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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眼中，少年班始终应该是“神童生产线”，培养出来的人必须是爱因斯坦式的人物。提出异议者则认为，少年班是“揠苗助长”。而中国科大却在少年班的道路上不断拓展，并且最终于2008年成立了少年班学院。
“你是不是那个中国少年科技大学的？”每当别人知道陈旸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的时候，都会被问上这么一句话。
“对，我就是那个‘少年科技大学’的。”2009年，陈旸开始担任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院长，从此，类似的问题一直就围绕着他，每年，也有好多媒体找他问少年班相关的事情。他也不烦，有问必答。
38年里，中国科大少年班一共培养了3167人，18%～20%左右在留在学术界，其中包括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在国内外做教授的超过250人，哈佛就有5人，清华有6人;6位少年班校友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被视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此外，还有商业金融领域的张亚勤、郭去疾…… 这些数据，都印在陈旸的脑子里，无需准备即可脱口而出。“用事实说话，可能会更简单直接地让大家了解少年班。”
然而，这些回答，依然打消不了提问者的好奇心，“宁铂现在怎么样了？他是不是因为待在少年班才出家的？”这些年，依然不断有媒体问类似的问题，陈旸有些无奈。但他也不排斥这个问题，而是认真地回答，“这很正常”，“3000多学生里只出了一个宁铂，不是失败。再说了，宁铂怎么了？李叔同若不出家，也就没有弘一法师这样的佛学大师。”
三十多年来，少年班所走的每一步，几乎都被关注和争议围绕着。到现在，还有人将少年班的教育称之为“拔苗计划”。“我们并不是拔苗助长，你说苗出来了，不能一直烂着吧，总得找块儿地给它种下去吧。”陈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少年班的第一届学生王永已经毕业34年了，他现在已经是中国科大信息学院副院长。到现在，王永还记得同学宁铂当年的火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各级地方报纸上，都能读到宁铂的事迹，而最吸引读者的一条新闻，就是神童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围棋，两局对弈，宁铂全胜，并配有两人对战的照片。这个两岁半就会背诵30多首毛主席诗词、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6岁能开中药方、下棋赢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的神童当时真是家喻户晓，名气超过当今的“网红”，被称为“中国第一天才”。
宁铂的出名源于一封举荐信。1977年，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方毅写信，举荐赣州13岁的天才少年宁铂，信长达10页，详细叙述了宁铂的聪慧。方毅亲笔批示，“请科大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当时，经历十年文革的中国，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人才奇缺。各部门、各系统都需要大量的符合要求、有觉悟、有能力的专门人才。而如何“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摆在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迫切问题。宁铂被报道后，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在报道宁铂的材料上写道：“我坚信有智力非凡的出众人才。”
中国科大到宁铂的学校进行了考察，并最终破格录取了这个年仅13岁的孩童。而在此期间，中科院和中国科大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举荐少年英才的信件。是否要成立一个少年班？中科院批示了学校的请求。随后，中国科大选派十多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前往上海、福建、江西、湖北等地考察、招生，最终录取了21名智力超常的少年，组成中国科大第一届第一期的少年班。这个班的平均年龄为14岁。最小的谢彦波只有11岁，还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却已经在湖南医学院子弟中学高二年级的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二名的成绩。
1978年3月18日，少年班开学典礼后的第10天，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到，“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
