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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民国学术界中，张荫麟和钱穆都是以精治通史、又关怀时事著称于世的著名学者，两人在学术上彼此倾服，互相切磋，在民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迹。
[关键词]张荫麟，钱穆，学术交往，通史之学，时代关怀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47-05
一、“共有专为通史之学”
张荫麟(1905—1942)，广东东莞人，笔名素痴。1923年秋，张荫麟负笈北上，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在清华园求学七年(1923—1929)。在民国学术界，张氏是一位天赋极高、聪明早慧的学者，18岁时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批评梁启超考证《老子》晚出说的文章而一鸣惊人，为梁氏欣赏，誉为“天才”。在清华学习期间，经常得到外文系教授、《学衡》杂志主编吴宓的点拨，自言其文学兴趣，“实由吴宓所启发”。
1929年秋，张荫麟以公费出国留学，人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学习哲学和社会学。1933年秋，张氏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他的老师陈寅恪曾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写信，推荐他人史语所和北大，信称：“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北大史学系事，请兄转达鄙意于胡(适)、陈(受颐)二先生。”但陈氏如此卖力的推荐并未打动傅斯年的心，北大史学系也没有接纳张荫麟。最后张氏只好回到母校清华大学，被历史和哲学两系聘为专任讲师。
钱穆与张荫麟大约相识于1934年春夏间。当时钱氏在北大史学系任教，在清华兼课，讲授秦汉史；张氏在清华任教，又在北大兼课，教授“历史哲学”，二人由此相识。关于二人在这一时期的往来情况，钱穆在晚年有如下二段回忆：
(张)荫麟自美留学归来，任教于清华大学。其先为清华学生，与同学贺麟，同为其师吴雨僧创办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撰文，一时号称“二麟”。贺麟留学欧洲，归任教于北京大学之哲学系。荫麟在清华史学系，两人与余往来皆甚密。
荫麟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余赴清华上课，荫麟或先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鸡一只，欢谈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荫麟亲送余至车上而别。
钱穆年长张荫麟10岁，其辈分较张氏为高，然而年龄的大小并没有妨碍二人迅速定交，成为好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时当时二人皆“有志为通史之学”。北大1932年开设中国通史课(必修课)，分聘北平史学界治断代史的名任课。钱穆认为，通史由众人分讲，不能一线贯通而下，有违通史的会通之旨，故对这种讲法大不以为然。由于合讲通史组织费事，仅实行一年而罢，钱穆自告奋勇，主动提出由他一人独任此课，得到了北大当局的同意。钱穆在讲授通史的同时，又自编讲授提纲和通史参考资料，成为北大讲授通史的名家。
在钱穆独任北大中国通史课的这一年冬天，张荫麟从美国学成归国。张氏留美期间虽然学的是哲学和社会学，但他的志业却在史学上。1933年3月，在斯坦福大学求学的张荫麟在给好友张其昀的一封信中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翼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翼明人事之理法。”陈寅恪在向傅斯年推荐张氏的信中也说，“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观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对张氏讲授通史寄予了厚望。张荫麟是留美博士，受过西学的系统训练，在时人眼中当为“新派”学者；钱穆没有出国留学，无缘接受过西方文化的雨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土学者，然而张氏回国后和钱穆一见如故，迅速定交，时相过从，“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当是二人论交的基础。换一句话说，通史之学是二人联系的纽带和共同论学的基础。
1935年，张荫麟受教育部的委托，负责主编高初中历史教科书。在此之前，张荫麟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发表了《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一文，提出中学生国史知识的低下，良好的国史课本的缺乏要负很大的责任，故编写一本较理想的国史课本成为当务之急。张氏把创编高中本国史的计划分成三步：第一步拟定纲目，先把四千年的史事分为数十个专题，权衡轻重，广征意见；第二步分工合作，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唐以后由吴晗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第三步综合提炼，稿子撰成后编为长编，再就长编加以贯通融会，去其重复抵牾之处，以通俗生动的文笔，写出四千年来变动发展的历史。
