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被调查一事，引起社会高度关注。近年来，知名企业家屡涉经济大案，从2003年上海首富、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被捕，到2010年中国首富、国美电器主席黄光裕锒铛入狱，“明星富豪”接二连三地倒下。“民营企业家频出大案”的现象引人深思，这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了哪些教训？为此，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刘小玄，中国企业家犯罪问题研究专家、律师王荣利。
　　环球人物杂志：徐明是“明星富豪”，过去说官员和国企老总有“带病提拔”的问题，现在民营企业家也出现“带病做明星”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
　　王荣利：徐明接受调查不足为奇。目前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基本上都是第一代企业家，他们无法从父辈那里继承任何企业经营管理的规范，又大多成长于“文革”时期，身上带有“草莽英雄”的色彩，有胆识、有魄力，但普遍缺少法律观念。与法律相比，他们更注重是否有“关系”或“背景”，依靠“关系”一夜暴富的现象的确存在。所以近年来企业家出事形成一种惯性，一批高官落马，就必然拉下一批明星企业家。
　　刘小玄：这是目前制度不健全造成的。企业家的职能之一是赚钱，赚钱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靠能力和创新实现；但如果制度不健全，政府的权力很大，社会上存在腐败之风，那么民营企业家为企业的自身利益不可避免地会走上攀附政府、跟政府建立更密切关系的道路。这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商人为了盈利就得攀附权贵。
　　环球人物杂志：企业家和政府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
　　刘小玄：企业家和政府交往过密一定会出问题，要把握一个度才能保持平衡，这个“度”就是违法的事一定不能做。在不违法的情况下，企业家和政府保持一定关系是完全可以的，特别是带有公益性质的关系，企业为政府做公益的、社会责任方面的事，这对企业形象是加分的，又不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环球人物杂志：从徐明被调查一事中，民营企业家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刘小玄：民营企业家应该有战略眼光，从长远的发展考虑，靠创新和核心的竞争力，才能在市场上站得住，才能保持可续性的发展，不能只图眼前利益。
　　王荣利：民营企业家应该自省。企业做大做强后，一定要考虑法律因素，要对法律有清晰的认识，对近年来反腐败的形势有清晰的认识。积累财富不能铤而走险，平稳发展最重要，平稳首要就是要守法。我认为企业家也要有“三讲”，讲经济、讲政治、讲法律，这样才能减少出问题的风险。
　　环球人物杂志：徐明被调查给政府留下了哪些教训？
　　刘小玄：对于政府来说，要经得住各种各样的诱惑，不能见利忘义，忘记自己的公共职能。政府行使的是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不能拿公权力谋取私利。
　　王荣利：要理清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政府应该是规则的制定者，是吹哨人。但现在我们的政府仍然“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每一届领导上任都把招商引资当作重头戏，并动用自身职能为企业扫平道路。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可行的，现在已不能这样做。政府要退出市场行为，做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的监督者和对违法乱纪予以制裁的裁判者。
　　环球人物杂志：对民营企业家，政府是否要加强监管？国企老总有国资委监管，民营企业家的问题，哪个部门负责监管？
　　刘小玄：政府直接管企业管得越多，就越会有行贿行为。市场才是最好的监管。然而，在中国目前的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干预经济太多，导致市场自身难以发挥作用。可以考虑的做法是，成立一个超脱于利益集团之上，通过法律仲裁、市场竞争的仲裁、专利保护、产权保护等一套规范的制度，对所有企业进行公正裁决。这样的机构在西方比较常见，一般叫反垄断委员会或公平竞争委员会。英国就有这样一个委员会，其他国家都有类似委员会存在。
　　在我国，商务部、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3个部门都承担了一部分监管民营企业的责任，然而“多龙治水”就等于“无龙治水”。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做法，尝试成立一个高级别的监管委员会，直接由国务院任命，在裁决方面不受利益集团的干扰，其职能包括发现一切阻碍竞争的行为。委员会接到对某企业行贿的举报，就有权对企业家和官员展开独立调查，如发现企业进行了黑幕交易，妨礙了公平竞争，委员会有权惩处。这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共同监管。这或许能够阻止很多大案发生，挽救很多企业家和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