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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非洲前，我无数次地思考，回到中国后如何回答亲朋好友们一定会问我的那个问题：“非洲到底什么样？”
和你想象的很不同
我是向他们描述埃塞俄比亚贫民窟里一眼望不到边的铁皮房，还是肯尼亚副总统的一顿奢华晚餐？是贝宁大超市里让人眼花的法国红酒，还是多哥巫毒教市场上堆成小山的猴子脑袋？是埃及机场里明目张胆向我索要“小礼物”的安检人员，还是将我丢失的录音笔交到我手中的乌干达会场服务生？
非洲似乎充满了这样让人无法理解的“矛盾”：几百万人被屠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生来属于“错误的”部族；以拥有狮子而出名的国家里，大部分国民没有机会亲眼看到狮子；世界上军事政变发生率最高的地区竟然拥有最忠实的民主追求者和拥护者；既有以食人肉为乐的暴君，也有靠“种树”改变千万妇女命运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如果非要我说说“非洲到底什么样”，我会借用在非洲长期工作、生活过的美国记者大卫·兰姆的回答——它和你想象的很不同。
无怪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要在其一份非洲专刊开篇处写下这样的话：“非洲：不论你对它的印象如何，不妨重新思考一下。”
要纠正最普遍的误读
我们对非洲的误解实在太多。“去非洲做记者？那里能有什么新闻啊？”“小心那些光屁股的野人！”“非洲人喜欢骗人！”“穿衣一块布，吃饭上大树，发展靠援助，说话不算数！”我身边的中国人这样评价非洲。
“又穷又乱”“又脏又热”“蚊虫肆虐”“武装政变频发”“政府腐败、政客贪婪、人民愚钝”……越是没有到过非洲的人越能向你绘声绘色地描述那里的境况——那是他们想象中的非洲，那是在种种传说、新闻报道、臆想和偏见中共同构筑起的非洲。
在我即将出版的一本小书《迷思非洲》里，我就中国人对非洲的“迷思”——那些广为流传却又不是事实、或者不全为事实的看法——整理出了24个我们误读的非洲：强盗劫匪横行的非洲；没有国家概念、原始落后、一盘散沙的非洲；笃信巫医的非洲；奉行邪恶法术的非洲；贪婪的、只会伸手要援助的非洲；蚊虫肆虐、肮脏多病的非洲；一选就乱、不配享有民主的非洲；到处是羚羊、遍地是狮子的非洲；没有时间观念、懒散的非洲……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还没有认识到这些不同，是因为我们不屑于了解非洲。Facebook创始人和CEO马克·扎克伯格说过：“比起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非洲人，你可能对家门前快要死掉的一只松鼠更感兴趣。”
提起非洲时，大部分人还满足于谈论《新闻联播》里的“我国向非洲饥荒地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动物世界》里的“在非洲茫茫大草原上”，最多加上北京公交车上“每克拉美钻石”广告上戴着大钻戒的非洲女人——这样描述非洲最省事，也最不容易和身边人对非洲的认知发生冲突。
而那个在过去10年里经济发展增速几乎等同于亚洲的非洲、那个拥有世界上最高消费水平城市安哥拉的非洲、那个拥有加蓬、毛里求斯、塞舌尔、南非这些2011年人均GDP超越中国的国家所在的非洲似乎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印象里的非洲。而那些拿着一本肯尼亚《劳动法》为了一天的假期和外国雇主据理力争的清洁工、那些贫民窟里“出入无完裙”却要在参加新宪法公投前买一本宪法草案认真研读的无业者、那些饿着肚子也不愿吃犀牛、斑马这些“丛林肉”的人们似乎也不应该出现在非洲。
在我们最普遍的误读里，整个非洲只是一个国家。我们从肯尼亚或是津巴布韦旅游归来，会和别人说：“我去了非洲。”其实，在几乎每一个非洲国家，出了首都，就是另一个世界。一次旅行只能让你见识非洲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当我们要开始谈论“非洲”时，应该明确我们是否实际上是在谈论非洲的一个国家或是地区。这里，盛产石油的只是北非和几内亚湾诸国；盛产钻石的只是南部非洲的几个国家；东非既有战火纷飞的索马里，也有安全稳定的卢旺达；南部非洲既有抢劫案高发的约翰内斯堡，也有宁静美丽的温得和克；既有全国只有一所大学的博茨瓦纳，也有世界上手机银行最发达国家之一的肯尼亚。
