭遇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时期，张子善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两次被捕入狱。出狱以后，他以教书作掩护，寻找党组织，最终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抗战胜利后，张子善曾经担任冀中八地委的组织部长。
再继续看刘青山简历，1945年10月任冀中八地委书记，兼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人生轨迹有了第一次交集。 1949年8月，33岁的刘青山来到新组建的河北省天津地委走马上任，成为十一县四镇，400万老百姓的父母官。这时候张子善刚刚被调到河北省委研究室任主任，曾经作过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的张子善当然不满意，工作也不安心。刘青山看准了这一点，迅速把他拉拢过来，安置到自己身边担任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让他处理日常事务。
据刘青山战友、同事回忆，刘青山长得人高马大，体格粗壮，性格粗犷豪放，经常讲脏话爱骂人。而张子善刚好相反，长得白白净净，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口才非常好，善于和人交往。两个人反差这么大，但他们性格互补，又有着共同的革命经历，所以，刘、张在工作上相处非常默契。可谁能想到上任不到一年，这两个人就沆瀣一气，一同走上了一条腐化蜕变的道路。剥削民工的血汗钱，侵吞灾民的粮款，这还只是个开始，没过多久一个女人的出现，把刘青山、张子善卷进了一个金钱的漩涡中。
这个女人叫张文仪，她是个投机倒把的女商人，她的丈夫是当时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市生产管理处供销科长。1951年初，张文仪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刘青山，进而又把丈夫介绍给刘青山，目的就是把刘、张二人拉下水，成为他们赚钱的机器。
夫妻俩为刘青山策划，从长远打算，希望刘青山先拿出一笔钱，交给张文仪做生意，待盈利后，再开办一个化学工厂。面对诱惑，刘青山会轻易上当吗？其实在这里起到关键作用的只有一个东西——贪念。由于发财心切，刘青山自然对张文仪的计划非常感兴趣，当场他就把她聘作当时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的化学工厂的副经理，并且从此把她待为上宾，来往都用小汽车接送，并且还在农场为她专门盖了一套新房。
没过多久，刘青山就把49亿元巨款一手交给张文仪经商。张文仪拿到这笔钱就先给自己做了一笔生意，倒卖复写纸。她先用低价买进一批复写纸，然后高价卖给天津地委生产处，净赚9600万元，然后再以她丈夫所在的吉林省财政厅驻津推销处的名义，用高价把这批复写纸再买下来，让刘青山赚了1.3亿元。张文仪立了这一功，更被刘青山、张子善信任了。可是这样倒来倒去，最后受损失的还是国家。结果是吉林省财政厅白白地出了两亿元。这是第一笔生意，算是投石问路，结果是两头都赚了。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了。
这个一边放明火一边打埋伏的张文仪，抓住了刘青山、张子善急于赚大钱的心理，又导演了一起更大规模的骗取国家巨额财产事件，就是倒买倒卖马口铁事件。
马口铁，早期称为洋铁，因为中国第一批洋铁是在清代中叶从澳门进口，澳门英文名字是Macau，中国人把它音译为“马口”。马口铁当时是紧缺物资，国家三令五申不得买卖，违者严惩。当听说这种买卖能赚大钱时，刘青山、张子善就动了贪心，当即就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笔生意做成，没想到生意刚刚谈成，国家就下达了命令，军需物资不得出售。于是他们马上改变方式，决定买150吨黑铁皮，这批货价值32亿元。可没想到这笔钱交到张文仪手里，张文仪却私自存进了银行去生利息，以及进行其他的倒买倒卖，最终导致国家损失21亿元。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本就步履维艰。1950年新中国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无疑让刚要起步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其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发起了机关生产活动，借以弥补国家财政不足。然而，刘青山、张子善的眼睛却盯向了机关生产所产生的效益，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把这条富国之路，变成了自己的生财敛财之道。
从1950年春到1951年1 1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青山与张子善挪用飞机场建设费款20亿，向天津市银行骗取巨额贷款50亿，挪用天津专区干部家属的救济粮款1.75亿，擅自动用水利专款30亿，非法动用地粮公款，总计25.8亿。
古往今来，贪官污吏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追求生活上的奢华享受。生活上的享受无非就是衣食住行乐几个方面。
从食上看刘青山在生活上的变化：