已经退休的中国科大天体物理中心教授程福臻参加了少年班初建时候的讨论。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批少年班的招生并不算规范，虽然有笔试、面试环节，但各地的招生标准和程序并没有统一，多由招生老师自主掌握。
第一期少年班开始后，越来越多的地方单位和机构向中国科大举荐聪明的小孩，中国科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招生。随后招来的学生作为当年第二期少年班的学生加入到宁铂所在的第一期中。
1978年，王永只有16岁，刚刚读高一。按照当时的报考要求，报考少年班的学生必须要在1962年9月之后出生，否则不允许报名，王永出生于11月份。当时，他已经参加了高考，成绩在合肥市长丰县排第一名。
第二期少年班的招生，全国报考人数有937人，来自22个省份。这次，中国科大分省设立考场，组织了全国统一的初试。长丰县第一名的成绩使得王永成了小名人。当地教育局接到中国科大的招生通知时，便给王永在师范学院工作的父亲要了王永的信息，填了报名表。
初试包括语文、数学、物理三科的考试，满分300分。王永考了204分，刚过安徽省的初试线。他和另外两个安徽的学生被安排到科大复试。第二期的招生和第一期一样备受媒体关注。王永在面试的时候，除了有科大的老师外，还有两名新华社的记者在场。最终，他得以顺利进入科大少年班。而另外两名学生则以败北而告终：一个按照科大当时初试通过即可入科大读书的规定进入数学系，另外一个则选择来年再考少年班。
跟王永一起进入少年班的还有日后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2014年他又跳槽到百度任总裁。进入学校后，王永和张亚勤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宁铂，那个在报纸上神话一样的人物。在宁铂的影响下，当时全校很多学生去学围棋。张亚勤就是其中一个。
王永和谢彦波分在一个寝室。与同班其他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比起来，谢彦波的自理能力比较差。王永的一个任务就是照顾谢彦波。班主任特意将给谢彦波洗衣服的事情包给了学校一个工人。王永要陪着他去送衣服、取衣服或者干脆帮他送或取。“大多数人都还好，例如，张亚勤就是自己洗衣服的。” 王永还记得班上一个同学给他传授如何将发黄的衬衫洗白的技巧——在水里滴上两滴蓝墨水。后来他才知道，蓝墨水中含有的鞣酸亚铁能将衣服上的氧化物还原，所产生的黑色沉淀，清洗一下即可祛除。
进入少年班的学生按照五年制的计划进行培养，不分专业，不分方向，在集中进行一年严格的基础训练后，在各个院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王永和张亚勤后来都选择了无线电电子学系自动控制专业。
1979年4月，中国科大向中科院汇报前两期少年班的办学情况。随后中科院给予回复，要求学校把少年班继续办下去。在总结前两期招生经验的基础上，科大对1979年的招生方法进行了改革，即将高考作为初试，中国科大批阅试卷，然后选择优秀者进行复试，以达到检验考生是否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目的。
少年班教育的成果很快凸显。上世纪80年代，全国大多数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录取比例在10%左右，而科大少年班毕业生当年考取国外研究生的比例高达80%，有的年级甚至能够达到100%。前十届少年班毕业生432人中，有87%考上研究生，其中出国留学比例占80%，最终60%左右获得博士学位。
纽约《中报》对少年班的培养做了如此叙述：至1986年底，1万多名中国留美学生中，通过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项目来美国的少年大学生最富有特色，他们年轻而有朝气，成绩非常优秀：“几乎每个人都带着淳朴好学的素质，忧国忧民的抱负，和他们谈话，犹如嗅到了春天的信息，纯洁而芬芳。”
创办少年班的热潮一触即发。1984 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华裔学者丁肇中时提到，“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办少年班。”之后，教育部下发《关于请北京大学等校举办少年班的通知》，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研究办少年班事宜。
1984年，李政道和少年班同学在一起。
1985年1月，教育部下发《同意北京大学等12所院校举办少年班》的文件，除中国科大外，又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2所重点高校开办少年班。兴办少年班随即在国内掀起热潮。
如今的科大少年班学生报考的时候未必知道宁铂——这个跟他们年龄相差接近40岁的上世纪的天才儿童。昔日的少年班也已经发展成了现在的少年班学院。然而，宁铂却犹如笼罩在少年班上的一个“魔咒”，挥之不去——不得不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宁铂成就了少年班，而他最终选择出家的举动，却激起社会对少年班的种种争议。