但当我们意识到“非洲由54个不同的国家组成”时，更多的误读又随之而来。我们经常认为：肯尼亚人善于奔跑、埃塞俄比亚人喜欢用木头盘子把嘴唇撑大、刚果的丛林里生活的都是不到一米的矮人……
如果在非洲生活过，你会很快发现上述描述的错误：善于奔跑的只是肯尼亚的凯伦金部族，喜欢用木头盘子把嘴唇撑大的只是埃塞俄比亚的莫西族，刚果丛林里的矮人只是姆布提等几个部族中的部分人……
由于历史原因，在今天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部族”比“国家”更有意义。以肯尼亚为例，许多人只有身在外国时，才会将自己介绍为“肯尼亚人”。而在国内，他们首先是基库尤人、凯伦金人、康巴人、路亚人，其次才是肯尼亚人。部族是高于国家的身分标识，毕竟“国家”的概念在非洲才存在了40年，而“部族”则是千百年来非洲人身份的中心。整个非洲的2000个部族就好比是2000个真正的小国家。
在部族视角的审视下，我们就能读懂一些曾经被误读的非洲“怪事”：导致100万人死亡的卢旺达大屠杀是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矛盾积毒，并非卢旺达人天生嗜血荒蛮；非洲普遍存在的对犯了错误的领导人不加追究的“免责文化”，其实是由一个部族内对那些为本部族争取利益而触犯其他部族利益领导者的保护延伸而来，并非非洲的法律原始荒诞、天然存在漏洞；许多非洲人脸上自小就用刀划出的各样花纹、线条其实是他们用以区分不同部族的“部族伤疤”，而非出自野蛮的自虐传统。
如果再进一步，对凯伦金族的奔跑传统和莫西族撑大嘴唇的传统追本溯源，你会发现，它们实在是没有那么匪夷所思：生活在东非大草原上的凯伦金族只有不断奔跑才能躲避野兽而猎取食物；莫西族将木盘子塞入嘴里、撑大嘴唇最初动因是为了让奴隶贩子觉得自己难看，而躲过被奴役的命运。
“奇怪的非洲”没有那么怪
试想，生活在一下雨就停电的铁皮房里，穿的全是小摊上买到的欧美人穿剩下的二手衣物，每天步行两个小时去工作，辛苦工作一个小时才赚几块钱，出门走两步就一身汗……这其中任何一项如果发生在你身上，都能让你的想法和行为变得“奇怪”起来。
同样，如果你把非洲的选举乱局、资源越多发展越难的“能源诅咒”或是政府腐败与这片大陆被殖民的历史，以及世界大国在这里的势力影响结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奇怪的非洲”并没有那么怪。
走进非洲任何一处的贫民窟，你就会发现，那里的居民并非像媒体报道里那样躺在病床上等死、身上落满苍蝇，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秩序地生活着。你会发现，一间间生锈的铁皮木板房里竟然被家庭主妇们打扫得一尘不染。每天只吃一顿饭的贫民窟居民们想的不是“我们悲惨的生活”，而是“如何把生活过好”。
一个中国老板曾给我举例说，让一个非洲工人用胶带把纸盒子封起来，如果给他演示的时候胶带封的是一层，他们就按一层封，即使是一层封不紧，他们也不会再封一层，除非老板盯着告诉他们。“算盘珠子一样，不拨不动，没有脑子。”这样的抱怨我听了不知道多少次，甚至有人情绪化地用“还没开化”来解释。
我曾在建筑工地上仔细观察过肯尼亚工人和中国工人干活的不同，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当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和一些工人交谈过后，我发现许多非洲工人的“不拨不动”不是“不想动”而是“不敢动”。
长期的殖民奴役和压迫让一些非洲人形成了完全听命于老板的心理，特别是外国老板。而老板们对员工的要求又多半是“要听话”。
我和内罗毕一个工地上的黑人建筑工托尼搭讪，想和他聊聊。托尼一脸为难，直到我征得了他中国老板的同意。和我握手前，托尼在工作服上使劲擦了擦自己的手。交谈中，他像一根扫帚一样倚在墙上，享受工作中难得的轻松。
托尼告诉我，有一次老板让他把几袋水泥堆放在空地上，他为了不挡路，便自作主张，将水泥往墙边靠了几米，被老板狠狠训斥了一顿，说他“不听话”。“我不是不听他的话，老板根本不听我的解释。”他一脸委屈。“我可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他一边搓着手上的泥一边对我说，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