1942年5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夏季大扫荡，担任大城、河间两个县县委书记的刘青山，只有26岁，当时他躲在河间县后北曹村党支部书记家里，进行抗日活动。那时候，刘青山每天吃粮糠掺半的干饼子，就着一壶自开水，可他并不觉得苦。抗战胜利后，刘青山当了分区党委书记，有一次他又回到了后北曹村，村支书一看亲人来了，赶紧凑了些钱，让人打酒买菜招待他。在敬酒的时候，刘青山看着碗里的烧鸡，皱着眉头左看右看，说这鸡成色不对，是隔夜的，不吃。没办法，村支书只好赶紧叫人又去买了一只鸡，把所谓的隔夜鸡换了下来。解放战争胜利后，刘青山当上了天津地委书记，大冬天里他非要吃韭菜馅的饺子，可又怕韭菜辣胃，不好消化，逼得厨子跑到北京郊区的暖房里买来了韭菜，可是韭菜他不吃，不能照通常的办法做。厨子想了个办法，包饺子的时候把韭菜插在饺子里，一半露在外面，煮熟了，拔掉韭菜，这样饺子就有了韭菜的鲜味，又吃不到韭菜。干饼子、新鲜的烧鸡、插着韭菜煮的饺子，这个演变过程说明了什么？在战争年代，刘青山不具备吃喝享乐的条件，但他一旦成为执掌—方的党政要员，手里有了权利资源，他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变成了为己所用的享受工具。
早在1949年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郑重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其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现实真的被毛泽东所言中，党中央从西柏坡到北平城以后不久，腐败现象便在党内滋生蔓延，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一张1951年6月20日天津地委干部在地委机关石家大院内的合影显示，照片上一共有50多个人，当时的着装都很统一，干部都是中山装，看起来都差不多。不过仔细地看，前排中间两人不一样。别人的中山装都是粗布的，脚上穿的是布鞋，而这两个人穿的是做工考究的毛料中山装，脚上是曾明瓦亮的皮鞋。而这两个人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本来这是一张普通的合影，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奢侈消费，他们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非常奢华。 石家大院在天津市以西的杨柳青镇，高大宽敞。解放以后，天津地委行署就在这里办公。自从上任以来，石家大院就见不到刘青山的身影。他一直以养病为由，呆在“刘公馆”，刘公馆其实是刘青山到天津地委工作以后，为自己选的一座两层的小洋楼。刘公馆位于天津著名的马场道，旧中国的时候属于英租界范围，是天津上流社会的高级住宅区，小楼里面装修非常考究，红漆楼梯，打蜡地板，十分豪华。
身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对旧社会腐朽的东西，非常感兴趣，他发明了两个词：了解旧社会、瞧新鲜。
揭开腐败脓疮
刘青山、张子善恶习难改，罪行罄竹难书。面对检举质疑，他们如何专断独行？销毁犯罪证据难道真能瞒天过海吗？是谁最终将二人送上审判台？
“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难道还不应该吗？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这是刘青山的口头禅。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新的旧的，土的洋的，他都要享受一番。他不仅吸毒成性，还经常乔装打扮，到天津著名的南市去暗访。
在旧社会，南市是天津著名的民不管、官不管、洋人也不管的三不管地带，也称“杂八地”。赌场、妓院、烟馆、澡堂、酒馆、盗窝，可以说吃喝嫖赌抽，集各种污秽之大成，俗称销金窝子。解放初期虽然得到极大改观，但是旧社会的巫毒，还没有完全扫清。刘青山一到天津，就像苍蝇一样的叮上了这里。
刘青山所在的天津地委有一辆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式吉普车，是用来处理紧急事务用的。但是，刘青山一直把它据为己有，去天津置办鸡鸭鱼肉、香烟啤酒，每次都要花费近百万元。不过搬到天津这样热闹繁华的大都市，再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显然就不够威风了。1950年夏天，正是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刘青山动用公款，花了3.6亿元，在香港买了两辆美国轿车。
张子善虽然坐镇石家大院主持工作，但实际上也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他曾经耗费四五千斤大米来修建他的宿舍，还擅自动用地方粮款9亿元，买了五辆汽车，生活上的奢侈和刘青山不相上下。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工资制度。那些刚进城的各级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享受的是供给制，按当时的国家标准，每人每个月只有五块钱的津贴，刘青山、张子善想要追求
、生活上的享受，就只能拿公家的钱做文章。
刘青山、张子善打白条习以为常，调用来的钱很大部分用于个人享受。据专家组查证，仅仅直接用于两人生活挥霍的，刘青山就耗费了一亿八千三百万元，张子善就更多了，一亿九千四百万元，而这些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
据张子善后来交代，他在1951年7月间，一次就销毁了两人支取公款的单据三四百张。想到销毁证据，可见刘青山、张子善在干这些非法勾当的时候心虚，他们也会感到恐慌，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仅仅两年时间，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大的贪污腐败案就会被揭开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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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活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紧密相连，因此，党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发出“关于实行精兵减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
