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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止一次地被问，“你的信仰是什么？信佛还是基督？”一时我也茫然失语，想起了古罗马女哲学家希帕提娅。当人们纷纷不得不去选择基督教明哲保身时，她说：“我信仰哲学。”我想我能不能回答：“我信仰艺术呢？”我虽没有如此崇高，但也觉得自己如果不去画，不去做与画画儿相关的事，我真的别无它能，生命对我来说也就毫无意义。
从小我就孤僻内向，甚至怕和陌生人说话，面前走过人都会不知所措，想躲起来。但是从小的熏染，让我无可替代地、执著地选择了画画。就我而言，一个内心拒绝长大的人，一个心中时常涌现悲思的人，一个在父母严格教育下至今也从未单独远行的人，一个面对五彩纷呈世界充满好奇与向往，却怎么也走不出自己单调生活的人，我只能画，只能画，我需要画，需要画，把儿时读过的童话书里面的奇花异草，异国情调，穿着华丽衣服的王子、公主，把那些一尘不染的世界统统表现出来。
画寄予了我太多的希望，太多梦想，甚至人们最怕消逝的青春
画对于我是有着崇高意义的，我就是它面前虔诚的信奉者、膜拜者。并且我一直都是个严谨的人，无法把自己搞得太轻松，也没法子把画弄的似游戏，也不能“玩艺术”、不会“做艺术”。对于绘画，勤奋、踏实更适合我。
二
我的画几乎每张都是自己凭借想象，主观臆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参照物，也没有任何原型，没有任何模特。这好像成了我作画的一种标志，或是一种癖好。我总觉得艺术就该是创造的，而画就该是“人现实不能及的、梦里出现过的，然后借以表达出来的”。如果每天按照片打格放大，这样的画毫无意义。
所以我常把自己扔在冥想与回忆中。不过冥想也不完全都是毫无根基的天马行空，也有现实的情感以及里面的人和事的交错，是幻象与大脑的激情碰撞，里面会有愤世，有忧伤，有回想。这时我就急于用画笔记录（当然是先以草图形式）。也许只有真正搞过艺术创作的人才会有这种感受，思绪在大脑里蔓延，一个个画面溢出来，画笔跃动着，这是在追逐想象；身体轻轻的，完全进入另一个世界；此刻的手就像灵魂附体，随之再现这充溢的光芒。这就是创作的状态，十分的美妙，那样的快感是任何经验都无法比拟的。
创作无疑是需要耗费大量心血的。我的画有的是灵光乍现的短时记忆，有的则是心中积蓄已久，长期酝酿不得不奔泻或是不吐不快的产物。再迅速、能力再强的画家也很难追赶到思绪的速度，光影的流失。图像语言有它与生俱来的一套规矩，符号的提取、整合、加工、创造，乃至个人化、风格化也是长期以往才能塑成的。
我是个理智总被感性打败的人，也总看不上那些只是卖弄绘画技巧的人。艺术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无论做什么样式的艺术，真诚最重要。我一直把情感、心灵、精神摆在首要的位置，忽视形式、技巧、技术，把它放在次要位置。其实这么想也没什么错，只要把技巧寄托在精神上，以精神层面作技术的支持与志向，技巧就有意义。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自由游刃于技术与灵魂之间，能在精神的高度下把技巧最大的成功使用，融理智与情感于一身。
自大学以来，我找到了一种符合自己心性与好恶的绘画流派——朴素艺术。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卢梭为代表的一批不受原有绘画法则与美学拘束，随兴所至的画家。他们仿佛拥有从未消逝的儿童慧眼，在漫漫岁月，百折不挠坚持着。这一切都深深感染着我。马蒂斯说过：“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我也在我的画中去实践一种意象的、心与物、心与象相结合的方式造型，同时吸取朴素艺术的因素，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去领受那份保存着人类原始力量与天性，能够全身心感知、理解、表达周围所触及世界的诗意创作方式。
三
我并不是女性主义者，也不想自己的作品被划分到女性艺术，但是我诚恳地承认身为女性的事实，也想充分发挥女性的特质。
女性永远有不同于男性的眼光与角度，更加的个人化与内省。这往往源自她们纤细敏感的内心，她们用她们的肢体、她们的心来绘画。我一直赞赏并引以为豪这种直觉的方式，这也是每个艺术家必不可缺的能力。日本画家东山魁夷说：“感觉比思考更重要。”或许有些偏激，他只是强调感性对于一个视觉、造型艺术家的重要性。但感觉、才气，是年轻时的锐气、青春、冲动，终究会用光，没有理性的节律、控制与分配、调合，终究难成大器。