1935年2月7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1期刊出了《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纂会征稿启事》一文，内附《高中本国教科书草目》(以下简称《草目》)，即张荫麟编纂高中国史课本的写作提纲，共分4卷80章，向学界专家通人征求意见。在这些专家通人中，自然少不了与张志趣相投的钱穆。2月26日，张荫麟派哲学系助教王维诚把《草目》送到马大胡同钱穆的寓所，请其“嘱参意见”。第二天，钱穆便回函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钱穆对《草目》提出一条根本性意见，认为：“最好全书叙述，仍以政治方面为主脑，而以学术社会种种情形就其相互为影响者为串插，使读者于历史盛衰治乱之大纲，先得一明晰之基本知识。将来自能引申。否则头绪一多，茫无畔岸，此后研求历史，仍须从头讲起。”随后他对《草目》中几处于普通政治史上的脉络条贯尚欠完整之处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如第22章“五胡十六国”以下、第26章“南北的混合”以前，只叙南北朝社会文物，第39章“宋室南渡”以下只叙南宋文物，认为社会文物固须讲，而普通政治事实更应先及，如东晋、南宋何以不能恢复中原问题，若仅以“社会和文物”为题，势难详述，建议改为“东晋之恢复运动及其内乱”加以叙说。
对于《草目》的其他篇章，钱穆也贡献了一己之见。他认为第59章“复明运动的失败”内附“明遗老学术思想及其影响”，篇章安排欠妥，因为“明遗老学术思想及其影响”一节，实为近代学术开一新境界，较之阳明只是理学末梢不同。就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论，王阳明地位固然崇高，若编通史，似应多写顾、黄、王诸人，而不必多写阳明。至于在内容的写法上，他也提出注意之点。如第47章“明的建国及其规制”，《草目》提出注意八股考试制度，钱氏认为明代建国规制，如废丞相、立内阁，尤须注意，不仅有明一代受此制影响，即如清代政治，亦与此制有莫大关系。至于考试制度，固然重要，然究竟是沿袭唐宋而来，与内阁制之为新创者不同。且明代考试，更应注意其考试科程之内容，即四书五经大全，而考试文学的形式，即八股，尚属其次。钱穆在回函中还对《草目》没有涉及的内容提出了增补意见。在他看来，中国疆域广阔，各地开发的历程极需注意，特别是唐中叶以后长江流域在中国史上的经济地位，北方日就芜落。南 方人文日盛，以及漕运及江南税重等问题，当在章节中有所反映。钱穆在以后所写的《国史大纲》中用了三章的篇幅叙述中唐至明代几百年间南北经济的变迁状况，创获实多，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在钱穆回函的第二天，张荫麟就复书钱穆，部分接受了他的意见。回函称：“先生指出东晋、南宋何以不能恢复中原之问题，诚为重要之问题，吾人属笔时自当因先生之提醒而特别注意。”明遗民学术思想另立一章，孔墨及其时代分二章叙述。但对于钱氏提出的写通史应以政治史为主干这一根本性意见，张荫麟却大有保留，他说：“通观全目，其非以文化史相标榜，而遗略政治者，盖可了然。曾闻人议其过重政治者，弟亦不暇辨。尊意‘以政治为主脑’，就全局而论，实洽鄙怀。唯以初中与高中较，则弟意前者宜较详政治，后者宜较详文物。此意当为高明所颔许。”
钱穆主张写通史应以政治史为主干，这是他1930年代思考通史撰写内容时十分强调的问题。他认为通史的撰写“所注意者有三事，首日政治制度，次日学术思想，又次日社会经济”。所以他主张撰写通史应以“上层之结顶”的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不免忽略了“中层之干柱”的学术思想和“最下层之基础”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他的老师吕思勉看得最为清楚。吕思勉在《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中说：“现存的学者中，我觉得钱宾四先生气像颇有可观，我惟觉得他太重视了政治方面，而于社会方面畸轻，规模微嫌狭隘而已。”不过钱穆主张写通史应以政治史为“主脑”的观点在1940年代后有了较大改变。钱穆在30年代末完成的通史名著《国史大纲》中，虽然仍以政治史为重点，但也很重视文化尤其是各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叙述，有的篇章甚至以文化为主干，与先前的观点相比有了较大改变。《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治学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详后)。钱氏认为，民族的文化就是全部历史的整体，历史便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最应注意的地方就是在此历史背后听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是其外表，文化才是其内容。后来他在写《中国历史研究法·序》时则干脆说，“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得出了一部历史便是一部文化史的结论，这是对他30年代写通史“最好以政治方面为主脑”的修正，表明他对张荫麟观点的认同。
二、学者的时代关怀
钱穆和张荫麟是学者，但绝非是埋首书斋、孤芳自赏、不问时事的学者，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1933年日军吞并热河，逼近平津，“飞机盘旋北平城上，仰首如睹蜻蜓之绕檐际”。远在美国留学的张荫麟在给好友张其昀的信中称“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者”“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表达了他对日寇侵华的痛恨以及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此时身在北平的钱穆正在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通史，他谆谆告诫学生，从中国历史长期的发展来观察，今日的中国不仅不会亡，而且还有光明的前途。而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步步进逼华北之时，他在书中留心经世思想、强调种族大义、表彰风骨节操，即寓有反抗日本侵略的写作意图。