“他是个聪明的孩子。”教过宁铂的老师程福臻迄今还是如此评价。一篇报告文学如此描述过宁铂：他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沉静，坐得住，自控能力强，学习更自觉。”然而，神童的巨大光环却使得这个十多岁的孩子背负了太多。“过分的宣传，给了他很不好的导向，他会觉得自己就是神童，就应该高人一等，做什么事都得比别人好。”
宁铂读书的几年里，媒体经常来采访他。有的媒体甚至要求他当场和别人比赛下围棋，或者说个病让他开个方子，或者表演打桥牌——宁铂是校桥牌队的。小小的宁铂也乐于接受这些如今看来是“捧杀”的采访。
负责教务工作的程福臻也试图去筛选媒体，并告诉他们，这样对宁铂这群少年班学生不好。但是他们总是拿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说辞，来解释那些实际上过了头的宣传。“那是一股潮流，潮流来了挡都挡不住。”程福臻略微沉思了一下，回忆起那个对科学和天才都很激进的时代。
1998年，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宁铂曾说过，“过去的我一直处于宣传的包围当中，报纸上宣传的宁铂与真实的我并不同，我当时自我封闭，思维反向，真想找个人说说自己的苦恼，可是谁愿意听一个孩子的倾诉呢？”
随着年龄的增大，神童的巨大光环让宁铂开始变得裹足不前。1982年宁铂本科毕业留校，而没有选择像其他同学一样考研。19岁的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讲师。按照当时科大的规定，如果考研不成功是不能留校的。在留校和考研之间，他很快地选择了前者。“按照他的成绩，他肯定能考上研究生的。”王永说。
宁铂也承认，自己当年确实想以不考研、不出国也会干好，证明自己本来就是神童，“有人说我害怕考试和压力，越混越惨，我本来就是不愿生活在大压力下的普通人。”
留校的宁铂工作很出色，很快他就评上了副教授。然而，此时的他也开始醉心于佛学，并于2003年选择出家。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选择，更是给少年班带来一片责难声。在宁铂还在学校的时候，程福臻等人就开始总结和反思。“科学和教育不应该被外界太多地干扰，科学需要冷静的思考。”此后，少年班便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少年班的学生在毕业之前，一律不能接受采访。
王永觉得，社会对少年班不够包容。他最近在看一个电视节目时，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别的孩子都是唱儿童歌曲，她却唱京剧，而且很到位，让你不觉得她是一个孩子。”看的时候，王永就想到少年班，“这个三岁的小孩如果现在能拿第一名，但是你能保证她三四十岁的时候还是第一名吗？不能，但是看待少年班的时候，很多人就不这么想。”王永说，“年龄越小的选拔，后面所遇到的不定因素就越多。换句话讲，他的出才率就越低。”
少年班多年承受的压力让王永觉得郁闷，“小学、初中、高中都特别优秀的小孩，考不上大学的也比比皆是，但是人们不会盯着他。但对于少年班，外界没有那么宽容，即使我们班80%都考上研究生，他们还是会说‘你那里面有没有考上的’。”
在外界眼中，少年班始终应该是“神童生产线”，培养出来的人必须是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而提出异议者始终认为，少年班是“揠苗助长”，不利于青少年成长。宁铂等人在媒体报道少年班负面新闻时经常被提及，被普遍认为是“少年班失败典型”。 反对少年班的学者以中南大学教授蔡自兴最有代表性。他曾在1999年、2000年、2002年、2006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一口气提交了四篇关于超前教育的提案和大会发言，认为应该废止少年班，但不反对少年上大学。他觉得少年班不利于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给学校和社会造成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事实上，国际上早有对智力超常少年培养的先例。前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专门设立了“特科学校”，对天赋异秉的青少年施以特殊训练;美国1973年通过的《天才教育法》，目的也正是为天才教育提供物力、人力和法律保障。然而，争议声中，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校少年班纷纷停办。最终，当年办了少年班的13所高校中，只剩下中国科大和西安交大两所学校还保留了少年班。
吉林大学少年班在一份工作总结中提到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招生如何把好质量关？对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如何考查？参加高考，还是单独出题，或其他方式？考取研究生的年龄还小，延长学制或读第二学位？经费怎么办？管理体制如何确定？