其实，早在1951年年初，天津地委财委会的一个办事员就发现刘青山、张子善在财务报销中存在问题。他曾经直接向张子善反应问题，没想到反而被张子善训了一顿。后来，这位办事员又向河北省委写了申诉信，可是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要由天津地委转交，结果可想而知，信被压了下来。当然像这位办事员那样，坚持原则的人还有很多，不过他们直言相劝，换来的结果就是不是被调离就是被排挤。刘青山、张子善在天津地委独断专行，营造了一个唯我独尊的独立王国。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天津地委来清除自身的毒瘤，已经不可能了，但这颗毒瘤已经到了非割不可的时候了，那么最后这个揭开疮口的人是谁呢？就是他，李克才。
李克才，1937年参加革命，也是一位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党员，1949年7月，李克才调任天津行署副专员，成了刘青山张子善的副手，所以刘张两人的所作所为，李克才都看在眼里。1950年刘青山、张子善挪用地方粮款10亿元，搞机关生产，李克才不同意，但是刘青山、张子善不听规劝，一意孤行。不久他们又在治河救灾中，大捞钱财。李克才一次又一次的反对规劝，刘青山、张子善却骂他是胆小鬼，渐渐地李克才明白了：挽救刘青山、张子善的希望是彻底破灭了。
1951年11月21日，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省会保定召开，这次会议其实是一次布置三反工作的会议。李克才第一个站了出来，面对824名与会代表，公开检举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腐败行为，天津地区的其他代表也纷纷发言，揭发刘青山、张子善。
1951年11月25日，河北省党代会第三次会议进行的第九天，省公安厅将张子善依法逮捕。而刘青山这个时候并不在国内，他在欧洲，他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在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大会。12月2日代表团坐火车回国了，刚一下火车，刘青山就被请进了公安厅。
1951年1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中其中央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勾结奸商，贪污自肥，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随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原则上同意河北省委的处理意见，但是在死刑之后加了一个括号，或缓期二年执行。看了华北局的报告之后，毛泽东很久没有说话，周恩来问道：“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说了两个字：“死刑。”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又说了两个字：“不准。”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心里究竟想的什么呢？
最终的裁决
昔日的革命功臣沦落为历史罪人，刑法之间毛泽东为什么不留情而，坚持死刑？在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下，刘青山、张子善最终将面临怎样的裁决？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其爱看史书，深知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所以，当他看了华北局提交给他的报告以后，毛泽东的态度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就不能正党纪国法，不杀就要做李自成第二。毛泽东愤怒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还是不放心。在正式作出决定之前，他又委托华北局到天津地区调查研究，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结果在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中，认为刘青山该杀的是535人，认为张子善该杀的是536人。之后，毛泽东又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材料，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最后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的庭审现场，刘青山头戴一顶名贵的水獭皮帽，身穿一件样式考究的藏青色大衣，他的胸前挂着一块长二尺宽一尺上面写着“大贪污犯刘青山”字样的布牌，张子善则穿了一套熨烫的笔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记者给他拍照的时候，张子善喃喃自语说：“拍吧，反正是最后一张了，给后人受受教育。”
宣判结束后，刘青山、张子善两放声痛哭。他们的哭声和泪水里面包含的无论是恐惧还是悔恨，都已经太晚了。如今，人们如果再次翻开刘青山、张子善的简历，会在结尾处看到这样一句冷冰冰的话——1952年2月10日，因贪污腐败被执行枪决。短短十几个字却永远刻在了他们人生档案的最后一行。
（编辑：陈科峰）
“橡皮筋，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不要。贪污犯，大坏蛋……”