1935年，日军策动华北“自治”，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偌大的华北五省二市，“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华北事变后，北平上空经常有日军的飞机盘旋，城郊有日军频频的作战演习，处于“危城”中的知识分子有“刀临头顶，火灼肌肤”之感，诚如钱穆在一篇文章中所言：“是时华北之风云骤紧，日处危城，震荡摇撼，奇诼蜂起，所见所闻，疑非人境。”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镇压之时，钱穆正在给顾颉刚主编的《崔东壁遗书》写序。他在序中说：“北平各大学青年爱国运动骤起，牢狱之呻呼，刀刃之血滴，触于目，刺于耳，而伤于心。”令他“一室徘徊，胸沸脉竭”。他对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退让、放弃华北的政策颇为不满，曾对学生谈到对时局的看法时说，面对强敌压境，“为拯救垂危的民族，不妨背城借一，作一决战。”张荫麟对国民党政府镇压北平学生运动给予了愤怒的谴责，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一方面对于劫夺我土地，残害我人民，以倾覆我国家为天职的恶敌，则打躬作揖，满堆笑脸地来讲亲善；一方面对于天真浪漫，拿云捉月，从未曾给过社会以丝毫损害的少年男女，则凌以雷霆万钧的凶威。这种情形所表现一个国家的‘政治人格’，在稍为有审美观念的人看来，是何等丑恶!”认为国民党当局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必然会“失却有血性、有头脑的青年的同情”，“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府，失却全国有血性、有头脑的青年的同情而寿命能长久的”，表达了对青年爱国运动的坚定支持。
1936年，日本中国驻屯军不断增兵平津，两次挑起丰台事件，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兵丰台(北平南郊)，亡国灭种的阴云笼罩在北平城的上空。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压城之黑云，身处“危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退让，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1936年1月27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庄严宣称：“中国是民众的中国，土地是民众的土地，不像在皇帝统治时代，‘朕即国家’，因内政外交的失败，将一块一块的土地让给帝国主义列强。”在敌人贪欲无餍、得寸进尺之时，“不但华北垂亡，整个的民族都要快沦为奴隶了，我们还等待么，我们还能迟疑吗”?“宣言”最后大声疾呼，“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救护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在这次宣言上签名的就有张荫麟。
1936年10月13日，由张荫麟起草，经钱穆、顾颉刚、徐炳昶、冯友兰、崔敬伯等人三次修改，104名北平学术界教授联名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又称“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宣言”称：
溯自沈阳之变，迄今五载，同人等托迹危城，含垢忍泪，不知其运命之所届。去秋以来，情势更急，冀东叛变，津门倡乱，察北失陷，绥东告警，丰台撤兵，祸患连骈而至，未闻我政府抗议一词，增援一卒……在此中日交涉紧张之际，为愿政府明了华北之真正民意与树立救亡之目标起见，特提出下列数项要求，望政府体念其爱国赤诚，坚决进行，以孚民望而定国是，不胜祈祷之至。
一、政府应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二、中日外交绝对公开，政府应将交涉情形随时公布；三、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有非法军事行动与设置特务机关等情事；四、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五、根本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六、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七、政府应立即以 武力制止走私活动；八、政府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藉外力以作乱之土匪。
10月17日，《申报·北平特讯》以《文化城中文化界之呼声》为题报道了签发“宣言”的缘起和经过。该“宣言”表达了张荫麟、钱穆等“托迹危城”的百余名教授反对政府对日妥协，要求集中力量，一致对外的爱国愿望，表达他们在强敌压境、国难当头之际，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坦诚地发表自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看法，体现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爱国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对于促成南京政府早定抗日大计贡献了知识分子的一份力量。
三、流转西南天地间