2001年，上海交大停办少年班的时候，有关教师曾透露，学校“少年班”停止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源范围越来越窄，质量也逐年下降。以华东地区为主要招生范围的交大少年班，已连续几年招不到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的学生;一些地方的部分中学，则把优秀学生集中起来，搞“速成”教学。当这些“神童”跨进高校大门后，学校发现：有的学生虽然能凭借技巧解出难题，但他们并未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有的学生只能适应老师为他“开小灶”，却难以适应在大课堂的教学方式;一部分学生发展潜力并不大。
而中国科大却在少年班的道路上不断拓展，并且最终于2008年成立了少年班学院。目前的少年班学员约有300人，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最早针对早慧儿童设立的少年班，成立于1985年;针对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仿照少年班模式开办的“教学改革试点班”;以及成立于2010年、通过先面试后高考录取的创新试点班。“我们不提倡学生年纪越小越好，现在的少年班学院，绝大多数是16到18岁的学生。”陈旸说。
在接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有85%以上考取国内外研究生。从原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到美国科学院院士庄小威，从科技界到产业界，不少少年班学员在不同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虽然，他们可能并没有天才少年宁铂的结局，留给世人的印象深刻。
随着少年班学员特点的变化，少年班学院的办学理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陈旸说，“如果说少年班成立初期，我们的初衷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话，那么如今，我们更希望探索一条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模式，使学生未来有能力担负起社会发展的责任、传承优良的文化道德、引领社会的科技进步。”
中国科大原校长朱清时说，科大少年班能够坚持办学，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在许多年的办学中不墨守一种形式，一直在探索和创新。“少年班是在探索教育教学的一些规律，并不是说这个模式就是好的，我们只是想给提前完成高中学业、并有能力进入大学的人提供一个平台。”陈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位于中国科大天使路上的一座灰色小楼，便是这帮天才少年所独有的“城堡”。
陈旸开始当院长后，再次强调了少年班学生一律不能接受采访的规定。“他们都是孩子，承受不起这种吹捧，这个年龄的小孩，一旦抬起来，他们会真的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很难沉得下去，所谓的捧杀就是这个意思。”
禁止接受采访的规定，几乎每个少年班的孩子都知道。所以，陌生人要进如这座“城堡”并不容易。如果少年班的学生发现楼内有陌生的人，会及时向保安报告。在当院长之前，陈旸曾在2003年当过少年班导师，会给学生进行一些学业和选择方向上的辅导。对他来说，少年班的孩子并没有什么神秘感，除了他们确实都非常聪明。
一天，他看到一个学生在读一本关于条形码的书，当时那位学生就跟他说，能不能将条形码做成立体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二维码的概念，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学生所说的“立体的条形码”其实就接近后来的二维码。“那个小孩是化学系的，才18岁。我当时就觉得少年班的小孩知识面很广。”后来，这个学生成了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的学生在上晚自习。
宽口径和个性化是少年班学院人才培养的最大特征。少年班的学生入学后不分学院和专业，先进行一年的数理基础课教育，打实基础;第二年则进入各学院学习;第三年在学院内自主选择专业，进入专业学习阶段。
少年班学生基础好，学校为了满足这些精英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他们提供了更优越的教育资源。比如，全国教学名师向守平几十年来一直承担少年班大一基础物理教学。“课上不能只传授知识，要帮学生仔细梳理科学体系的源流。一定要他们知道科学的源头在哪里，真正的创新一定是在科学的源头上。”
现在已经是哈佛教授的庄小威依然会怀念当时在少年班的生活，“最大好处是很自由，想学什么课就学什么课，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学，这种自由的选课方式养成了我没有太多局限性的思维方式。”
学校会给少年班配备班主任，从大一一直带到大四。班主任需要处理可能发生在学生身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生活、学习、专业选择。