1952年2月13日，一大清早，天津杨柳青镇石家大院，天津地委书记办公室，外面一群小朋友正在跳橡皮筋，玩得正高兴。和外面热闹的气氛比起来，办公室里面冷冷轻轻没有一个人，安静的有些可怕。每日例行放在案头的报纸，也没有人去翻阅。这是1952年2月13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孩子们唱的跳的都和这上面的一则消息有关系。
“河北省人民法院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将两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报上报道的是新中国一起重大贪污案，也是新中国第一起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处理的死刑案。
罄竹难书的罪行
刘青山、张子善两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丢了性命？
1952年2月10日，一场公审大会，在河北保定市体育场举行。会场中涌进了两万余名保定当地的干部群众，会场外河北省通过广播现场直播了公审大会。公审大会于当日正午十二时开始，经过必要的庭审程序，下午一时三十分，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宣读审判书。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随着两枪枪响，这两个人的生命划上了句号。
刘青山，被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当年36岁。张子善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当年38岁。两人不仅身居高位要职，而且都是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革命功臣，两个曾经的革命功臣为什么会沦落为历史的罪人呢？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还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也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供参考，刘青山、张子善两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丢了性命？
1952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书：
……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区造船贷款、河工款及骗取银行贷款，总计达—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二万元（旧币）。
171亿，当然这是旧币，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1954年币制改革以后，和它的比率是一万比一，也就是说，在1954年，这笔钱是171万。可别小看这171万，在当年这可是一笔巨大的数额。那么这笔钱当年都能买什么呢？拿当时老百姓最熟悉最需要的日常用品大米、香油、粗布举个例子，171亿，可以买1亿斤大米，如果按当时的干部供给制，每人每月30斤的话，这些钱买的米可供250万人吃一个月；如果买粗布，可以买5000多尺，做成衣服可以装备50万人，整整5个兵团；要是买香油，可以买3000万公斤。米、油、布匹都是生活温饱必需品，而这170亿都是民脂民膏。糟蹋了它，苦的是谁？当然是老百姓。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非常的困难，这么多油水都是从什么地方榨取出来的呢？看看几个具体的事例。
1950年夏天，天津专区14个县镇，全部遭受暴雨和洪水袭击，农民生活极其困难。当时国家经济条件有限，既拿不出钱来兴修水利，也拿不出钱来发放救济。于是，国家决定在1950年秋和1951年春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分两次组织灾民，修治天津专区境内五条河流，同时国家给予适当的粮食补贴作为报酬。而刘青山、张子善却在这两次治河救灾中大捞钱财。
1951年春天，省里给治河的民工调拨了1800万斤粮食，刘青山亲自跑到供应站大喊：“给老子净赚三十个亿（旧币）！”刘青山这么冲动的叫嚣是有原因的。原来1950年秋天那次以工代赈，刘青山他们用克扣、以次充好的方法赚了6亿元（旧币），刘青山嫌少了，所以到了1951年，他的目标是30个亿。
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以工代赈的粮饷中，短斤少两，以坏粮充好粮；自制大批咸菜，因放盐少而发霉长毛，仍以高价卖给民工；还把霉坏的玉米20万斤给农民吃，造成静海、宝坻等县数十位民工死亡。而在民工受苦受累的同时，他们获得了22亿元（旧币）的赃款。
这笔钱在当时的意义不仅仅是民工吃不饱饭的问题，那么它还意味着什么呢？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行为不仅是对自身职位的亵渎，而且在党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人，是如何成为执掌一方的人民干部的呢？他们为何从革命功臣一步步蜕变成为腐化堕落的人民罪人的呢？
在贪婪中堕落
从战火硝烟走到和平年代，刘青山和张子善如何被糖衣炮弹层层侵蚀？一个女人如何把他们步步拉入不可自拔的金钱漩涡？
刘青山、张子善他们一路是怎么走来的呢？翻开他们的简历，他们的人生足迹历历在目。
刘青山，原名刘顺山，河北安国县南章村人，贫农、党员，入党时间是1931年10月，那一年他十五岁，1932年参加了高蠡农民暴动，这一年对于刘青山意义重大。1932年，当时只有16岁的刘青山，参加了高蠡农民暴动，他和18名战友一起，都被俘虏了，关进了监狱，当时敌人准备把他们都杀害，可是轮到刘青山的时候，监斩的一个团长看到刘青山还只是个孩子，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就把他给放了。