北平城的沦陷使张荫麟、钱穆开始了流转西南的学术生涯。七七事变后，张荫麟只身南下，应浙江大学聘，讲学天目山中；钱穆则随北大南迁，由长沙而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938年夏，张荫麟辗转来到昆明，受聘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哲学系，经过长时期的辗转流徙，两人终于在滇中得以重见。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两人仍主要从事通史的讲授和著述，共同的志业使他们的交谊日深，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通史时曾对学生李埏(又是张荫麟的弟子)说：“晚近世尚专，轻视通史之学，对青年甚有害。滇中史学同仁不少，但愿为青年撰中国通史读本者。唯张荫麟先生与我，所以我们时相过从，话很投机。”
1939年秋，钱穆离开西南联大，以后任教于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0年秋，张荫麟也离开了西南联大，再次应浙江大学之聘，讲学古城遵义。从此两人再未谋面，不过《思想与时代》杂志的创刊再次将两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1941年8月，张荫麟、张其昀等人在浙江大学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由“思想与时代社”发行，该社的基本社员有张荫麟、钱穆、张其昀、朱光潜、贺麟、郭洽周六人。钱穆踊跃为杂志撰稿，最初每月皆撰一文寄去，他的《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就发表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
《思想与时代》月刊的主编是张其昀，但张氏为浙大史地系主任，又为国民参议会参证员，事务繁忙，故张荫麟成为该杂志的实际负责人。张荫麟积极为杂志约稿，对来稿的质量要求极高。据张氏的好友谢幼伟回忆：“当《思想与时代》月刊初出版的时候，他来约作者写文章，可是作者却非常害怕。怕的是文章到他手里，不见得可以通得过。不过对于钱穆的来稿，张荫麟从来就不吝惜纸张，篇篇照登。张荫麟主持《思想与时代》月刊共15期，几乎期期皆有钱穆的文章，足见他对钱氏文稿的重视。
钱穆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启发了他对民族文化问题的思考，他这一时期的论文多以文化研究为中心。据统计，钱穆为《思想与时代》月刊撰稿有42篇，其中有关文化思想方面的文章多达27篇。钱氏晚年自言：“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申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其开始转机，则当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这即是说，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是钱穆学问研究方向发生重要转变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一重要转变则是张荫麟为《思想与时代》月刊约稿促成的，可见钱穆治学方向的转变也有张氏的一份功劳。
如前所述，张荫麟、钱穆的终身志业是编纂一部为时代所需要的新通史。早在北大主讲中国通史时钱穆就提出：“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于已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张荫麟也说“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在这个时候，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是史学家应有之责任。而他组织“思想与时代社”，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在流转西南期间，张荫麟和钱穆编纂中国通史的宏愿进入到实践阶段。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钱穆每周去昆明讲课外，其余时间则隐居宜良山中从事通史的撰述。1940年7月，钱穆撰写的中国通史名著《国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全国。牟润孙称此书“自尧舜以迄民国，为完整之中国通史。识见、议论、编排、文章，均超越前人之作。享誉史学界，诚非幸致。”在钱著出版后的第二年5月。张荫麟的传世名作《中国史纲》(上册)也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印行。是书出版，好评如潮。陈梦家称赞此书是他“最近所看到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作者“既详细利用所有的材料，并且遵守若干预立的原则，有条不紊地把融化了史实用清楚明白而动人的文字写出来，使读者在优美的行文中浏览古代社会的大略。对该书考据上、叙述上的疏误提出商榷意见的童书业也认为：张著“综论大势，往往有出入之见解。且所述之古史轮廓，颇见正确，立论既不偏于疑古，亦不固执而信古；既有丰富之史学知识，又具通贯之史学眼光；深入浅出，人人能解：在当代通史作品中，允称佳著。”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止于东汉，1942年10月24日，张氏病逝于贵州遵义，时年37岁，民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之星，就此坠落。引为知己同调的钱穆闻之悲伤不已，于当年11月22日在成都赖家园一气写下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痛悼亡友：
故友张君荫麟，始相识在民国二十三年春夏间。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当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此数年来，强寇压境，蹙吾半国，黉舍播迁，学殖荒落。老者壮者无所长进，少者弱者丧其瞻依，张君独奋志潜精，日就月将，吾见其进，未见其止，明星遽坠，长夜失照，眺前瞩后，岂胜悼怆。特草此文以当追念，而斯人不作，安得复相与一畅论之。然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是所望于诵斯文而有慕于张君者。