现在少年班学院的党总支副书记兰荣就当过两届少年班的班主任。头一年是任务最重的，兰荣要把这些孩子聚集起来上自习，给年纪偏小的他们树立集体观念，并培养他们的规则意识。后面几年，则要慢慢地指导，并最终退到幕后做个“隐形人”，给他们更多自我成长的空间。少年班的一个理念是，“老师家长都做个‘隐形人’，看到孩子路走弯的时候，出来拨一拨就好”。
“你是不是那个中国少年科技大学的？”每当别人知道陈旸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的时候，都会被问上这么一句话。
“对，我就是那个‘少年科技大学’的。”2009年，陈旸开始担任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院长，从此，类似的问题一直就围绕着他，每年，也有好多媒体找他问少年班相关的事情。他也不烦，有问必答。
38年里，中国科大少年班一共培养了3167人，18%～20%左右在留在学术界，其中包括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在国内外做教授的超过250人，哈佛就有5人，清华有6人;6位少年班校友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被视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此外，还有商业金融领域的张亚勤、郭去疾…… 这些数据，都印在陈旸的脑子里，无需准备即可脱口而出。“用事实说话，可能会更简单直接地让大家了解少年班。”
然而，这些回答，依然打消不了提问者的好奇心，“宁铂现在怎么样了？他是不是因为待在少年班才出家的？”这些年，依然不断有媒体问类似的问题，陈旸有些无奈。但他也不排斥这个问题，而是认真地回答，“这很正常”，“3000多学生里只出了一个宁铂，不是失败。再说了，宁铂怎么了？李叔同若不出家，也就没有弘一法师这样的佛学大师。”
三十多年来，少年班所走的每一步，几乎都被关注和争议围绕着。到现在，还有人将少年班的教育称之为“拔苗计划”。“我们并不是拔苗助长，你说苗出来了，不能一直烂着吧，总得找块儿地给它种下去吧。”陈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宁铂效应”促成少年班
少年班的第一届学生王永已经毕业34年了，他现在已经是中国科大信息学院副院长。到现在，王永还记得同学宁铂当年的火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各级地方报纸上，都能读到宁铂的事迹，而最吸引读者的一条新闻，就是神童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围棋，两局对弈，宁铂全胜，并配有两人对战的照片。这个两岁半就会背诵30多首毛主席诗词、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6岁能开中药方、下棋赢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的神童当时真是家喻户晓，名气超过当今的“网红”，被称为“中国第一天才”。
宁铂的出名源于一封举荐信。1977年，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方毅写信，举荐赣州13岁的天才少年宁铂，信长达10页，详细叙述了宁铂的聪慧。方毅亲笔批示，“请科大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当时，经历十年文革的中国，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人才奇缺。各部门、各系统都需要大量的符合要求、有觉悟、有能力的专门人才。而如何“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成为摆在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迫切问题。宁铂被报道后，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在报道宁铂的材料上写道：“我坚信有智力非凡的出众人才。”
中国科大到宁铂的学校进行了考察，并最终破格录取了这个年仅13岁的孩童。而在此期间，中科院和中国科大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举荐少年英才的信件。是否要成立一个少年班？中科院批示了学校的请求。随后，中国科大选派十多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前往上海、福建、江西、湖北等地考察、招生，最终录取了21名智力超常的少年，组成中国科大第一届第一期的少年班。这个班的平均年龄为14岁。最小的谢彦波只有11岁，还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却已经在湖南医学院子弟中学高二年级的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二名的成绩。
1978年3月18日，少年班开学典礼后的第10天，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到，“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
已经退休的中国科大天体物理中心教授程福臻参加了少年班初建时候的讨论。现在回想起来，第一批少年班的招生并不算规范，虽然有笔试、面试环节，但各地的招生标准和程序并没有统一，多由招生老师自主掌握。