张子善，1914年生，河北省深县尚村人，他的经历也很曲折，很年轻就参加了革命。1934年至1936年，他在天津第三监狱坐狱，1936年12月至1939年12月，他在北京第一监狱坐狱。他前后蹲了五年的大牢，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正是共产党遭遇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时期，张子善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两次被捕入狱。出狱以后，他以教书作掩护，寻找党组织，最终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抗战胜利后，张子善曾经担任冀中八地委的组织部长。
再继续看刘青山简历，1945年10月任冀中八地委书记，兼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人生轨迹有了第一次交集。 1949年8月，33岁的刘青山来到新组建的河北省天津地委走马上任，成为十一县四镇，400万老百姓的父母官。这时候张子善刚刚被调到河北省委研究室任主任，曾经作过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的张子善当然不满意，工作也不安心。刘青山看准了这一点，迅速把他拉拢过来，安置到自己身边担任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让他处理日常事务。
据刘青山战友、同事回忆，刘青山长得人高马大，体格粗壮，性格粗犷豪放，经常讲脏话爱骂人。而张子善刚好相反，长得白白净净，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口才非常好，善于和人交往。两个人反差这么大，但他们性格互补，又有着共同的革命经历，所以，刘、张在工作上相处非常默契。可谁能想到上任不到一年，这两个人就沆瀣一气，一同走上了一条腐化蜕变的道路。剥削民工的血汗钱，侵吞灾民的粮款，这还只是个开始，没过多久一个女人的出现，把刘青山、张子善卷进了一个金钱的漩涡中。
这个女人叫张文仪，她是个投机倒把的女商人，她的丈夫是当时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市生产管理处供销科长。1951年初，张文仪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刘青山，进而又把丈夫介绍给刘青山，目的就是把刘、张二人拉下水，成为他们赚钱的机器。
夫妻俩为刘青山策划，从长远打算，希望刘青山先拿出一笔钱，交给张文仪做生意，待盈利后，再开办一个化学工厂。面对诱惑，刘青山会轻易上当吗？其实在这里起到关键作用的只有一个东西——贪念。由于发财心切，刘青山自然对张文仪的计划非常感兴趣，当场他就把她聘作当时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的化学工厂的副经理，并且从此把她待为上宾，来往都用小汽车接送，并且还在农场为她专门盖了一套新房。
没过多久，刘青山就把49亿元巨款一手交给张文仪经商。张文仪拿到这笔钱就先给自己做了一笔生意，倒卖复写纸。她先用低价买进一批复写纸，然后高价卖给天津地委生产处，净赚9600万元，然后再以她丈夫所在的吉林省财政厅驻津推销处的名义，用高价把这批复写纸再买下来，让刘青山赚了1.3亿元。张文仪立了这一功，更被刘青山、张子善信任了。可是这样倒来倒去，最后受损失的还是国家。结果是吉林省财政厅白白地出了两亿元。这是第一笔生意，算是投石问路，结果是两头都赚了。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了。
这个一边放明火一边打埋伏的张文仪，抓住了刘青山、张子善急于赚大钱的心理，又导演了一起更大规模的骗取国家巨额财产事件，就是倒买倒卖马口铁事件。
马口铁，早期称为洋铁，因为中国第一批洋铁是在清代中叶从澳门进口，澳门英文名字是Macau，中国人把它音译为“马口”。马口铁当时是紧缺物资，国家三令五申不得买卖，违者严惩。当听说这种买卖能赚大钱时，刘青山、张子善就动了贪心，当即就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笔生意做成，没想到生意刚刚谈成，国家就下达了命令，军需物资不得出售。于是他们马上改变方式，决定买150吨黑铁皮，这批货价值32亿元。可没想到这笔钱交到张文仪手里，张文仪却私自存进了银行去生利息，以及进行其他的倒买倒卖，最终导致国家损失21亿元。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本就步履维艰。1950年新中国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无疑让刚要起步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其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发起了机关生产活动，借以弥补国家财政不足。然而，刘青山、张子善的眼睛却盯向了机关生产所产生的效益，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把这条富国之路，变成了自己的生财敛财之道。
从1950年春到1951年1 1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青山与张子善挪用飞机场建设费款20亿，向天津市银行骗取巨额贷款50亿，挪用天津专区干部家属的救济粮款1.75亿，擅自动用水利专款30亿，非法动用地粮公款，总计25.8亿。
古往今来，贪官污吏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追求生活上的奢华享受。生活上的享受无非就是衣食住行乐几个方面。
从食上看刘青山在生活上的变化：
