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策划”：中国的一个文化品牌
　　
　　当我站在多瑙河的黄昏，看夕阳把多瑙河之波染成金色，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成群的水鸟在水天之间翻飞；当汽车带我们穿越维也纳森林，漫天的雪花把德国的冬天送到我们身边，雪住天晴，沿着蜿蜒的石阶登上海德堡那高高的古堡，看昔日炮火轰断的老墙，看墙脚悄悄生长的青苔……我心中依然回响着金色大厅的掌声。这是我多年前写下的文字。
　　10年前，这“掌声”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转播，国人为之一振，这不是中国民族音乐吗？是的。2007年春节，当中国音乐学院华夏民族乐团出现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这已是中国民族乐团第十年在金色大厅举办中国春节音乐会了。
　　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不少享誉世界的音乐家是在金色大厅一夜成名，许多欧美音乐家被深深吸引，以能进入金色大厅演奏作为一生的追求和荣耀。
　　“叩开金色大厅之门，把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办到金色大厅去！”萌生这一梦想，并把这梦想变成一件盛事的是中国民间的一对父子，父叫吴泽洲、子叫吴嘉童。
　　连续10年，他们已把中国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国上海民族乐团、中国香港中乐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民族乐团、中国南京民族乐团、中国天津民族乐团、中国浙江民族乐团等先后运作到金色大厅去。
　　国内有人把他们看作是成功的经纪人，欧洲多国文化部门或驻华使馆则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民间的“文化使者”。2004年4月7日，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克莱斯蒂尔总统授予吴泽洲“共和国金质勋章”。他们自称“吴氏策划”，这是个颇具中国特点并有个性的名号。
　　今年，吴氏策划为纪念连续10年把中国民族音乐精华推向世界艺术舞台和国际文化市场，与“中国华夏民族乐团”和“中国浙江民族乐团”合作，率两个团巡访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卢森堡、埃及、俄罗斯、瑞典、芬兰、荷兰、丹麦等12国的22座历史文化名城，历时40天，地跨三大洲，行程数万里，这是历年来巡演地域最广、出演人员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
　　过去的16年，吴氏策划还邀请德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美国、瑞士、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瑞典、英国、俄罗斯、意大利、乌克兰、埃及、以色列、墨西哥等众多国家杰出的艺术团体访问中国，在大江南北演出。为拓展双向交流，他们也把中国交响乐、舞蹈、杂技、京剧等艺术品类陆续推荐到世界多国舞台。
　　这对民间父子，以国际文化产业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引领中国多种艺术团体与西方多种艺术团体，进行了如此广泛的双向交流，文明对话。在我看来，这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他们父子做到目前这样的高度、广度和持久，已是空前的了。今天，在国际舞台上，“吴氏策划”已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品牌，不仅仅属于吴泽洲父子，它属于社会，属于中国，属于国际舞台。
　　
　　


　　有人问：“作为一个物理学者，您何以如此热衷于国际文化交流？”吴泽洲说：“我几乎像个荒废学业的小学生，惶惶然不知答对。”
　　
