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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众多企业在第一时间勇敢地承担起了社会责任,投入到抗震救灾当中。5月22日新浪网的不完全统计,国内企业的累计捐赠已达到了160.09亿元人民币。尽管有人指出,从捐款金额的多少并不能判断出企业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力度,但对于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而言,捐赠行为本身已经开始成为他们评判企业是否乐于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准。一份动态民间统计数字透露,个人捐款在1000万到3000万元之间的也有20人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企业界。从胡润团队5月20日统计的数据看,《2007胡润百富榜》的前100位上榜企业家,有73人向灾区捐款,总捐款数额目前高达8.68亿元,前10位企业家全部捐款,总额为2.4亿元。“这仅是地震后第一个星期的捐款数额,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企业家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慈善行为,反应之迅捷令人惊叹。”胡润说。这些都说明企业日趋意识到自身参与社会活动的主体地位,在国家遭遇灾害时能够主动给予帮助。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
自由经济学家鼻祖亚当·斯密在把企业当作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认为其唯一使命就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自由经济思想曾长期成为每个企业经营的主导思维方式。20世纪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逐渐得到认可,企业不能只追求自身的利润,还要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承担一定的责任,帮助解决社会问题。
随着企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大,给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带来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企业的经营活动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突出,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尤其是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严重,致使企业外部不经济、社会成本大大增加,许多公司受到了来自公众的批评和指责。
企业社会责任是针对以往把企业看作是单纯为股东创造最大收益的经济责任观而提出来的。它的提出,说明企业不仅仅只有对股东盈利的经济责任,还有对社会发展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不仅有经济目标,还有社会目标。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实践中二者的分离,两者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不是对传统经济责任的否定,而是要在企业实践中寻求利润和社会利益二者的平衡,对其中任一目标的极端化追求,都是对企业自身的否定。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重构的因素
社会对于企业道德标准的广泛关注催生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这其中包括,企业诚信,企业道德行为。从光明的回奶罐事件、南京冠生园陈馅月亮到敌敌畏火腿再到致癌黄酒,滑落谷底的企业道德触目惊心,这些企业的发展被一时的道德失范断送了前程。在此次抗震救灾中专家、民众、网民对于企业捐款的道德行为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专家认为,捐赠款项与企业身份的匹配、捐赠的时点、总额、流程与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体现企业对于突发事件的判断能力和判断经验。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不少企业根据灾情,迅速作出了追加捐赠的决定。一些网民指出,不能逼迫企业捐款,否则会提高标准,使得企业“不敢”捐款。苏勇教授对此进行了剖析。他表示,作为最受尊敬的企业,企业的表现应该与其一贯提倡的社会责任紧密结合,而不是简单处理,伤害公众的感情。不是逼迫企业要捐赠多少,但捐赠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对社会所带来的一些衍生作用。可见,社会对一个企业的评价往往基于对其道德行为的评价。企业道德是构成企业形象,树立企业信誉的重要条件。信誉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汇集企业凝聚力和亲和力的财富。没有信誉形象或者信誉形象较差的企业是不可能得到长远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也使企业意识到企业的战略性发展需要更多的考虑自己是否适应了社会需要,是否违背了社会道德标准,是否注意了企业发展与环境的相协调。这些现实客观都要求企业要确立正确的企业道德标准,以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的第一使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什么是企业价值观? 企业价值观是指企业及其员工的价值取向。简而言之,即对事物的判断标准。因为有了这一判断标准,所以员工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可有可无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可贵的,什么是要抛弃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的确立指导了企业的行为方向。海尔文化的价值观:“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真诚到永远”。5月13日,海尔集团启动“重建家园”计划,宣布向灾区首批捐助1000万,以全力支持。海尔成都分公司就近组织200人的紧急救援小分队,联合当地专卖店,在第一时间为灾区人民送去帐篷、食物、饮用水等。作为一直以来的业界焦点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在抗震救灾中做的具体工作同样令人关注,华为多名领导与百余名专家在灾后第一时间奔赴救灾前线,投入到当地通信网络的重建与维护中,组织20支队伍196人到达灾区;向灾区各运营商捐价值2000万元人民币的各类通信器材,成功调集600吨设备第一时间送达灾区;以公司名义向灾区捐款500万元;积极发动内部力量、展开员工自愿捐助,地震发生两天后,华为已经为灾区捐款捐物计1.3亿,华为员工捐款1530万,将4000部手机空投灾区。