对于我而言，至少到现在我的画还是主要受感性支配着，我的生命里没有太多的沉重、苦难，没有冒险、动荡，即使也会有分离、有痛苦、有悲伤，很多也是我故意制造，是属于我的夜晚梦境，活动于脑中，蛰伏于内心的一种“精神活动”。所以我暂时好像也无法深重，我把自己聚焦于和平、幸福、优美、纯洁，这些看似平静、和谐的意象之中，我总是执拗的认为，我要摈弃一切丑恶。
当人类从脱离自然这一母体开始，便被判定为一个异化的临界点。一方面，主体意识逐渐加强，成为自然的逆子，拼命地挖掘、搜刮地球的财富，供自己大肆挥霍，造成两者永不间断的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被客体化以后的人类，又无可奈何地承受着社会对他的戏谑、嘲讽、责难，乃至戕害。
我想摆脱这种宿命，以至竭力向上飞升，期望进入美丽、纯洁、神圣的境界，得到一种看透世事之上的从容、安宁，一种凌驾于丑恶之上的美好。我有意避开那些男性视角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政治、历史事件，而是趋向于最大化个人的情感体验，一些人类无法逃脱的永恒母题，像爱情、生死、母性、自然、非理性思维、孤独、时间的流逝等等。这些都是十分古老的主题了，尽管如此，我也有自己生命的独特感悟、思想角度与抒情方式。比如爱情，我理解的爱情一定是洁白美好的，是不朽与恒定性的，是坚贞不渝、长相守的；我也画母亲，但是我的母亲形象是少女的，是身材修长，而不是硕大健壮的，她就犹如女娲，是世间万物的孕育、创造者，是一位永不衰老、永远青春貌美的女神，她是所有人类的母亲，而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每一位具体的母亲。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累积，我也许会在这些永恒的母题里找寻到更多的子题，也或许我的表现范围也会随之扩展，也说不定哪一天我与我的作品就变得深刻、厚重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属于我自身的自然而绝非刻意的过程。这也是我的生命过程。
不止一次地被问，“你的信仰是什么？信佛还是基督？”一时我也茫然失语，想起了古罗马女哲学家希帕提娅。当人们纷纷不得不去选择基督教明哲保身时，她说：“我信仰哲学。”我想我能不能回答：“我信仰艺术呢？”我虽没有如此崇高，但也觉得自己如果不去画，不去做与画画儿相关的事，我真的别无它能，生命对我来说也就毫无意义。
从小我就孤僻内向，甚至怕和陌生人说话，面前走过人都会不知所措，想躲起来。但是从小的熏染，让我无可替代地、执著地选择了画画。就我而言，一个内心拒绝长大的人，一个心中时常涌现悲思的人，一个在父母严格教育下至今也从未单独远行的人，一个面对五彩纷呈世界充满好奇与向往，却怎么也走不出自己单调生活的人，我只能画，只能画，我需要画，需要画，把儿时读过的童话书里面的奇花异草，异国情调，穿着华丽衣服的王子、公主，把那些一尘不染的世界统统表现出来。
画寄予了我太多的希望，太多梦想，甚至人们最怕消逝的青春
画对于我是有着崇高意义的，我就是它面前虔诚的信奉者、膜拜者。并且我一直都是个严谨的人，无法把自己搞得太轻松，也没法子把画弄的似游戏，也不能“玩艺术”、不会“做艺术”。对于绘画，勤奋、踏实更适合我。
二
我的画几乎每张都是自己凭借想象，主观臆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参照物，也没有任何原型，没有任何模特。这好像成了我作画的一种标志，或是一种癖好。我总觉得艺术就该是创造的，而画就该是“人现实不能及的、梦里出现过的，然后借以表达出来的”。如果每天按照片打格放大，这样的画毫无意义。
所以我常把自己扔在冥想与回忆中。不过冥想也不完全都是毫无根基的天马行空，也有现实的情感以及里面的人和事的交错，是幻象与大脑的激情碰撞，里面会有愤世，有忧伤，有回想。这时我就急于用画笔记录（当然是先以草图形式）。也许只有真正搞过艺术创作的人才会有这种感受，思绪在大脑里蔓延，一个个画面溢出来，画笔跃动着，这是在追逐想象；身体轻轻的，完全进入另一个世界；此刻的手就像灵魂附体，随之再现这充溢的光芒。这就是创作的状态，十分的美妙，那样的快感是任何经验都无法比拟的。
