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闻报道，韩国偶像组合东方神起原成员金在中，曾经陷入过一场官司，被告是他的父母，原告却是他的亲生父亲，这起诉讼让全韩都得知了他的养子身份。其养父母虽然与金在中无血缘关系，可是一直将他视为已出，让他在养父母和八个姐姐的呵护中幸福成长，直到他功成就名之时，离婚后与他一度断绝了联系的生父找上门来，秘密才被彻底公开。这桩新闻的曝光，让人们看到了这位励志偶像宛若肥皂剧一般的“狗血”身世，同时也成为韩国无数收养记录中的一个正面典型。

“多父多母”的日本孤儿

　　2009年开始热播的美剧《摩登家庭》打开了“多元化”之窗，剧中一对同志夫“夫”领养孩子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剧集全面展示了这对甜蜜伴侣从申请领养权，接受领养机构的严格审查，到心情忐忑地蹲守在产房外等待他们的养子出生这一艰难过程。经过一系列波折考验，他们终于成功收养了一个越南女孩，并给予她公主级待遇，终于将她培养成傲骄毒舌的“熊孩子”。
　　这部喜剧虽然看着让人舒心开怀，可事实上真正的孤儿们被收养的过程却远不如编剧笔下那般美好。就这方面来讲，日本的孤儿们可算是彻底领教，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孩子都曾经身陷“多父多母”的尴尬处境。
　　原则上来讲，日本不主张收养，也就是说，政府一度特别喜欢亲自抚养本国儿童。早在二战以前，日本政府就出台了《救护法》《少年保护法》和《儿童虐待防止法》等一系列儿童保护制度。具体来讲，就是政府对全国孩子的监护人都有严格的考量标准，设下诸多门槛，体罚虐待自不用说，只要发现没有给子女提供必要营养、疑似缺乏关爱的，作为“不合格”的亲生父母也一样会被红牌罚下，其亲生孩子则由政府设立的儿童保护设施来接手。
　　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孤儿院”里有很多孩子的双亲仍健在，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再履行抚养责任，这些孩子何去何从？有的将一直留在机构里呆到成年，另一部分则以“特殊养子”的形式被一些夫妻收养，只要大人年龄在35周岁以内，便可领养不满14周岁的孩子。但是收养确认过程，也是比爬珠穆朗玛峰还要艰难，因为政府机构会套用复杂的流程，搭配无数次登门调查，来判定申请人有无收养资格，与此同时，也给予这些迫切希望有个孩子的夫妻一些匪夷所思的收养忠告。这些忠告的内容，在2016年首播的日剧《初次见面，我爱你》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忠告是什么？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荒唐——要允许孩子在试养期内当着养父母的面小便、一整天让养母背着，甚至还要习惯孩子突然变得不会说话。机构的人解释说，这是孩子在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父母时很可能会产生的自觉反应，目的是让自己从心理上退回到婴儿状态，假装是被现在的养母生下来的，一切都重新开始。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变异”，是因为被收养的孩子可能之前有过太多的“父母”了。每一次收养试用期，被选中的孩子就得和完全陌生的夫妻同居一段时间，以求磨合，也是做一个双向考核。考核通过了，便是皆大欢喜;通不过，孩子就得重回机构，等待下一轮中选。野岛伸司参与创作的剧集《明天，妈妈不在》里，杜撰了一个名唤“小野鸭之家”的儿童养护机构，里边的孩子几乎个个“身经百战”，一方面他们竭尽全力把自己变得乖巧可人，以便改变命运;另一方面，可爱的孩子也陷入了恐怖的“轮回”，被性格家境迥异的夫妇们收养了一次又一次，小小年紀已看透人情冷暖，变得无法轻易托付感情，因为今天被领回家，明天也可能会被“退货”，这是与血亲“同一屋檐下”，体会却截然不同的残酷“游戏”。
　　有过太多的“父母”，令孤儿们对“家庭”产生了更多的戒备，倘若遇到真正想要亲近的收养人，便会强烈渴望自己变成他们的亲生孩子，于是就有了退化成婴儿的行为，希望得以“重生”。扭曲状态背后，正是这些孤儿“求真爱”的证明。

“养子传统”的背后

　　1988年日本收养法中“完全养子制度”的规定，意味着被收养的孩子不一定非得是孤儿，也可以是身边血亲的孩子。从那以后，日本一度出现了“收养高峰”，最高记录一年内有超过8万人被收养，令这个人口基数很小的国家在收养数量上却占据世界前列;而且其中多数收养的都不是孩子，90%都是成年人。
　　会出现这样的收养奇观，兼因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家业传男不传女。
　　于是乎，从江户时代开始，缺少儿子做继承人的家族就会收养男孩，以便维系父系氏族;为了保证血缘的纯正性，他们也基本都是从有血亲的家族中选择，如此一来，既是家业后续有人，也能保存家族姓氏。所以“养子继承人”在日本特别普遍，由于多数收成年养子的家族都处境优渥，因此也培养出不少人才，比如说铃木汽车公司的CEO铃木修。
　　甚至更早的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就是因为起初没有诞下子嗣，于是将开始收养子，其中最为世人知晓的便是丰臣秀家与丰臣秀次，丰臣秀次狐假虎威，认为自己是正牌继承人，于是行事嚣张、为所欲为，落下“杀生关白”的恶名;孰料因为位高权重的养父后来有了亲儿子，养子反而成了他的心病，秀吉怕其与亲子争权，于是随便找了个理由让他切腹自尽了。可见，被大家族收养的孩子并非个个一飞冲天，有时候也可能成为权谋之争的牺牲品。
　　这类收养养子的形式一般分四种，一是“婿养子”，也就是让入赘女婿顺便变成养子;二是“顺养子”，是因没有儿子，就干脆认弟弟做儿子;三是“末期养子”，就是老来无子的情况下，匆匆认领一个儿子;四是“临时养子”，是为防没有继承人的家督突然遭遇不测，于是临时指定一位养子。无论是哪一种收养形式，都是单纯为男权服务。

