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许想不到，被荒山秃岭所包围的兰州，在1000多年前却是水草丰美、生机盎然。
　　千年间，兰州生态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清代道光时期，兰州人首次开始为荒山植树造林。在近200年的荒山造林史中，兰州沉淀了大量的绿色文化，可惜并不为人所知。
　　兰州的绿色文化是一段被历史湮没的记忆。
　　
　　曾经的游牧之地
　　
　　又是一年春草绿。清明过后，气温回暖，一年一度的植树造林高峰又来临了。
　　“人们也许想不到，兰州周围的荒山秃岭，是近1000多年间造成的。”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会长张克复说。
　　“今天人们植树造林，仅仅是为了偿还人们数千年来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曾经参与了兰州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的学者彭岚嘉评论说。
　　“实际上，在1000年前，甚至是300年前，兰州的植被都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称得上水草丰美。”张克复先生强调说。
　　近些年，兰州周边发现的大量恐龙化石和恐龙足迹以及古象的化石表明，在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兰州及其周边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湖泊和湿地星罗棋布，在隆起的湖滩和高地上，生长着茂密的真蕨、苏铁、银杏、松树和柏树。
　　到了距今约1万年时，兰州的气候比较温暖，境内河流纵横，南部属于针叶阔叶林带，北部则是疏林草原，非常适合人类生存。当时，兰州境内还生存着两种古老的大象以及古犀牛、古鹿、普氏野马等动物。
　　在距今2200年前，兰州境内生活着羌族、匈奴等游牧民族，丰美的水草为他们的游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永登县树屏乡曾经发现过游牧民族部落首领使用的鹰嘴权杖首。这组青铜鸟首铜杖首有四个，其中一个高5.5厘米，宽5.2厘米，整个青铜杖首以雄鹰图案为主体，上部是一个鹰的头部，下面留有安装令牌孔。这个杖首可能曾为月氏或匈奴部落首领所有。据此推测，在2500年前，永登县树屏乡榆树沟一带有一支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在此生息。今天已经是荒山秃岭的永登树屏一带，当时应是植被良好，水草丰美。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政府在兰州的黄河岸边设立了榆中县，据专家考证，榆中县的命名就和当时兰州有大量的榆树有关系。
　　两汉时期，甘肃境内“大山乔木，连跨数郡，茂林荫翳”。兰州等地也是“溪谷复深，草木荒延”。随着西汉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需要，大批移民也逐渐从河东等地来到兰州。他们居住在兰州南面的半山腰上，兰新铁路两侧的沿线附近，大量人口的涌入，对兰州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给生态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从现存的文字资料中，我们能看到两汉到唐宋时期兰州的植被状况。这些文字材料成为兰州绿色文化的历史见证!”张克复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一部分内容记述了甘肃省境内的河流，写到了兰州当时的植被情况。《水经注》中记载：5世纪时，金城县(治所在今西固城一带)南山梁泉一带“榆木成林”。这段记载不仅印证了秦始皇时榆中县命名的原因，而且也是兰州当时生态状况的见证。
　　汉唐时期兰州植被良好，而且还有产自林区的特产作为贡品送往长安。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于天宝八年(749)途经甘肃赴西域，充任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两年后又经过甘肃返回长安。他路过兰州时，留下了《题金城临河驿楼》一诗。其中写道：“古戍依重险，高楼接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忽如江浦上，忆作捕鱼郎。”诗中所写“鹦鹉”和“麝香”都是当时兰州的特产，尤其是麝香被作为贡品而上贡。《新唐书·地理志》中明确记载，兰州出产的麝香是非常重要的贡品。
　　宋代的刘宪在他的诗《摩云岭》中写道：　“九月初秋到，千山雪已深。石危妨驱马，林晚怯栖息禽。”这里的摩云岭就是以前人们所说的摩天岭，即今天的七道梁，从刘宪的诗来看，当时兰州的植被也非常好。
　　
　　恶化原因何在
　　
　　1124年，兰州地区发生大地震，　“诸山草木悉没”。从中可以看出到了北宋初，兰州的植被依然非常良好。自宋代以后，兰州的植被逐渐开始恶化。