第一期少年班开始后，越来越多的地方单位和机构向中国科大举荐聪明的小孩，中国科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招生。随后招来的学生作为当年第二期少年班的学生加入到宁铂所在的第一期中。
1978年，王永只有16岁，刚刚读高一。按照当时的报考要求，报考少年班的学生必须要在1962年9月之后出生，否则不允许报名，王永出生于11月份。当时，他已经参加了高考，成绩在合肥市长丰县排第一名。
第二期少年班的招生，全国报考人数有937人，来自22个省份。这次，中国科大分省设立考场，组织了全国统一的初试。长丰县第一名的成绩使得王永成了小名人。当地教育局接到中国科大的招生通知时，便给王永在师范学院工作的父亲要了王永的信息，填了报名表。
初试包括语文、数学、物理三科的考试，满分300分。王永考了204分，刚过安徽省的初试线。他和另外两个安徽的学生被安排到科大复试。第二期的招生和第一期一样备受媒体关注。王永在面试的时候，除了有科大的老师外，还有两名新华社的记者在场。最终，他得以顺利进入科大少年班。而另外两名学生则以败北而告终：一个按照科大当时初试通过即可入科大读书的规定进入数学系，另外一个则选择来年再考少年班。
跟王永一起进入少年班的还有日后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2014年他又跳槽到百度任总裁。进入学校后，王永和张亚勤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宁铂，那个在报纸上神话一样的人物。在宁铂的影响下，当时全校很多学生去学围棋。张亚勤就是其中一个。
王永和谢彦波分在一个寝室。与同班其他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比起来，谢彦波的自理能力比较差。王永的一个任务就是照顾谢彦波。班主任特意将给谢彦波洗衣服的事情包给了学校一个工人。王永要陪着他去送衣服、取衣服或者干脆帮他送或取。“大多数人都还好，例如，张亚勤就是自己洗衣服的。” 王永还记得班上一个同学给他传授如何将发黄的衬衫洗白的技巧——在水里滴上两滴蓝墨水。后来他才知道，蓝墨水中含有的鞣酸亚铁能将衣服上的氧化物还原，所产生的黑色沉淀，清洗一下即可祛除。
进入少年班的学生按照五年制的计划进行培养，不分专业，不分方向，在集中进行一年严格的基础训练后，在各个院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王永和张亚勤后来都选择了无线电电子学系自动控制专业。
1979年4月，中国科大向中科院汇报前两期少年班的办学情况。随后中科院给予回复，要求学校把少年班继续办下去。在总结前两期招生经验的基础上，科大对1979年的招生方法进行了改革，即将高考作为初试，中国科大批阅试卷，然后选择优秀者进行复试，以达到检验考生是否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目的。
少年班教育的成果很快凸显。上世纪80年代，全国大多数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录取比例在10%左右，而科大少年班毕业生当年考取国外研究生的比例高达80%，有的年级甚至能够达到100%。前十届少年班毕业生432人中，有87%考上研究生，其中出国留学比例占80%，最终60%左右获得博士学位。
纽约《中报》对少年班的培养做了如此叙述：至1986年底，1万多名中国留美学生中，通过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项目来美国的少年大学生最富有特色，他们年轻而有朝气，成绩非常优秀：“几乎每个人都带着淳朴好学的素质，忧国忧民的抱负，和他们谈话，犹如嗅到了春天的信息，纯洁而芬芳。”
创办少年班的热潮一触即发。1984 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华裔学者丁肇中时提到，“少年班很见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办少年班。”之后，教育部下发《关于请北京大学等校举办少年班的通知》，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研究办少年班事宜。
1985年1月，教育部下发《同意北京大学等12所院校举办少年班》的文件，除中国科大外，又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2所重点高校开办少年班。兴办少年班随即在国内掀起热潮。
“神童生产线”之惑
如今的科大少年班学生报考的时候未必知道宁铂——这个跟他们年龄相差接近40岁的上世纪的天才儿童。昔日的少年班也已经发展成了现在的少年班学院。然而，宁铂却犹如笼罩在少年班上的一个“魔咒”，挥之不去——不得不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宁铂成就了少年班，而他最终选择出家的举动，却激起社会对少年班的种种争议。
“他是个聪明的孩子。”教过宁铂的老师程福臻迄今还是如此评价。一篇报告文学如此描述过宁铂：他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沉静，坐得住，自控能力强，学习更自觉。”然而，神童的巨大光环却使得这个十多岁的孩子背负了太多。“过分的宣传，给了他很不好的导向，他会觉得自己就是神童，就应该高人一等，做什么事都得比别人好。”