1942年5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夏季大扫荡，担任大城、河间两个县县委书记的刘青山，只有26岁，当时他躲在河间县后北曹村党支部书记家里，进行抗日活动。那时候，刘青山每天吃粮糠掺半的干饼子，就着一壶自开水，可他并不觉得苦。抗战胜利后，刘青山当了分区党委书记，有一次他又回到了后北曹村，村支书一看亲人来了，赶紧凑了些钱，让人打酒买菜招待他。在敬酒的时候，刘青山看着碗里的烧鸡，皱着眉头左看右看，说这鸡成色不对，是隔夜的，不吃。没办法，村支书只好赶紧叫人又去买了一只鸡，把所谓的隔夜鸡换了下来。解放战争胜利后，刘青山当上了天津地委书记，大冬天里他非要吃韭菜馅的饺子，可又怕韭菜辣胃，不好消化，逼得厨子跑到北京郊区的暖房里买来了韭菜，可是韭菜他不吃，不能照通常的办法做。厨子想了个办法，包饺子的时候把韭菜插在饺子里，一半露在外面，煮熟了，拔掉韭菜，这样饺子就有了韭菜的鲜味，又吃不到韭菜。干饼子、新鲜的烧鸡、插着韭菜煮的饺子，这个演变过程说明了什么？在战争年代，刘青山不具备吃喝享乐的条件，但他一旦成为执掌—方的党政要员，手里有了权利资源，他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变成了为己所用的享受工具。
早在1949年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郑重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其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现实真的被毛泽东所言中，党中央从西柏坡到北平城以后不久，腐败现象便在党内滋生蔓延，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一张1951年6月20日天津地委干部在地委机关石家大院内的合影显示，照片上一共有50多个人，当时的着装都很统一，干部都是中山装，看起来都差不多。不过仔细地看，前排中间两人不一样。别人的中山装都是粗布的，脚上穿的是布鞋，而这两个人穿的是做工考究的毛料中山装，脚上是曾明瓦亮的皮鞋。而这两个人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本来这是一张普通的合影，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奢侈消费，他们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非常奢华。 石家大院在天津市以西的杨柳青镇，高大宽敞。解放以后，天津地委行署就在这里办公。自从上任以来，石家大院就见不到刘青山的身影。他一直以养病为由，呆在“刘公馆”，刘公馆其实是刘青山到天津地委工作以后，为自己选的一座两层的小洋楼。刘公馆位于天津著名的马场道，旧中国的时候属于英租界范围，是天津上流社会的高级住宅区，小楼里面装修非常考究，红漆楼梯，打蜡地板，十分豪华。
身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对旧社会腐朽的东西，非常感兴趣，他发明了两个词：了解旧社会、瞧新鲜。
揭开腐败脓疮
刘青山、张子善恶习难改，罪行罄竹难书。面对检举质疑，他们如何专断独行？销毁犯罪证据难道真能瞒天过海吗？是谁最终将二人送上审判台？
“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难道还不应该吗？革命胜利了，老子该享受享受了。”这是刘青山的口头禅。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新的旧的，土的洋的，他都要享受一番。他不仅吸毒成性，还经常乔装打扮，到天津著名的南市去暗访。
在旧社会，南市是天津著名的民不管、官不管、洋人也不管的三不管地带，也称“杂八地”。赌场、妓院、烟馆、澡堂、酒馆、盗窝，可以说吃喝嫖赌抽，集各种污秽之大成，俗称销金窝子。解放初期虽然得到极大改观，但是旧社会的巫毒，还没有完全扫清。刘青山一到天津，就像苍蝇一样的叮上了这里。
刘青山所在的天津地委有一辆解放战争时缴获的美式吉普车，是用来处理紧急事务用的。但是，刘青山一直把它据为己有，去天津置办鸡鸭鱼肉、香烟啤酒，每次都要花费近百万元。不过搬到天津这样热闹繁华的大都市，再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显然就不够威风了。1950年夏天，正是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刘青山动用公款，花了3.6亿元，在香港买了两辆美国轿车。
张子善虽然坐镇石家大院主持工作，但实际上也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他曾经耗费四五千斤大米来修建他的宿舍，还擅自动用地方粮款9亿元，买了五辆汽车，生活上的奢侈和刘青山不相上下。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工资制度。那些刚进城的各级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享受的是供给制，按当时的国家标准，每人每个月只有五块钱的津贴，刘青山、张子善想要追求
、生活上的享受，就只能拿公家的钱做文章。
刘青山、张子善打白条习以为常，调用来的钱很大部分用于个人享受。据专家组查证，仅仅直接用于两人生活挥霍的，刘青山就耗费了一亿八千三百万元，张子善就更多了，一亿九千四百万元，而这些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
据张子善后来交代，他在1951年7月间，一次就销毁了两人支取公款的单据三四百张。想到销毁证据，可见刘青山、张子善在干这些非法勾当的时候心虚，他们也会感到恐慌，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仅仅两年时间，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大的贪污腐败案就会被揭开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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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活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紧密相连，因此，党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发出“关于实行精兵减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