[关键词]张荫麟，钱穆，学术交往，通史之学，时代关怀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47-05
一、“共有专为通史之学”
张荫麟(1905—1942)，广东东莞人，笔名素痴。1923年秋，张荫麟负笈北上，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在清华园求学七年(1923—1929)。在民国学术界，张氏是一位天赋极高、聪明早慧的学者，18岁时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批评梁启超考证《老子》晚出说的文章而一鸣惊人，为梁氏欣赏，誉为“天才”。在清华学习期间，经常得到外文系教授、《学衡》杂志主编吴宓的点拨，自言其文学兴趣，“实由吴宓所启发”。
1929年秋，张荫麟以公费出国留学，人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学习哲学和社会学。1933年秋，张氏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他的老师陈寅恪曾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写信，推荐他人史语所和北大，信称：“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北大史学系事，请兄转达鄙意于胡(适)、陈(受颐)二先生。”但陈氏如此卖力的推荐并未打动傅斯年的心，北大史学系也没有接纳张荫麟。最后张氏只好回到母校清华大学，被历史和哲学两系聘为专任讲师。
钱穆与张荫麟大约相识于1934年春夏间。当时钱氏在北大史学系任教，在清华兼课，讲授秦汉史；张氏在清华任教，又在北大兼课，教授“历史哲学”，二人由此相识。关于二人在这一时期的往来情况，钱穆在晚年有如下二段回忆：
(张)荫麟自美留学归来，任教于清华大学。其先为清华学生，与同学贺麟，同为其师吴雨僧创办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撰文，一时号称“二麟”。贺麟留学欧洲，归任教于北京大学之哲学系。荫麟在清华史学系，两人与余往来皆甚密。
荫麟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余赴清华上课，荫麟或先相约，或临时在清华大门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鸡一只，欢谈至清华最后一班校车，荫麟亲送余至车上而别。
钱穆年长张荫麟10岁，其辈分较张氏为高，然而年龄的大小并没有妨碍二人迅速定交，成为好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时当时二人皆“有志为通史之学”。北大1932年开设中国通史课(必修课)，分聘北平史学界治断代史的名任课。钱穆认为，通史由众人分讲，不能一线贯通而下，有违通史的会通之旨，故对这种讲法大不以为然。由于合讲通史组织费事，仅实行一年而罢，钱穆自告奋勇，主动提出由他一人独任此课，得到了北大当局的同意。钱穆在讲授通史的同时，又自编讲授提纲和通史参考资料，成为北大讲授通史的名家。
在钱穆独任北大中国通史课的这一年冬天，张荫麟从美国学成归国。张氏留美期间虽然学的是哲学和社会学，但他的志业却在史学上。1933年3月，在斯坦福大学求学的张荫麟在给好友张其昀的一封信中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翼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翼明人事之理法。”陈寅恪在向傅斯年推荐张氏的信中也说，“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观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对张氏讲授通史寄予了厚望。张荫麟是留美博士，受过西学的系统训练，在时人眼中当为“新派”学者；钱穆没有出国留学，无缘接受过西方文化的雨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土学者，然而张氏回国后和钱穆一见如故，迅速定交，时相过从，“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当是二人论交的基础。换一句话说，通史之学是二人联系的纽带和共同论学的基础。
1935年，张荫麟受教育部的委托，负责主编高初中历史教科书。在此之前，张荫麟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发表了《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一文，提出中学生国史知识的低下，良好的国史课本的缺乏要负很大的责任，故编写一本较理想的国史课本成为当务之急。张氏把创编高中本国史的计划分成三步：第一步拟定纲目，先把四千年的史事分为数十个专题，权衡轻重，广征意见；第二步分工合作，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唐以后由吴晗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第三步综合提炼，稿子撰成后编为长编，再就长编加以贯通融会，去其重复抵牾之处，以通俗生动的文笔，写出四千年来变动发展的历史。