宁铂读书的几年里，媒体经常来采访他。有的媒体甚至要求他当场和别人比赛下围棋，或者说个病让他开个方子，或者表演打桥牌——宁铂是校桥牌队的。小小的宁铂也乐于接受这些如今看来是“捧杀”的采访。
负责教务工作的程福臻也试图去筛选媒体，并告诉他们，这样对宁铂这群少年班学生不好。但是他们总是拿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说辞，来解释那些实际上过了头的宣传。“那是一股潮流，潮流来了挡都挡不住。”程福臻略微沉思了一下，回忆起那个对科学和天才都很激进的时代。
1998年，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宁铂曾说过，“过去的我一直处于宣传的包围当中，报纸上宣传的宁铂与真实的我并不同，我当时自我封闭，思维反向，真想找个人说说自己的苦恼，可是谁愿意听一个孩子的倾诉呢？”
随着年龄的增大，神童的巨大光环让宁铂开始变得裹足不前。1982年宁铂本科毕业留校，而没有选择像其他同学一样考研。19岁的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讲师。按照当时科大的规定，如果考研不成功是不能留校的。在留校和考研之间，他很快地选择了前者。“按照他的成绩，他肯定能考上研究生的。”王永说。
宁铂也承认，自己当年确实想以不考研、不出国也会干好，证明自己本来就是神童，“有人说我害怕考试和压力，越混越惨，我本来就是不愿生活在大压力下的普通人。”
留校的宁铂工作很出色，很快他就评上了副教授。然而，此时的他也开始醉心于佛学，并于2003年选择出家。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选择，更是给少年班带来一片责难声。在宁铂还在学校的时候，程福臻等人就开始总结和反思。“科学和教育不应该被外界太多地干扰，科学需要冷静的思考。”此后，少年班便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少年班的学生在毕业之前，一律不能接受采访。
王永觉得，社会对少年班不够包容。他最近在看一个电视节目时，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别的孩子都是唱儿童歌曲，她却唱京剧，而且很到位，让你不觉得她是一个孩子。”看的时候，王永就想到少年班，“这个三岁的小孩如果现在能拿第一名，但是你能保证她三四十岁的时候还是第一名吗？不能，但是看待少年班的时候，很多人就不这么想。”王永说，“年龄越小的选拔，后面所遇到的不定因素就越多。换句话讲，他的出才率就越低。”
少年班多年承受的压力让王永觉得郁闷，“小学、初中、高中都特别优秀的小孩，考不上大学的也比比皆是，但是人们不会盯着他。但对于少年班，外界没有那么宽容，即使我们班80%都考上研究生，他们还是会说‘你那里面有没有考上的’。”
在外界眼中，少年班始终应该是“神童生产线”，培养出来的人必须是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而提出异议者始终认为，少年班是“揠苗助长”，不利于青少年成长。宁铂等人在媒体报道少年班负面新闻时经常被提及，被普遍认为是“少年班失败典型”。 反对少年班的学者以中南大学教授蔡自兴最有代表性。他曾在1999年、2000年、2002年、2006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一口气提交了四篇关于超前教育的提案和大会发言，认为应该废止少年班，但不反对少年上大学。他觉得少年班不利于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给学校和社会造成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事实上，国际上早有对智力超常少年培养的先例。前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专门设立了“特科学校”，对天赋异秉的青少年施以特殊训练;美国1973年通过的《天才教育法》，目的也正是为天才教育提供物力、人力和法律保障。然而，争议声中，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校少年班纷纷停办。最终，当年办了少年班的13所高校中，只剩下中国科大和西安交大两所学校还保留了少年班。
吉林大学少年班在一份工作总结中提到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招生如何把好质量关？对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如何考查？参加高考，还是单独出题，或其他方式？考取研究生的年龄还小，延长学制或读第二学位？经费怎么办？管理体制如何确定？
2001年，上海交大停办少年班的时候，有关教师曾透露，学校“少年班”停止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源范围越来越窄，质量也逐年下降。以华东地区为主要招生范围的交大少年班，已连续几年招不到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的学生;一些地方的部分中学，则把优秀学生集中起来，搞“速成”教学。当这些“神童”跨进高校大门后，学校发现：有的学生虽然能凭借技巧解出难题，但他们并未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有的学生只能适应老师为他“开小灶”，却难以适应在大课堂的教学方式;一部分学生发展潜力并不大。