　　一项真正不凡之事，仅描述轰轰烈烈的场面和事件是不够的。自古以来，多少帝国崩溃了，王朝的声威消失了，化作考古发现的文明碎片。人们对文明的碎片就可能很感兴趣。但曾经创造那些辉煌的人们的心迹呢？我总以为，那些有过非凡奋斗的人们曾经是怎么想的，体悟过什么，为什么会那样颠沛不已，矢志不移地去做？他们精神的亮光，情感的温度，恐怕是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打动一代代人心，能够修复文明碎片，再造文明的东西。所以我重视吴氏父子本身，有甚于重视他们的业绩。
　　吴泽洲生长在天津，父亲吴彦闻是个读书人，曾上过天津的北洋学堂，当过政府职员，也做过买卖，是个不成功的商人。母亲张慈仁识字不多，生过8个儿女，吴泽洲是“老八”。那个时代的妇女与社会接触很少，他的母亲却有一个“话匣子”。
　　“我母亲通过它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吴泽洲说母亲最喜欢听戏剧和曲艺。吴泽洲对音乐的热爱，也许可以遥遥追溯到孩提时在母亲膝前听那“话匣子”里传出来的乐曲和鼓点。
　　吴嘉童曾说“我奶奶是个哲学家”，因为奶奶曾对他说，“你要多学本领，艺不压身。”奶奶也说，“你要知足长乐，随遇而安。”我听了不禁想，中国哲学恐怕真是深入民间的，在许多不识字的老太太身上也一代一代地传播着。
　　1956年吴泽洲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后被选派到中国科学院进修低温物理、超导理论。进修结束后返回北师大，继续任教并参与“低温下x射线固体晶格衍射”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1980年2月，荣毅仁先生推荐并资助他去德国留学。他先进了德国歌德语言学院，41岁的吴泽洲在这里开始学德语。今天，吴泽洲能说俄、英、德、西班牙4种语言。这是他进行“跨国运作”非常重要的知识资本。
　　吴泽洲到德国两年后，被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邀请，作为客座科学家从事低温超导下寻求磁单荷研究工作，同时参与慕尼黑技术大学“固体物理”教学工作。这以后，吴嘉童于1985年高中毕业，吴泽洲就把儿子接到德国，让他也进了歌德语言学院去学德语，同时把他送到一位德国老太太的家里去住宿。
　　“德勒太太当时57岁，”吴泽洲说，“有几座花园洋房，还有自己的商店。但你根本看不出德勒太太很有钱。德勒太太穿着很简朴，还每天自己擦地板，跪在地上擦。她还给嘉童洗衣服、洗袜子。”
　　吴泽洲为什么如此安排？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初到德国，他会如何变化呢？吴泽洲说，“我把嘉童送到德勒太太家，是让嘉童去感受和学习一位德国老太太的勤奋和简朴。”
　　吴泽洲认为，儿子去德国不仅是去学知识，还应该学到这个民族内部那些优秀的品质。他安排儿子去住宿的第二个家庭是一个学者之家。
　　“恩斯特博士会7国语言，编了13部字典。他已经80多岁，没有谁叫他工作，他仍然每天按时起床，按时写作，按时活动，按时休息。恩斯特博士那为人之谦恭，治学之严谨，生活之规律，简直让人敬佩不已。”
　　我在吴泽洲的讲述中想，也许应该记取，一个人如果生活没有规律就没有效率。恩斯特博士的那么多知识和成就，就是在像钟表那样准时的持之以恒的推进中，学习来和做出来的。
　　吴泽洲曾问恩斯特博士：“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精力，怎么能懂这么多种语言？”恩斯特博士答道：“你也会长寿。”
　　


　　“为什么？”
　　“因为没有战争。”
　　吴泽洲忽然感到一种震撼，感到战争也曾经给德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没有战争的日子里，德国的许许多多人是在多么勤奋，多么认真地工作啊！
　　过了德语关后，吴嘉童又先后就读于维也纳技术大学和维也纳经济大学，他的论文在1996年荣获了奥地利著名的鲁道夫·塞灵格基金会科技奖，是中国获此奖的第一人。新华社对此发了通稿。吴泽洲也应邀去参加了儿子获奖的颁奖仪式。
　　关于把中国民族乐团运作到金色大厅去演出，吴泽洲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是我儿子在维也纳留学，也就没有我们后来做的这些事。”这事，如何开端？
　　
　　吴泽洲把16年划分为三个阶段，称第一阶段为：友情的相托，感慨的泪水，个人的爱好，成功的喜悦
　　1991年春，一个落雪的假日，吴泽洲从慕尼黑到维也纳去看儿子。忽然有位朋友介绍一位名叫马拉特的维也纳音乐家给吴泽洲。双方就在维也纳歌剧院旁边的咖啡馆里见面。