企业自我成长的过程增强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意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自觉认识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平衡的业绩观和利益观,反映了价值、观念、理念的变化。企业的义利关系从对立转向统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义利关系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是只讲义而不讲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片面强调经济利益,所以在这一时期企业走向了另一端——只讲利而不讲义。这一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非常深重的伤害,就是社会信用的低下、缺失和社会信用体系的脆弱。1995年之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改变。企业在发展初期可能只关注经济利益的收益,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慢慢发现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凸显了很多缺陷。不顾社会责任任意而为的企业实体不仅为社会带来严重伤害,这些伤害也间接成为企业自身发展的重大压力。另一方面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管理模式形成,运作机制的健全使企业发现仅仅靠企业自身的变革已经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了,也使企业认识到只有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才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影响,当然是指获得正面影响。这些都使企业认识到应当在更广阔的范围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把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更广阔的背景中。企业的目标是将企业的各种责任纳入公司治理的框架内,将企业的发展推向可持续性。显然,广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将各种企业责任再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责任。
理性认识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同时,要防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分地追求社会声誉,甚至好大喜功,承担了与自己的企业产业发展方向不协调,承载与企业能力不协调的、过多的社会责任。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首先是做得好,然后是做好事。 对于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显然是一个新的问题,有必要给予细致全面的理解。从社会角度来看,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误解,即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仅仅理解为捐赠。其实欧洲的企业就没有美国的企业捐赠多,这并不是说欧洲的企业就不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欧洲和美国的税收政策导致的。欧洲的企业已给国家缴纳了相对更大比例的税收,让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救济、扶贫之类的事情。企业应当从事慈善事业,但这只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且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应以不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为前提,而且我们的政策应当有利于引导企业的捐赠。纳税,缓解就业压力,为社会提供工作岗位,遵守企业标准,注重企业发展与环境建设的相协调等都是在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组织和社会民众要正确理性的认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和手段,要争取做到企业发展与承载社会责任相协调。
(作者:董婷婷,沈阳军区八一疗养院政治部;张玉华,黑河市委党校资料室)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
自由经济学家鼻祖亚当·斯密在把企业当作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认为其唯一使命就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自由经济思想曾长期成为每个企业经营的主导思维方式。20世纪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逐渐得到认可,企业不能只追求自身的利润,还要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承担一定的责任,帮助解决社会问题。
随着企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大,给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带来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企业的经营活动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突出,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尤其是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严重,致使企业外部不经济、社会成本大大增加,许多公司受到了来自公众的批评和指责。
企业社会责任是针对以往把企业看作是单纯为股东创造最大收益的经济责任观而提出来的。它的提出,说明企业不仅仅只有对股东盈利的经济责任,还有对社会发展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不仅有经济目标,还有社会目标。企业经济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实践中二者的分离,两者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不是对传统经济责任的否定,而是要在企业实践中寻求利润和社会利益二者的平衡,对其中任一目标的极端化追求,都是对企业自身的否定。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重构的因素