　　“造成生态破坏的原因主要有移民屯田、战火蔓延、自然火灾等等。”张克复说。造成兰州植被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宋夏之间的战争。“北宋时期，兰州境内分别为北宋和西夏所占据，双方为争夺兰州城，曾经发生过多次大战。双方参战的士兵数量非常多，据记载，李元吴一次动员进攻兰州城的士兵就达到20多万，而守城的宋军数量也近万人。”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金玉铭说。如此众多的士卒，他们的生活取暖基本上来自兰州周边的大批林木。金玉铭说：“兰州地区植被损毁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其次还有生活习俗，比如西北人喜欢居住板屋，这种房子基本就是小头架子，非常耗费木料，当人口众多时，耗费的木料就不是一个小数量。同时，移民屯田也是森林损毁的原因。”　当然，兰州植被情况发生变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到了明代，兰州的植被依然非常好。明初，兰州的南、北两山许多地方都是茂密的森林，修建五泉山时还砍伐了8万多株木料，五泉山周围林术就是在此时被砍掉的。
　　“曾经的上西同一带，更是流水潺潺，风光迷人，曾任明朝兵部尚书一职的彭泽，就在上西同一带读书。”张克复说。明代兰州人彭泽担任过兵部尚书一职，曾经写过《满江红·九日游西园》，其巾开头就写道：　“行过前蹊，抬望眼，满山红叶。便驱车早上山楼，饱看秋色……”在他的笔下，西园一带风景优美，红叶满山，泉水流淌，与今天上、下西同一带的情况大相径庭。
　　明代有好几位诗人吟诵过兰州华林山，从中可见兰州当时的植被情况，例如，张谅在《华林寺》巾写道：　“华林景物最清幽，金碧玲珑树木稠。钵底潜龙僧入定，柳荫系马客来游。雨于对榻青山好，风静迎门绿水流。更喜晚来堪赏处，残霞一片古峰头。”王执礼在他的诗作《华林寺》中也写道：　“泉声杂乱松声响，日色遥连树色稠。”
　　清康熙以后，社会日益安定，人口数量迅猛增加，人们对大自然的索取日益增多。尽管如此，兰州许多地方植被状况依然非常好，皋兰山、雷坛河、沈家坡等地方仍然林木茂密，流水潺潺。兰州植被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的时代是从清同治到新中围成立前的八九十年。
　　从清同治年间开始，西北各地战乱不断，再加之气候变化剧烈，干旱接连不断，人们时刻处在死亡的边缘。战乱破坏了生产，人们衣食无着，只有剥树皮为食，直接导致林木大片死亡，林小死亡导致生态状况迅速恶化，生态状况恶化又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前的八几十年间，兰州生态一直处于恶性循环的怪圈中。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张恨水到兰州，曾写过一首诗：　“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义充饭菜又充汤。”字里行间向世人诉说的是天灾人祸相加下的 生态变化。
　　到解放前，兰州城区周围的森林生态体系基本上崩溃了。从留下的大量老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Ⅱ泉山、白塔山等所谓的兰州名胜几乎都是荒山。人们站在兰州城区，只能看到五泉山山顶上的一棵榆树。此时，只有兰州的一些河汊中植被状况尚属不错，张苏滩、大雁滩、宋家滩等地方能煎水鸟嬉戏，芦苇遍布。
　　 　 被历史烫没的记忆
　　
　　从道光年间开始，兰州人就开始有组织、有目标地人工植树造林，改善自然环境。
　　“杨遇春1826年疏理陕甘总督，1828年实授陕甘总督后，重修了兰州的皋兰山顶的三台阁。”兰州翰林曹炯所撰的《重修三台阁记》记载，人们在修好三台阁后，在三台阁周围挖窖蓄水，栽树绿化。这次植树造林行动是兰州南、北两山的首次人工植树造林行动。
　　“这也是兰州历史上的第一次荒山造林创举。”张克复介绍说。
　　三台阁的人工造林拉开了近200年兰州人工造林的序幕。其后，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在甘肃各地大规模植树造林，兰州境内也有大量的左公柳。1918年，时任甘肃大林区总办的罗经权，在兰州的二郎岗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植树造林活动。1926年，时任甘肃省建设厅长的杨慕时，倡导在中山林植树造林。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来兰州视察，拨专款在兰州的徐家山进行人工造林。在徐家山负责进行植树造林的就是中国第一个运用科学知识开展水土保持事业的科学家——张心一。
　　1958年，徐家山林场成立，意味着兰州南、北两山的绿化开始进入大规模造林时期。为了植树造林，兰州人因陋就简，没有上水设施，就背冰上山，绿化白塔山。
　　改革开放后，甘肃各地掀起种草种树热潮，全国各地的人们向甘肃伸出了援助之手。新疆的核桃树、北京的侧柏、黑龙江的松树……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树种在此开花结果，这片林子也被人们称为“中国林”。
　　20世纪90年代后，高科技造林技术逐渐推广，兰州植树造林进入了新历程。如今，兰州的南、北两山共数目1.5亿株，绿化面积近60万亩。
　　兰州生态环境的变迁史，就是中国北方生态变化的一个缩影，兰州造林史也是中国造林史的见证。为弘扬兰州绿色文化，人们在皋兰修建了绿色文化博览园。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兰州市民而言，他们并不了解兰州生态的变迁，更不了解兰州人为绿色而付出的心血。我们需要从更广的层面总结、提炼兰州的绿色文化，比如兰州人在植树造林中的创举、被人遗忘了的兰州私家园林、文人墨客笔下兰州的生态状况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更深的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