1935年2月7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1期刊出了《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纂会征稿启事》一文，内附《高中本国教科书草目》(以下简称《草目》)，即张荫麟编纂高中国史课本的写作提纲，共分4卷80章，向学界专家通人征求意见。在这些专家通人中，自然少不了与张志趣相投的钱穆。2月26日，张荫麟派哲学系助教王维诚把《草目》送到马大胡同钱穆的寓所，请其“嘱参意见”。第二天，钱穆便回函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钱穆对《草目》提出一条根本性意见，认为：“最好全书叙述，仍以政治方面为主脑，而以学术社会种种情形就其相互为影响者为串插，使读者于历史盛衰治乱之大纲，先得一明晰之基本知识。将来自能引申。否则头绪一多，茫无畔岸，此后研求历史，仍须从头讲起。”随后他对《草目》中几处于普通政治史上的脉络条贯尚欠完整之处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如第22章“五胡十六国”以下、第26章“南北的混合”以前，只叙南北朝社会文物，第39章“宋室南渡”以下只叙南宋文物，认为社会文物固须讲，而普通政治事实更应先及，如东晋、南宋何以不能恢复中原问题，若仅以“社会和文物”为题，势难详述，建议改为“东晋之恢复运动及其内乱”加以叙说。
对于《草目》的其他篇章，钱穆也贡献了一己之见。他认为第59章“复明运动的失败”内附“明遗老学术思想及其影响”，篇章安排欠妥，因为“明遗老学术思想及其影响”一节，实为近代学术开一新境界，较之阳明只是理学末梢不同。就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论，王阳明地位固然崇高，若编通史，似应多写顾、黄、王诸人，而不必多写阳明。至于在内容的写法上，他也提出注意之点。如第47章“明的建国及其规制”，《草目》提出注意八股考试制度，钱氏认为明代建国规制，如废丞相、立内阁，尤须注意，不仅有明一代受此制影响，即如清代政治，亦与此制有莫大关系。至于考试制度，固然重要，然究竟是沿袭唐宋而来，与内阁制之为新创者不同。且明代考试，更应注意其考试科程之内容，即四书五经大全，而考试文学的形式，即八股，尚属其次。钱穆在回函中还对《草目》没有涉及的内容提出了增补意见。在他看来，中国疆域广阔，各地开发的历程极需注意，特别是唐中叶以后长江流域在中国史上的经济地位，北方日就芜落。南 方人文日盛，以及漕运及江南税重等问题，当在章节中有所反映。钱穆在以后所写的《国史大纲》中用了三章的篇幅叙述中唐至明代几百年间南北经济的变迁状况，创获实多，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在钱穆回函的第二天，张荫麟就复书钱穆，部分接受了他的意见。回函称：“先生指出东晋、南宋何以不能恢复中原之问题，诚为重要之问题，吾人属笔时自当因先生之提醒而特别注意。”明遗民学术思想另立一章，孔墨及其时代分二章叙述。但对于钱氏提出的写通史应以政治史为主干这一根本性意见，张荫麟却大有保留，他说：“通观全目，其非以文化史相标榜，而遗略政治者，盖可了然。曾闻人议其过重政治者，弟亦不暇辨。尊意‘以政治为主脑’，就全局而论，实洽鄙怀。唯以初中与高中较，则弟意前者宜较详政治，后者宜较详文物。此意当为高明所颔许。”
钱穆主张写通史应以政治史为主干，这是他1930年代思考通史撰写内容时十分强调的问题。他认为通史的撰写“所注意者有三事，首日政治制度，次日学术思想，又次日社会经济”。所以他主张撰写通史应以“上层之结顶”的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不免忽略了“中层之干柱”的学术思想和“最下层之基础”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他的老师吕思勉看得最为清楚。吕思勉在《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一文中说：“现存的学者中，我觉得钱宾四先生气像颇有可观，我惟觉得他太重视了政治方面，而于社会方面畸轻，规模微嫌狭隘而已。”不过钱穆主张写通史应以政治史为“主脑”的观点在1940年代后有了较大改变。钱穆在30年代末完成的通史名著《国史大纲》中，虽然仍以政治史为重点，但也很重视文化尤其是各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叙述，有的篇章甚至以文化为主干，与先前的观点相比有了较大改变。《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治学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详后)。钱氏认为，民族的文化就是全部历史的整体，历史便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最应注意的地方就是在此历史背后听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是其外表，文化才是其内容。后来他在写《中国历史研究法·序》时则干脆说，“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得出了一部历史便是一部文化史的结论，这是对他30年代写通史“最好以政治方面为主脑”的修正，表明他对张荫麟观点的认同。
二、学者的时代关怀
钱穆和张荫麟是学者，但绝非是埋首书斋、孤芳自赏、不问时事的学者，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1933年日军吞并热河，逼近平津，“飞机盘旋北平城上，仰首如睹蜻蜓之绕檐际”。远在美国留学的张荫麟在给好友张其昀的信中称“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者”“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表达了他对日寇侵华的痛恨以及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此时身在北平的钱穆正在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通史，他谆谆告诫学生，从中国历史长期的发展来观察，今日的中国不仅不会亡，而且还有光明的前途。而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步步进逼华北之时，他在书中留心经世思想、强调种族大义、表彰风骨节操，即寓有反抗日本侵略的写作意图。