沉默中，我们是否可以重新思考一下那个被我们误读的非洲？
（作者系新华社驻肯尼亚记者）
责编：谭 震
和你想象的很不同
我是向他们描述埃塞俄比亚贫民窟里一眼望不到边的铁皮房，还是肯尼亚副总统的一顿奢华晚餐？是贝宁大超市里让人眼花的法国红酒，还是多哥巫毒教市场上堆成小山的猴子脑袋？是埃及机场里明目张胆向我索要“小礼物”的安检人员，还是将我丢失的录音笔交到我手中的乌干达会场服务生？
非洲似乎充满了这样让人无法理解的“矛盾”：几百万人被屠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生来属于“错误的”部族；以拥有狮子而出名的国家里，大部分国民没有机会亲眼看到狮子；世界上军事政变发生率最高的地区竟然拥有最忠实的民主追求者和拥护者；既有以食人肉为乐的暴君，也有靠“种树”改变千万妇女命运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如果非要我说说“非洲到底什么样”，我会借用在非洲长期工作、生活过的美国记者大卫·兰姆的回答——它和你想象的很不同。
无怪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要在其一份非洲专刊开篇处写下这样的话：“非洲：不论你对它的印象如何，不妨重新思考一下。”
要纠正最普遍的误读
我们对非洲的误解实在太多。“去非洲做记者？那里能有什么新闻啊？”“小心那些光屁股的野人！”“非洲人喜欢骗人！”“穿衣一块布，吃饭上大树，发展靠援助，说话不算数！”我身边的中国人这样评价非洲。
“又穷又乱”“又脏又热”“蚊虫肆虐”“武装政变频发”“政府腐败、政客贪婪、人民愚钝”……越是没有到过非洲的人越能向你绘声绘色地描述那里的境况——那是他们想象中的非洲，那是在种种传说、新闻报道、臆想和偏见中共同构筑起的非洲。
在我即将出版的一本小书《迷思非洲》里，我就中国人对非洲的“迷思”——那些广为流传却又不是事实、或者不全为事实的看法——整理出了24个我们误读的非洲：强盗劫匪横行的非洲；没有国家概念、原始落后、一盘散沙的非洲；笃信巫医的非洲；奉行邪恶法术的非洲；贪婪的、只会伸手要援助的非洲；蚊虫肆虐、肮脏多病的非洲；一选就乱、不配享有民主的非洲；到处是羚羊、遍地是狮子的非洲；没有时间观念、懒散的非洲……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还没有认识到这些不同，是因为我们不屑于了解非洲。Facebook创始人和CEO马克·扎克伯格说过：“比起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非洲人，你可能对家门前快要死掉的一只松鼠更感兴趣。”
提起非洲时，大部分人还满足于谈论《新闻联播》里的“我国向非洲饥荒地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动物世界》里的“在非洲茫茫大草原上”，最多加上北京公交车上“每克拉美钻石”广告上戴着大钻戒的非洲女人——这样描述非洲最省事，也最不容易和身边人对非洲的认知发生冲突。
而那个在过去10年里经济发展增速几乎等同于亚洲的非洲、那个拥有世界上最高消费水平城市安哥拉的非洲、那个拥有加蓬、毛里求斯、塞舌尔、南非这些2011年人均GDP超越中国的国家所在的非洲似乎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印象里的非洲。而那些拿着一本肯尼亚《劳动法》为了一天的假期和外国雇主据理力争的清洁工、那些贫民窟里“出入无完裙”却要在参加新宪法公投前买一本宪法草案认真研读的无业者、那些饿着肚子也不愿吃犀牛、斑马这些“丛林肉”的人们似乎也不应该出现在非洲。
在我们最普遍的误读里，整个非洲只是一个国家。我们从肯尼亚或是津巴布韦旅游归来，会和别人说：“我去了非洲。”其实，在几乎每一个非洲国家，出了首都，就是另一个世界。一次旅行只能让你见识非洲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当我们要开始谈论“非洲”时，应该明确我们是否实际上是在谈论非洲的一个国家或是地区。这里，盛产石油的只是北非和几内亚湾诸国；盛产钻石的只是南部非洲的几个国家；东非既有战火纷飞的索马里，也有安全稳定的卢旺达；南部非洲既有抢劫案高发的约翰内斯堡，也有宁静美丽的温得和克；既有全国只有一所大学的博茨瓦纳，也有世界上手机银行最发达国家之一的肯尼亚。
但当我们意识到“非洲由54个不同的国家组成”时，更多的误读又随之而来。我们经常认为：肯尼亚人善于奔跑、埃塞俄比亚人喜欢用木头盘子把嘴唇撑大、刚果的丛林里生活的都是不到一米的矮人……