而中国科大却在少年班的道路上不断拓展，并且最终于2008年成立了少年班学院。目前的少年班学员约有300人，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最早针对早慧儿童设立的少年班，成立于1985年;针对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仿照少年班模式开办的“教学改革试点班”;以及成立于2010年、通过先面试后高考录取的创新试点班。“我们不提倡学生年纪越小越好，现在的少年班学院，绝大多数是16到18岁的学生。”陈旸说。
在接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大少年班的毕业生有85%以上考取国内外研究生。从原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到美国科学院院士庄小威，从科技界到产业界，不少少年班学员在不同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虽然，他们可能并没有天才少年宁铂的结局，留给世人的印象深刻。
随着少年班学员特点的变化，少年班学院的办学理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陈旸说，“如果说少年班成立初期，我们的初衷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话，那么如今，我们更希望探索一条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模式，使学生未来有能力担负起社会发展的责任、传承优良的文化道德、引领社会的科技进步。”
中国科大原校长朱清时说，科大少年班能够坚持办学，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在许多年的办学中不墨守一种形式，一直在探索和创新。“少年班是在探索教育教学的一些规律，并不是说这个模式就是好的，我们只是想给提前完成高中学业、并有能力进入大学的人提供一个平台。”陈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城堡”之内的自由
位于中国科大天使路上的一座灰色小楼，便是这帮天才少年所独有的“城堡”。
陈旸开始当院长后，再次强调了少年班学生一律不能接受采访的规定。“他们都是孩子，承受不起这种吹捧，这个年龄的小孩，一旦抬起来，他们会真的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很难沉得下去，所谓的捧杀就是这个意思。”
禁止接受采访的规定，几乎每个少年班的孩子都知道。所以，陌生人要进如这座“城堡”并不容易。如果少年班的学生发现楼内有陌生的人，会及时向保安报告。在当院长之前，陈旸曾在2003年当过少年班导师，会给学生进行一些学业和选择方向上的辅导。对他来说，少年班的孩子并没有什么神秘感，除了他们确实都非常聪明。
一天，他看到一个学生在读一本关于条形码的书，当时那位学生就跟他说，能不能将条形码做成立体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二维码的概念，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学生所说的“立体的条形码”其实就接近后来的二维码。“那个小孩是化学系的，才18岁。我当时就觉得少年班的小孩知识面很广。”后来，这个学生成了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
宽口径和个性化是少年班学院人才培养的最大特征。少年班的学生入学后不分学院和专业，先进行一年的数理基础课教育，打实基础;第二年则进入各学院学习;第三年在学院内自主选择专业，进入专业学习阶段。
少年班学生基础好，学校为了满足这些精英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他们提供了更优越的教育资源。比如，全国教学名师向守平几十年来一直承担少年班大一基础物理教学。“课上不能只传授知识，要帮学生仔细梳理科学体系的源流。一定要他们知道科学的源头在哪里，真正的创新一定是在科学的源头上。”
现在已经是哈佛教授的庄小威依然会怀念当时在少年班的生活，“最大好处是很自由，想学什么课就学什么课，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学，这种自由的选课方式养成了我没有太多局限性的思维方式。”
学校会给少年班配备班主任，从大一一直带到大四。班主任需要处理可能发生在学生身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生活、学习、专业选择。
现在少年班学院的党总支副书记兰荣就当过两届少年班的班主任。头一年是任务最重的，兰荣要把这些孩子聚集起来上自习，给年纪偏小的他们树立集体观念，并培养他们的规则意识。后面几年，则要慢慢地指导，并最终退到幕后做个“隐形人”，给他们更多自我成长的空间。少年班的一个理念是，“老师家长都做个‘隐形人’，看到孩子路走弯的时候，出来拨一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