1935年，日军策动华北“自治”，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偌大的华北五省二市，“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华北事变后，北平上空经常有日军的飞机盘旋，城郊有日军频频的作战演习，处于“危城”中的知识分子有“刀临头顶，火灼肌肤”之感，诚如钱穆在一篇文章中所言：“是时华北之风云骤紧，日处危城，震荡摇撼，奇诼蜂起，所见所闻，疑非人境。”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镇压之时，钱穆正在给顾颉刚主编的《崔东壁遗书》写序。他在序中说：“北平各大学青年爱国运动骤起，牢狱之呻呼，刀刃之血滴，触于目，刺于耳，而伤于心。”令他“一室徘徊，胸沸脉竭”。他对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退让、放弃华北的政策颇为不满，曾对学生谈到对时局的看法时说，面对强敌压境，“为拯救垂危的民族，不妨背城借一，作一决战。”张荫麟对国民党政府镇压北平学生运动给予了愤怒的谴责，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一方面对于劫夺我土地，残害我人民，以倾覆我国家为天职的恶敌，则打躬作揖，满堆笑脸地来讲亲善；一方面对于天真浪漫，拿云捉月，从未曾给过社会以丝毫损害的少年男女，则凌以雷霆万钧的凶威。这种情形所表现一个国家的‘政治人格’，在稍为有审美观念的人看来，是何等丑恶!”认为国民党当局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必然会“失却有血性、有头脑的青年的同情”，“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府，失却全国有血性、有头脑的青年的同情而寿命能长久的”，表达了对青年爱国运动的坚定支持。
1936年，日本中国驻屯军不断增兵平津，两次挑起丰台事件，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兵丰台(北平南郊)，亡国灭种的阴云笼罩在北平城的上空。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压城之黑云，身处“危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退让，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1936年1月27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庄严宣称：“中国是民众的中国，土地是民众的土地，不像在皇帝统治时代，‘朕即国家’，因内政外交的失败，将一块一块的土地让给帝国主义列强。”在敌人贪欲无餍、得寸进尺之时，“不但华北垂亡，整个的民族都要快沦为奴隶了，我们还等待么，我们还能迟疑吗”?“宣言”最后大声疾呼，“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救护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在这次宣言上签名的就有张荫麟。
1936年10月13日，由张荫麟起草，经钱穆、顾颉刚、徐炳昶、冯友兰、崔敬伯等人三次修改，104名北平学术界教授联名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又称“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宣言”称：
溯自沈阳之变，迄今五载，同人等托迹危城，含垢忍泪，不知其运命之所届。去秋以来，情势更急，冀东叛变，津门倡乱，察北失陷，绥东告警，丰台撤兵，祸患连骈而至，未闻我政府抗议一词，增援一卒……在此中日交涉紧张之际，为愿政府明了华北之真正民意与树立救亡之目标起见，特提出下列数项要求，望政府体念其爱国赤诚，坚决进行，以孚民望而定国是，不胜祈祷之至。
一、政府应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二、中日外交绝对公开，政府应将交涉情形随时公布；三、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有非法军事行动与设置特务机关等情事；四、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五、根本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六、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七、政府应立即以 武力制止走私活动；八、政府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藉外力以作乱之土匪。
10月17日，《申报·北平特讯》以《文化城中文化界之呼声》为题报道了签发“宣言”的缘起和经过。该“宣言”表达了张荫麟、钱穆等“托迹危城”的百余名教授反对政府对日妥协，要求集中力量，一致对外的爱国愿望，表达他们在强敌压境、国难当头之际，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坦诚地发表自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看法，体现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爱国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对于促成南京政府早定抗日大计贡献了知识分子的一份力量。
三、流转西南天地间
北平城的沦陷使张荫麟、钱穆开始了流转西南的学术生涯。七七事变后，张荫麟只身南下，应浙江大学聘，讲学天目山中；钱穆则随北大南迁，由长沙而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938年夏，张荫麟辗转来到昆明，受聘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哲学系，经过长时期的辗转流徙，两人终于在滇中得以重见。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两人仍主要从事通史的讲授和著述，共同的志业使他们的交谊日深，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通史时曾对学生李埏(又是张荫麟的弟子)说：“晚近世尚专，轻视通史之学，对青年甚有害。滇中史学同仁不少，但愿为青年撰中国通史读本者。唯张荫麟先生与我，所以我们时相过从，话很投机。”