　　这种养子制度普及到什么程度呢？就连日本大文豪芥川龙之介也不可避免，他在旧式封建家族中成长，由于生下后9个月母亲就精神失常了，于是被舅父顺势收养。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出生知识分子家庭，但是也因结婚，入赘到医学家汤川玄洋家，从本姓小川改姓养父之姓汤川。
　　如果说上述两位养子是凭借自己的才能流芳后世，那么有“日本教育近代化之父”之称的教育家井上毅则的成就，则与其被收养的命运密不可分。井上毅是下级武士家庭出生，陪臣饭田权五兵卫的三儿子，22岁那年才被过继给井上茂三郎为养嗣子。虽然生父伺候的肥后国熊本藩家老长冈是容很早就让他进学堂读书，打开了他的求学之门，但是随着武士时代的全面消亡，井上毅原本不可能凭借出生得到发展机会。所幸被收养之后改换门庭，他方有机会大展拳脚，到各处游学。
　　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日本诸多大公司的总裁倘若膝下无子，就都喜欢在高层经理中找养子，同时他们的亲生父母也往往乐意拿几百万报酬，将儿子“卖”出去。这样的“交易”已是见怪不怪，可以说是“傍大款”的另一种老派模式。

儿童的天堂与地狱

　　现如今日本已经在名义上取消了领养制度，这既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孩子，避免一些后遗症的产生，同时也加大了和孩子有关的福利政策。不仅每位怀孕母亲都可以收到国家派发的约2.4万日元的大红包，孩子一出生，就意味着其父母每个月都能得到近2万日元的补助金，这项福利可享受到孩子15岁。倘若生孩子两个以上，第二个孩子就能每月多领5000日元，生三个的话每个孩子都会再加3000日元津贴，且可领到18周岁。
　　这一系列的政策，一来是为了鼓励生育，对抗“少子化”问题;二来就是要尽量减少“孤儿”的产生，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
　　那么被送进儿童保护设施机构的孩子是否能得到周全的保护呢？这可不一定。
　　1996年4月，13名满身伤痕的孩子闯入千叶县内的四所儿童咨询所，控诉他所在的一家名唤“恩宠园”的儿童保护机构遭受严重虐待。调查结果让咨询所的工作人员都瞠目结舌，整个“恩宠园”就是人间地狱，孩子们受到了花样百出的虐待，只要犯错，他们就会被套上狗链子成畜生使唤，扔进烘干机旋转，或者剥光了站在水池里罚站，甚至被管理人员猥亵。恶行铁证如山，当时的千叶县政府却以“没有权限”为由，没有对恩宠园进行任何处理。
　　这些身心满是创伤的孩子没有放弃，他们花了3年时间申诉，终于在日本电视台曝光了这些触目惊心的经历。就如韩国电影《熔炉》的公映，激怒了民众，让政府重修儿童保護法一样，“恩宠园”的恶行公布也掀起巨大的舆论浪潮，最终日本警方将园长和其儿子实施逮捕，园长被法庭以伤害罪判8个月有期徒刑，其子以强制猥亵罪被判4年有期徒刑。
　　“恩宠园事件”揭开了儿童保护机构的龌龊面纱，2009年日本修改《儿童福利法》之后，厚生劳动省针对全国儿童保护机构展开调查，得到的结果令人唏嘘——每一年记录在案的虐童事件都在不断增加。
　　而事实上，这些恶性事件也让政府面临两难，无论孩子是被收养抑或留在儿童保护机构，都会有诸多后遗症的产生。这时候，就有人想出“妙计”——把日本的孤儿交给外国人收养，并从中牟利。
　　说到这一现象，位居南亚的印度可算是领养儿童的“输出大国”，欧美发达国家的“圣母”们都愿意收养印度孤儿为自己积福，彰显博爱情怀。在2004年至2006年3年里，有945名印度孩子被美国家庭收养，意大利在同期收养了419名，西班牙收养了301名。之所以有那么多孩子被“输出”，兼因当地重男轻女的观念所致，每年的弃婴中有九成都是女孩，也为西方国家的收养提供了门路。
　　2016年公映的合拍电影《雄狮》就是将一起真实事件搬上大银幕，讲的是年仅5岁的印度男孩萨罗因在车站与哥哥走散，被送进了孤儿院，随后又让一对澳洲夫妇收养，培养成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成年之后，他通过谷歌的卫星实景地图，找到了自己的故乡，并与养母一道前去认亲。电影的前半部分精细刻画了萨罗被领养前所处的险恶环境，成为人贩子的目标、在孤儿院遭受严重虐待;而后半部分则处处彰显领养家庭对他的满满爱意，使得故事结局终得圆满。
　　此片正是被领养儿童的现实写照——一半地狱、一半天堂。
　　收养是改变个人命运，也改变家庭命运的一种方法，更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从本质上来讲，这应该是爱的给予和接纳，也决定了民众素质的走向，所谓“治愈”就是依托类似这样的“补缺”模式得以实现，让“如父如母”的光辉照亮孤儿们黯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