其实，早在1951年年初，天津地委财委会的一个办事员就发现刘青山、张子善在财务报销中存在问题。他曾经直接向张子善反应问题，没想到反而被张子善训了一顿。后来，这位办事员又向河北省委写了申诉信，可是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要由天津地委转交，结果可想而知，信被压了下来。当然像这位办事员那样，坚持原则的人还有很多，不过他们直言相劝，换来的结果就是不是被调离就是被排挤。刘青山、张子善在天津地委独断专行，营造了一个唯我独尊的独立王国。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天津地委来清除自身的毒瘤，已经不可能了，但这颗毒瘤已经到了非割不可的时候了，那么最后这个揭开疮口的人是谁呢？就是他，李克才。
李克才，1937年参加革命，也是一位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党员，1949年7月，李克才调任天津行署副专员，成了刘青山张子善的副手，所以刘张两人的所作所为，李克才都看在眼里。1950年刘青山、张子善挪用地方粮款10亿元，搞机关生产，李克才不同意，但是刘青山、张子善不听规劝，一意孤行。不久他们又在治河救灾中，大捞钱财。李克才一次又一次的反对规劝，刘青山、张子善却骂他是胆小鬼，渐渐地李克才明白了：挽救刘青山、张子善的希望是彻底破灭了。
1951年11月21日，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省会保定召开，这次会议其实是一次布置三反工作的会议。李克才第一个站了出来，面对824名与会代表，公开检举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腐败行为，天津地区的其他代表也纷纷发言，揭发刘青山、张子善。
1951年11月25日，河北省党代会第三次会议进行的第九天，省公安厅将张子善依法逮捕。而刘青山这个时候并不在国内，他在欧洲，他随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在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大会。12月2日代表团坐火车回国了，刚一下火车，刘青山就被请进了公安厅。
1951年1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中其中央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勾结奸商，贪污自肥，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随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原则上同意河北省委的处理意见，但是在死刑之后加了一个括号，或缓期二年执行。看了华北局的报告之后，毛泽东很久没有说话，周恩来问道：“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说了两个字：“死刑。”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又说了两个字：“不准。”此时此刻，毛泽东的心里究竟想的什么呢？
最终的裁决
昔日的革命功臣沦落为历史罪人，刑法之间毛泽东为什么不留情而，坚持死刑？在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下，刘青山、张子善最终将面临怎样的裁决？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其爱看史书，深知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所以，当他看了华北局提交给他的报告以后，毛泽东的态度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就不能正党纪国法，不杀就要做李自成第二。毛泽东愤怒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还是不放心。在正式作出决定之前，他又委托华北局到天津地区调查研究，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结果在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中，认为刘青山该杀的是535人，认为张子善该杀的是536人。之后，毛泽东又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材料，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最后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的庭审现场，刘青山头戴一顶名贵的水獭皮帽，身穿一件样式考究的藏青色大衣，他的胸前挂着一块长二尺宽一尺上面写着“大贪污犯刘青山”字样的布牌，张子善则穿了一套熨烫的笔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记者给他拍照的时候，张子善喃喃自语说：“拍吧，反正是最后一张了，给后人受受教育。”
宣判结束后，刘青山、张子善两放声痛哭。他们的哭声和泪水里面包含的无论是恐惧还是悔恨，都已经太晚了。如今，人们如果再次翻开刘青山、张子善的简历，会在结尾处看到这样一句冷冰冰的话——1952年2月10日，因贪污腐败被执行枪决。短短十几个字却永远刻在了他们人生档案的最后一行。
（编辑：陈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