　　马拉特说：“我们想到中国去演出，你能不能帮助我，机票我们自己解决，演出不收报酬。”
　　你身居异国，能有一些外国朋友，这是很珍贵的。何况吴嘉童曾经深受德勒太太和恩斯特夫妇的恩惠。面对眼前这件事，吴泽洲感到一是友情相托不可推辞，二是觉得这是个好事，回国把这个乐团介绍给北京音乐厅，可能还做个顺水人情呢！
　　


　　吴泽洲答应了。这年初夏，他回国，本想把这份来自音乐之邦的礼物送给北京音乐厅，不料对方说：“做不成。”
　　“为什么？”
　　“高雅音乐没人听。”北京音乐厅办公室主任苗雨告诉他，中央乐团在这儿演出，卖2元、4元、6元一张的票价，只卖出二分之一，中场休息后，只剩下几十个人，还没有台上乐团的人多。维也纳来的也是高雅音乐，虽然自己管机票，白演出，但要吃住呀！卖的票不够管吃住，我们没钱赔，所以做不成。
　　可是，怎么回答维也纳朋友呢？说自己没有能力，说中国人不喜欢高雅音乐？吴泽洲是个要面子的中国人。这时发现自己进退两难。
　　“如果我想办法解决食宿呢，你做不做？”他问。
　　“那咱们做。”苗雨说，“卖的票，钱全部归您都行。”
　　吴泽洲四处奔走，在碰了许多壁后，通过旅游局找到了北京饭店贵宾楼，贵宾楼答应提供食宿，条件是要维也纳的演奏家们在贵宾楼3楼大厅也举办一场音乐会，并要电视台转播，从而达到宣传贵宾楼的目的。
　　吴泽洲再次遇到难题，“我有什么办法让电视台转播呢？”若不设法让电视台转播，这件事还是做不成。吴泽洲又开始找电视台。就这样，吴泽洲一被步步拖进了这个故事。
　　最后，意外地在北京电视台总编辑于知峰的无条件支持下，满足了“转播”。吴泽洲说：“我永远忘不了于知峰对我说：吴老师，您奔走的是一项国际性的文化艺术交流事业，我们完全支持，一分钱转播费也不收。”
　　多年后，吴泽洲与于知峰在一个酒宴上相遇，吴泽洲紧握着于知峰的手说：“如果没有您当年那无条件地支持我，我也不会有后来金色大厅这事。”
　　维也纳马拉特所率的音乐团首次来到中国，不仅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喜获成功，又在贵宾楼演出，并经北京电视台转播使整个北京市都看到了，远方来的艺术家们因此欣喜若狂。吴泽洲本无意做的这件事，竟也无意中做得挺漂亮。
　　当吴泽洲做完这事如释重负后，一个他没有估计到的情况出现：更多艺术团体来请吴泽洲帮忙……帮不帮呢？此后，吴泽洲连续7年，把包括奥地利在内的8个国家的艺术团体运作到中国演出，虽历经种种曲折，毕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是这些成功促使吴泽洲想，我为什么不能把中国民族乐团运作到维也纳去呢？
　　当时我国艺术团体的状况如何？如果看关于艺术团体的介绍，人们都会看到“历史悠久、人才荟萃、艺术精湛、实力雄厚”之类的评价，但是，当时我国两千多个文艺团体都不景气，民族音乐处境更加困难。把在本土都不景气的民族音乐，推到金色大厅去，行吗？
　　不能否认，吴泽洲的性格中活跃着一种锐利进取的东西。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舞台，我就不信，没有中国民族音乐家吃饭的地方？”
　　不做则罢，要做就要挺进世界上最有名望的音乐殿堂。他于1997年3月致函中国文化部，明确提出：“凭借国人自身努力，能动地把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精华，推向世界艺术舞台和国际文化市场。”怎么推？不必国家出资，由民间来运作，这是当今沟通国际文化交流的一条文化产业渠道。当然，在中国国情下，这需要得到国家的批准。这就是梦想叩开金色大厅之门的开端。
　　
　　和卡拉扬的乐团定一样高的票价。这不是我们父子的尊严，是中国民族音乐的尊严
　　吴泽洲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吴氏父子开始投入“策划和运作”。据吴氏父子说，把中国乐团运作到欧洲演出，比把维也纳乐团运作到中国演出，困难大得非常多。我且忽略那些国内国外运作期间的山穷水尽与柳暗花明，只说吴嘉童为此穿梭飞行于亚欧就多达7次。在国内，文化部批准中央民族乐团百名演奏家组团出征。百名音乐家的往返机票和在欧洲的食宿费用，还有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和一批报刊记者共43人组成的浩大的记者团的交通食宿费用，全部由吴氏策划承担。这不是小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承担着惊心动魄的风险。
　　在维也纳，吴氏父子为了给这场演出定票价就煞费苦心，斟酌难定。吴氏父子要来了金色大厅保存着的历年演出的票价记录册，各国音乐团体来此演出的时间和票价都历历在目。