如果在非洲生活过，你会很快发现上述描述的错误：善于奔跑的只是肯尼亚的凯伦金部族，喜欢用木头盘子把嘴唇撑大的只是埃塞俄比亚的莫西族，刚果丛林里的矮人只是姆布提等几个部族中的部分人……
由于历史原因，在今天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部族”比“国家”更有意义。以肯尼亚为例，许多人只有身在外国时，才会将自己介绍为“肯尼亚人”。而在国内，他们首先是基库尤人、凯伦金人、康巴人、路亚人，其次才是肯尼亚人。部族是高于国家的身分标识，毕竟“国家”的概念在非洲才存在了40年，而“部族”则是千百年来非洲人身份的中心。整个非洲的2000个部族就好比是2000个真正的小国家。
在部族视角的审视下，我们就能读懂一些曾经被误读的非洲“怪事”：导致100万人死亡的卢旺达大屠杀是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矛盾积毒，并非卢旺达人天生嗜血荒蛮；非洲普遍存在的对犯了错误的领导人不加追究的“免责文化”，其实是由一个部族内对那些为本部族争取利益而触犯其他部族利益领导者的保护延伸而来，并非非洲的法律原始荒诞、天然存在漏洞；许多非洲人脸上自小就用刀划出的各样花纹、线条其实是他们用以区分不同部族的“部族伤疤”，而非出自野蛮的自虐传统。
如果再进一步，对凯伦金族的奔跑传统和莫西族撑大嘴唇的传统追本溯源，你会发现，它们实在是没有那么匪夷所思：生活在东非大草原上的凯伦金族只有不断奔跑才能躲避野兽而猎取食物；莫西族将木盘子塞入嘴里、撑大嘴唇最初动因是为了让奴隶贩子觉得自己难看，而躲过被奴役的命运。
“奇怪的非洲”没有那么怪
试想，生活在一下雨就停电的铁皮房里，穿的全是小摊上买到的欧美人穿剩下的二手衣物，每天步行两个小时去工作，辛苦工作一个小时才赚几块钱，出门走两步就一身汗……这其中任何一项如果发生在你身上，都能让你的想法和行为变得“奇怪”起来。
同样，如果你把非洲的选举乱局、资源越多发展越难的“能源诅咒”或是政府腐败与这片大陆被殖民的历史，以及世界大国在这里的势力影响结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奇怪的非洲”并没有那么怪。
走进非洲任何一处的贫民窟，你就会发现，那里的居民并非像媒体报道里那样躺在病床上等死、身上落满苍蝇，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秩序地生活着。你会发现，一间间生锈的铁皮木板房里竟然被家庭主妇们打扫得一尘不染。每天只吃一顿饭的贫民窟居民们想的不是“我们悲惨的生活”，而是“如何把生活过好”。
一个中国老板曾给我举例说，让一个非洲工人用胶带把纸盒子封起来，如果给他演示的时候胶带封的是一层，他们就按一层封，即使是一层封不紧，他们也不会再封一层，除非老板盯着告诉他们。“算盘珠子一样，不拨不动，没有脑子。”这样的抱怨我听了不知道多少次，甚至有人情绪化地用“还没开化”来解释。
我曾在建筑工地上仔细观察过肯尼亚工人和中国工人干活的不同，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当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和一些工人交谈过后，我发现许多非洲工人的“不拨不动”不是“不想动”而是“不敢动”。
长期的殖民奴役和压迫让一些非洲人形成了完全听命于老板的心理，特别是外国老板。而老板们对员工的要求又多半是“要听话”。
我和内罗毕一个工地上的黑人建筑工托尼搭讪，想和他聊聊。托尼一脸为难，直到我征得了他中国老板的同意。和我握手前，托尼在工作服上使劲擦了擦自己的手。交谈中，他像一根扫帚一样倚在墙上，享受工作中难得的轻松。
托尼告诉我，有一次老板让他把几袋水泥堆放在空地上，他为了不挡路，便自作主张，将水泥往墙边靠了几米，被老板狠狠训斥了一顿，说他“不听话”。“我不是不听他的话，老板根本不听我的解释。”他一脸委屈。“我可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他一边搓着手上的泥一边对我说，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
沉默中，我们是否可以重新思考一下那个被我们误读的非洲？
（作者系新华社驻肯尼亚记者）
责编：谭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