社会对于企业道德标准的广泛关注催生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这其中包括,企业诚信,企业道德行为。从光明的回奶罐事件、南京冠生园陈馅月亮到敌敌畏火腿再到致癌黄酒,滑落谷底的企业道德触目惊心,这些企业的发展被一时的道德失范断送了前程。在此次抗震救灾中专家、民众、网民对于企业捐款的道德行为予以了高度的关注,专家认为,捐赠款项与企业身份的匹配、捐赠的时点、总额、流程与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体现企业对于突发事件的判断能力和判断经验。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不少企业根据灾情,迅速作出了追加捐赠的决定。一些网民指出,不能逼迫企业捐款,否则会提高标准,使得企业“不敢”捐款。苏勇教授对此进行了剖析。他表示,作为最受尊敬的企业,企业的表现应该与其一贯提倡的社会责任紧密结合,而不是简单处理,伤害公众的感情。不是逼迫企业要捐赠多少,但捐赠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对社会所带来的一些衍生作用。可见,社会对一个企业的评价往往基于对其道德行为的评价。企业道德是构成企业形象,树立企业信誉的重要条件。信誉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汇集企业凝聚力和亲和力的财富。没有信誉形象或者信誉形象较差的企业是不可能得到长远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也使企业意识到企业的战略性发展需要更多的考虑自己是否适应了社会需要,是否违背了社会道德标准,是否注意了企业发展与环境的相协调。这些现实客观都要求企业要确立正确的企业道德标准,以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的第一使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什么是企业价值观? 企业价值观是指企业及其员工的价值取向。简而言之,即对事物的判断标准。因为有了这一判断标准,所以员工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可有可无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可贵的,什么是要抛弃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的确立指导了企业的行为方向。海尔文化的价值观:“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真诚到永远”。5月13日,海尔集团启动“重建家园”计划,宣布向灾区首批捐助1000万,以全力支持。海尔成都分公司就近组织200人的紧急救援小分队,联合当地专卖店,在第一时间为灾区人民送去帐篷、食物、饮用水等。作为一直以来的业界焦点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在抗震救灾中做的具体工作同样令人关注,华为多名领导与百余名专家在灾后第一时间奔赴救灾前线,投入到当地通信网络的重建与维护中,组织20支队伍196人到达灾区;向灾区各运营商捐价值2000万元人民币的各类通信器材,成功调集600吨设备第一时间送达灾区;以公司名义向灾区捐款500万元;积极发动内部力量、展开员工自愿捐助,地震发生两天后,华为已经为灾区捐款捐物计1.3亿,华为员工捐款1530万,将4000部手机空投灾区。
企业自我成长的过程增强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意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自觉认识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平衡的业绩观和利益观,反映了价值、观念、理念的变化。企业的义利关系从对立转向统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义利关系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是只讲义而不讲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片面强调经济利益,所以在这一时期企业走向了另一端——只讲利而不讲义。这一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非常深重的伤害,就是社会信用的低下、缺失和社会信用体系的脆弱。1995年之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改变。企业在发展初期可能只关注经济利益的收益,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慢慢发现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凸显了很多缺陷。不顾社会责任任意而为的企业实体不仅为社会带来严重伤害,这些伤害也间接成为企业自身发展的重大压力。另一方面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管理模式形成,运作机制的健全使企业发现仅仅靠企业自身的变革已经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了,也使企业认识到只有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才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影响,当然是指获得正面影响。这些都使企业认识到应当在更广阔的范围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把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纳入更广阔的背景中。企业的目标是将企业的各种责任纳入公司治理的框架内,将企业的发展推向可持续性。显然,广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将各种企业责任再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责任。
理性认识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同时,要防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分地追求社会声誉,甚至好大喜功,承担了与自己的企业产业发展方向不协调,承载与企业能力不协调的、过多的社会责任。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首先是做得好,然后是做好事。 对于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显然是一个新的问题,有必要给予细致全面的理解。从社会角度来看,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误解,即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仅仅理解为捐赠。其实欧洲的企业就没有美国的企业捐赠多,这并不是说欧洲的企业就不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欧洲和美国的税收政策导致的。欧洲的企业已给国家缴纳了相对更大比例的税收,让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救济、扶贫之类的事情。企业应当从事慈善事业,但这只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且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应以不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为前提,而且我们的政策应当有利于引导企业的捐赠。纳税,缓解就业压力,为社会提供工作岗位,遵守企业标准,注重企业发展与环境建设的相协调等都是在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组织和社会民众要正确理性的认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和手段,要争取做到企业发展与承载社会责任相协调。
(作者:董婷婷,沈阳军区八一疗养院政治部;张玉华,黑河市委党校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