　　“我们该定个什么价？”这个问号久久在他们头脑中缠绕。
　　如果把票价定高了，问津者寡，票卖不出去，或者只能卖出去一半，那就注定要被耻笑，没有开场就注定失败了。
　　如果票卖低了，也会被人瞧不起。
　　又不能让金色大厅的座位空着，又要高价位，怎么办？
　　最后，吴泽洲说：“看看卡拉扬带的乐团是什么价位，我们就定跟他们一样的价位！”说出这话，吴泽洲已经热泪盈眶了。
　　在这远离祖国的地方，吴氏父子不是政府的外交官员，也不是文化官员，但奇妙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意义和使命。没有人要他承担这个使命，这种使命似乎是他们自幼所接受的文化赋予他们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自愿去担当的东西。
　　吴泽洲说：“我们最后选定了同卡拉扬的乐团同等价位，这不是我们父子的尊严，这是中国民族音乐的尊严。”
　　中国的音乐史应该记住：1997年那个秋天，在拥有128年历史的维也纳音乐圣殿，是吴泽洲这位物理学教授，成为与金色大厅签约的第一个中国人。那时，远隔重洋，除了他的儿子，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签下“吴泽洲”这三个字时笔下出现的是一种悲壮气象。
　　令人倍受鼓舞的是，中奥两国最高领导人都为此写了贺词。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贺词中写道：“欣闻中央民族乐团1998年春节之际出访奥地利，在著名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中国新春音乐会》专场演出，这是中奥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写道：“为了使挚爱音乐的中国人了解维也纳的音乐传统，吴泽洲先生将奥地利的音乐家们接至北京举办令人瞩目的音乐会已逾七年。我十分高兴的是，吴泽洲先生在第八年终于坚持不渝地将北京的音乐家们带到了维也纳，从而使维也纳的音乐听众从现在开始也可以听到伟大中国音乐传统的声音。”
　　为壮声威，吴氏策划还策划了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吴氏策划及中国旅行总社组织的中国赴奥地利乐迷团，有450人自费前往奥地利观光助威。
　　出征的这一天终于到来。总计600人的团体乘专机飞往欧洲多瑙河畔去播扬中国传统音乐，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文化史上都是空前的，没有先例的。与此同时，吴嘉童从意大利南部花10万元先令购买的8000朵一律红色的鲜花也用飞机运抵维也纳。
　　1998年1月27日维也纳时间19点30分，正是中国虎年正月初一凌晨北京时间两点。中国中央民族乐团以强大的阵容登上了金色大厅的舞台，大厅内36尊金色的音乐女神雕像神采奕奕，高悬的水晶吊灯和琳琅满目的水晶壁灯把大厅照耀得金碧辉煌，三层看台两千张金色皮椅座无虚席，另有300名购买站票的维也纳观众伫立厅后，全场鼓响掌声。
　　何谓鲜花与掌声？整个大厅沉浸在8000朵鲜花的芳香之中，整个大厅金光灿烂，整个大厅掌声爆响。1998年能自费去维也纳助威的450名中国人，都是那时已经比较富裕者，他们全都穿着节日盛装，整体出现在金色大厅，那阵容也是足以夺人耳目的中国风景。当中国音乐家们先后奏响奥中两国国歌，全场肃立。吴氏父子的泪水再次落下！前去助威的许多中国人也热泪盈眶。
　　奥地利音乐界泰斗、年近九旬的布拉威教授曾应吴氏策划邀请，由吴嘉童陪同到中国考察，现在布拉威亲自担纲这场音乐会的节目主持人。他告诉大家，考古发现中国7000年前的骨笛，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乐器；中国出土的两千多年前的编钟，是那么神奇。中国乐器和音乐的优美，历史都早于欧洲音乐。
　　布拉威的介绍、中国乐团的演奏、维也纳观众的反应，共同营造了金色大厅意想不到的情景。毕竟，这是悠久的中国音乐，首次在金色大厅奏响，这是人类两大音乐文明的伟大握手。维也纳听众不仅鼓掌而且跺脚。在久久不肯止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音乐会一再延时，最后超出正常时间100分钟，长达3小时零5分才告结束，超时竟然将近一倍。
　　