1939年秋，钱穆离开西南联大，以后任教于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0年秋，张荫麟也离开了西南联大，再次应浙江大学之聘，讲学古城遵义。从此两人再未谋面，不过《思想与时代》杂志的创刊再次将两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1941年8月，张荫麟、张其昀等人在浙江大学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由“思想与时代社”发行，该社的基本社员有张荫麟、钱穆、张其昀、朱光潜、贺麟、郭洽周六人。钱穆踊跃为杂志撰稿，最初每月皆撰一文寄去，他的《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就发表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
《思想与时代》月刊的主编是张其昀，但张氏为浙大史地系主任，又为国民参议会参证员，事务繁忙，故张荫麟成为该杂志的实际负责人。张荫麟积极为杂志约稿，对来稿的质量要求极高。据张氏的好友谢幼伟回忆：“当《思想与时代》月刊初出版的时候，他来约作者写文章，可是作者却非常害怕。怕的是文章到他手里，不见得可以通得过。不过对于钱穆的来稿，张荫麟从来就不吝惜纸张，篇篇照登。张荫麟主持《思想与时代》月刊共15期，几乎期期皆有钱穆的文章，足见他对钱氏文稿的重视。
钱穆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启发了他对民族文化问题的思考，他这一时期的论文多以文化研究为中心。据统计，钱穆为《思想与时代》月刊撰稿有42篇，其中有关文化思想方面的文章多达27篇。钱氏晚年自言：“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申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其开始转机，则当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这即是说，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是钱穆学问研究方向发生重要转变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一重要转变则是张荫麟为《思想与时代》月刊约稿促成的，可见钱穆治学方向的转变也有张氏的一份功劳。
如前所述，张荫麟、钱穆的终身志业是编纂一部为时代所需要的新通史。早在北大主讲中国通史时钱穆就提出：“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于已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张荫麟也说“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在这个时候，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是史学家应有之责任。而他组织“思想与时代社”，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在流转西南期间，张荫麟和钱穆编纂中国通史的宏愿进入到实践阶段。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钱穆每周去昆明讲课外，其余时间则隐居宜良山中从事通史的撰述。1940年7月，钱穆撰写的中国通史名著《国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风行全国。牟润孙称此书“自尧舜以迄民国，为完整之中国通史。识见、议论、编排、文章，均超越前人之作。享誉史学界，诚非幸致。”在钱著出版后的第二年5月。张荫麟的传世名作《中国史纲》(上册)也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印行。是书出版，好评如潮。陈梦家称赞此书是他“最近所看到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作者“既详细利用所有的材料，并且遵守若干预立的原则，有条不紊地把融化了史实用清楚明白而动人的文字写出来，使读者在优美的行文中浏览古代社会的大略。对该书考据上、叙述上的疏误提出商榷意见的童书业也认为：张著“综论大势，往往有出入之见解。且所述之古史轮廓，颇见正确，立论既不偏于疑古，亦不固执而信古；既有丰富之史学知识，又具通贯之史学眼光；深入浅出，人人能解：在当代通史作品中，允称佳著。”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止于东汉，1942年10月24日，张氏病逝于贵州遵义，时年37岁，民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之星，就此坠落。引为知己同调的钱穆闻之悲伤不已，于当年11月22日在成都赖家园一气写下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痛悼亡友：
故友张君荫麟，始相识在民国二十三年春夏间。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当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此数年来，强寇压境，蹙吾半国，黉舍播迁，学殖荒落。老者壮者无所长进，少者弱者丧其瞻依，张君独奋志潜精，日就月将，吾见其进，未见其止，明星遽坠，长夜失照，眺前瞩后，岂胜悼怆。特草此文以当追念，而斯人不作，安得复相与一畅论之。然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是所望于诵斯文而有慕于张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