创作无疑是需要耗费大量心血的。我的画有的是灵光乍现的短时记忆，有的则是心中积蓄已久，长期酝酿不得不奔泻或是不吐不快的产物。再迅速、能力再强的画家也很难追赶到思绪的速度，光影的流失。图像语言有它与生俱来的一套规矩，符号的提取、整合、加工、创造，乃至个人化、风格化也是长期以往才能塑成的。
我是个理智总被感性打败的人，也总看不上那些只是卖弄绘画技巧的人。艺术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无论做什么样式的艺术，真诚最重要。我一直把情感、心灵、精神摆在首要的位置，忽视形式、技巧、技术，把它放在次要位置。其实这么想也没什么错，只要把技巧寄托在精神上，以精神层面作技术的支持与志向，技巧就有意义。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自由游刃于技术与灵魂之间，能在精神的高度下把技巧最大的成功使用，融理智与情感于一身。
自大学以来，我找到了一种符合自己心性与好恶的绘画流派——朴素艺术。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卢梭为代表的一批不受原有绘画法则与美学拘束，随兴所至的画家。他们仿佛拥有从未消逝的儿童慧眼，在漫漫岁月，百折不挠坚持着。这一切都深深感染着我。马蒂斯说过：“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我也在我的画中去实践一种意象的、心与物、心与象相结合的方式造型，同时吸取朴素艺术的因素，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去领受那份保存着人类原始力量与天性，能够全身心感知、理解、表达周围所触及世界的诗意创作方式。
三
我并不是女性主义者，也不想自己的作品被划分到女性艺术，但是我诚恳地承认身为女性的事实，也想充分发挥女性的特质。
女性永远有不同于男性的眼光与角度，更加的个人化与内省。这往往源自她们纤细敏感的内心，她们用她们的肢体、她们的心来绘画。我一直赞赏并引以为豪这种直觉的方式，这也是每个艺术家必不可缺的能力。日本画家东山魁夷说：“感觉比思考更重要。”或许有些偏激，他只是强调感性对于一个视觉、造型艺术家的重要性。但感觉、才气，是年轻时的锐气、青春、冲动，终究会用光，没有理性的节律、控制与分配、调合，终究难成大器。
对于我而言，至少到现在我的画还是主要受感性支配着，我的生命里没有太多的沉重、苦难，没有冒险、动荡，即使也会有分离、有痛苦、有悲伤，很多也是我故意制造，是属于我的夜晚梦境，活动于脑中，蛰伏于内心的一种“精神活动”。所以我暂时好像也无法深重，我把自己聚焦于和平、幸福、优美、纯洁，这些看似平静、和谐的意象之中，我总是执拗的认为，我要摈弃一切丑恶。
当人类从脱离自然这一母体开始，便被判定为一个异化的临界点。一方面，主体意识逐渐加强，成为自然的逆子，拼命地挖掘、搜刮地球的财富，供自己大肆挥霍，造成两者永不间断的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被客体化以后的人类，又无可奈何地承受着社会对他的戏谑、嘲讽、责难，乃至戕害。
我想摆脱这种宿命，以至竭力向上飞升，期望进入美丽、纯洁、神圣的境界，得到一种看透世事之上的从容、安宁，一种凌驾于丑恶之上的美好。我有意避开那些男性视角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政治、历史事件，而是趋向于最大化个人的情感体验，一些人类无法逃脱的永恒母题，像爱情、生死、母性、自然、非理性思维、孤独、时间的流逝等等。这些都是十分古老的主题了，尽管如此，我也有自己生命的独特感悟、思想角度与抒情方式。比如爱情，我理解的爱情一定是洁白美好的，是不朽与恒定性的，是坚贞不渝、长相守的；我也画母亲，但是我的母亲形象是少女的，是身材修长，而不是硕大健壮的，她就犹如女娲，是世间万物的孕育、创造者，是一位永不衰老、永远青春貌美的女神，她是所有人类的母亲，而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每一位具体的母亲。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累积，我也许会在这些永恒的母题里找寻到更多的子题，也或许我的表现范围也会随之扩展，也说不定哪一天我与我的作品就变得深刻、厚重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属于我自身的自然而绝非刻意的过程。这也是我的生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