　　“我深受感动。音乐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寓意深刻而和谐。”这是奥地利前总统、联合国前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博士的话。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真让人投入，简直无与伦比！您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真了不起！”这是奥地利前总理兼外交部长莫克先生的话。
　　维也纳上层社会许多名流亲历了这场盛会，出席音乐会的还有奥地利联邦议会议长、红衣大主教、奥地利国务秘书、奥地利教育部长、维也纳市长、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大使和许多国家驻奥地利或联合国机构的外交使节等。连美国的报纸也报道为“贵宾如云”、“冠盖云集”。中国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奥地利国家电视台、欧洲卫星三台等五大电视台转播了这场音乐会的盛况，覆盖欧亚大陆十亿中外电视观众。
　　
　　有一种东西很可怕，它不犯法，但它侵犯人的灵魂。就是庸俗、低俗的东西，更可怕的是轰轰烈烈地制造假文化。吴氏父子坚持播扬高雅文化，无悔无愧
　　1998年春节首次运作成功后，吴泽洲的愿望又发生了重要的展衍：企图让世界上从此有两个新年音乐会，一是已有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是“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演奏地点都在被誉为世界音乐圣殿的金色大厅。这无论如何是个雄心壮志。有可能吗？
　　1999年春节，吴氏父子的愿望再次得到实现。他们策动的“兔年计划”，把巡演范围扩展到奥地利、德国、丹麦的8个城市。中国、奥地利、瑞士、德国、法国、丹麦等6国电视台转播了音乐会实况。至此，有没有困难？
　　2000年1月12日，吴泽洲在第三年出征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民间运作如此大规模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运作之中有许多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种种困阻。我们奋斗了几年，仅仅是踩出了一条羊肠小道。”
　　我在随团出访的过程中，既看到了辉煌，也看到了非常的困难。吴泽洲回顾过去，把第二阶段概括为：“价值感悟，上下求索，圣洁梦幻，双向交流。”为什么有一句“圣洁梦幻”？他写道：“个人才能，诚然绵薄，几近梦幻，然而其事本身却也圣洁崇高，实是值得执着参与的使命。故此，谨怀着虔诚而炽热的情愫，‘为伊消得人憔悴’而‘衣带渐宽终不悔’。”
　　如果说第一阶段吴氏父子因受友情相托加个人爱好，做了这件事，第二阶段感悟到意义并达成了双向交流，第三阶段他们就被一种责任感驱使。吴泽洲把第三阶段概括为：“文化传播，文明对话，人类友好，世界和谐。”
　　对此，他说：“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张显我国的软实力，关系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也促进各国人民之间彼此的了解，增进友好，促进合作，促进世界和谐。”他甚至说，“我们是在献身！”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时，吴泽洲出言激动而且不无激烈。
　　比如他说：“你看看现在国内文化市场充斥低俗。高雅艺术还是被冷落。”有人对他说，你如果运作歌星的晚会，一场能赚很多钱。他说我不干了这个。问他为什么？他说，非常不喜欢。吴泽洲的激烈之词我不便引述。另有一位老艺术家说：有一种东西很可怕，它不犯法，但是它侵犯人们的灵魂。就是庸俗、低俗的东西，更可怕的是轰轰烈烈地制造假文化。不光歌曲，还有影视，精神贫乏的空虚的名气最大，最赚钱。这叫市场？
　　吴氏父子发愿：“要把中国民族音乐播扬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吴泽洲还骄傲地这样说：“我的舞台是地球。”
　　（作者系著名作家，著有《无极之路》、《智慧风暴》、《新教育风暴》、《贫穷致富与执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