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大体应当同步。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迫不得已的埋单，大多与不同步紧密相关。
　　其实，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改革起步的。三中全会功绩有三：一是党内权力进行分解，重建中央纪委；二是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个人限权；三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很多人只从第三点进行解读，因而对前两大功绩评价严重不足。其实30年来，我们还一直受惠于前两项重大改革举措。当然，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正在于没有及时深化前两项改革。
　　实践反复证明：民主与素质是间接关系，与利益是直接关系。民主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经济体制可以通过特区来试验，政治体制也可以通过特区来试水。特区成功，成就了特色理论的成熟。特区即是样板间。新的伟大工程，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样板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需要这样的样板间。
　　
　　重要环节≠突破口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但却不是当前的突破口。笔者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真正难点有三：一是核心目标难以实现。计划经济下的政治体制不改革，难以长成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更遑论转变职能。二是改革动力严重缺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动力来自包产到户的农民，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源却始终未能看清楚。三是综合效果难以发挥。30年来，每五六年进行一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效不尽如人意，每次都没有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难点之所以成为难点，是因为解决的思路和举措远离源点。30年前，安徽、四川两省将种田权先还给农民，而不先减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权。于是，虽然违宪却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为改革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将考试权还给学生，把科技发明权还给专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于是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论述：“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行政体制改革方式、方法多被动地由经济体制改革所拉动，以国家赶超战略为导向。这些年的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职责权限几经变迁，权力多次下放和上收，几乎没有来自下面的试点和推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各部门及公务员的利益被强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如果没有制度上的隔离措施，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只可能导致其与市场经济利益更紧密更隐蔽的结合。而制度上的隔离措施，在我国通常来源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增加活力。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认为，完成第一个目标，必须改革现有的领导制度，以保持政治活力；完成第二个目标，必须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以保持经济活力；完成第三个目标，必须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以保持民主的生命活力。十六大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十七大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重要论断。“生命论”的提出，使民主的理念，不仅超越了过去的“工具论”和“目的论”，而且有利于激活以人为本的深化和科学发展观的践行。
　　
　　脚痛≠病灶在脚
　　
　　表现于执行层面的问题，其根源多在决策层面。政府职能多年难以转换，根源于不少党委以党代政。
　　我国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仅靠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很难完成的。改革之初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镇，是在一没修宪、二没给政策的情况下，靠着三中全会精神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完成的，而不是靠县、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成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牵不了转换职能的牛鼻子。原因有二：一是无改革空间。在党委领导制度未有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压力过大而空间过小。二是无下伸动力。来自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的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很难直接推动县、乡、村的民主进程。20多年前，来自农民自发性的村民自治，是以农民个体为本位的民主实践活动。现已经普遍完成6～7届村委会选举，平均参选率80%左右，5～6亿成年农民参与自治和海选。村委会是自治组织而非行政机构。因此来自国家级机构改革的力量，缺乏中间层级，很难传导于基层。不仅如此，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的理顺、结构的优化、效能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政府，而且更取决于党委。
　　仅靠经济体制改革的拉动力，成本太高；仅靠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阻力太大。深入剖析我们的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透过机构、人员、数量增减的表面，实际折射的却是权力格局的划分和利益格局的调整。
　　利益的刚性，决定了单从技术层面，难以破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果政治体制不作实质性改革，如果党内权力不能科学分解，即使再搞多少次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也难以转换。
　　深化改革应以党内权力科学分解为突破口。30年改革历程，有这样一种现象：经济上大多放权于民众，政治上往往收权于中央。于是形成一种哑铃式结构：村民自治面广量大，各部委权重钱多。如果我们能通过强化县级政权的权力，并加大其民主的分量，或许就能变哑铃式为橄榄式，就能找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换个角度≠先难后易
　　
　　行政三分，看似容易其实很难。
　　一是不充分的权力，还权后还得再分；二是在执行权上搞三分，必然叠床架屋；三是利益的刚性，决定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职能转换实难到位。
　　党内权力三分，看似很难其实相对容易。
　　民主既是党的生命、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通过制衡，民主才能产生、成长、巩固和发展。因此，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从党内分权入手，进行权力的监督制衡。党的领导制度改革了，真正建立健全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就能有效地推动吏治的改革，以及行政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多年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已经为党内权力三分，作了必要的准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功夫看来还得在“诗外”。
　　“大部制”改革、行政权力三分等改革当然需要也可以做。但作为领导核心的各级党委，如何先理顺与人大的关系再理顺与政府的关系；先改革党委领导制度转变自身职能再转变政府职能；先优化自身的结构再优化政府的结构；先提高自己的效率再提高政府的效能，是否更好一些？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而非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始于52年前的党代会常任制如何深化改革，从十六大的权力运行机制到十七大的权力结构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从党内监督制约到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提出监督的制衡力，进行党内权力三分的试点条件已日渐成熟。
　　贴近问题的源点，我们就能全面、科学地认清问题，准确地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正确路径。在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智库建设，而且必须积极主动地开辟各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启动新一轮的特区（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