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紧密相关性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亚洲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可能会使美洲几个月后出现飓风!被一再宣称为保护农民的内地土地制度,则正在使中国的农业品牌失去国际竞争力。
　　中国一直以历史悠久的茶叶故乡和茶叶王国而自豪,但英国《金融时报》汤姆·米勒(Tom Miller)却在10月10日FT中文网撰文,给了迷醉的国人当头一棒。他说,中国是个没有名牌的茶叶大国。这话听来让人沮丧,但却也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虽然在世界最大产茶国及消费国的头衔旁落100年后,中国最近从印度手中夺回了这一历史地位,但中国却未能打造出一个全球知名的茶叶品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的茶叶品牌都难以与国外竞争者相抗衡。在中国,联合利华(Unilever)的立顿(Lipton)品牌占有的市场份额,是仅次于它的本土竞争对手的三倍。“中国7万家茶场为啥抵不上一个‘立顿’茶?”北京的一家报纸最近在一篇文章中遗憾地表示。
　　汤姆·米勒把根源归结于市场过度分散,的确显示出其“旁观者清”的独特与高明之处。他认为这个问题从茶园就开始了。中国茶叶行业的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肯尼亚和印度等经济发达程度较低的国家。在中国中部、南部和西部的产茶区,约有800万农民在茶园内劳作,其中大多是面积很小的自留地。浙江省是中国的產茶大省和最富裕的省份之一,那里有100多万家小茶园,平均面积不足0.2公顷。将土地合并为面积更大的种植园受到中国土地法的限制——根据目前中国的土地法,土地所有权不归农民所有,因此他们也不能出售土地。
　　监控数百万家星罗棋布的茶园的质量,无疑是痴人说梦,而且中国的茶叶出口商一向难以达到国外的安全标准。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茶叶的平均售价仅为每千克2美元,低于印度茶叶的2.7美元,以及备受赞誉的斯里兰卡茶叶的3.4美元。
　　也许我们会说,不一定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我们也可以学习西方的牛奶质量管理技术,通过“株连”式的管理来达到质量安全的目的——收奶时各家奶品各留一份备检,若整批质量发现问题,再倒回来一一检验,谁家的奶品出现质量问题,整批质量都要由他赔偿。通过这种惩罚性赔偿的方式,既有效降低了管理成本,也能有效控制产品质量。
　　但是茶叶毕竟不同于牛奶,各种物质无法充分混合;小农经济下的“株连”式管理,也无法对真正的源头起到制约作用,因为多数农民的辛苦劳作仅仅够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温饱,“惩罚性赔偿”能否执行还是个未知数。
　　而像立顿这样的品牌,能够通过其全国性的市场营销以及高效的一体化分销网络将并不出色的茶叶卖出好价钱。此外,有机茶的价格也相当高,几十几百倍地往上翻。那样的茶,质量监控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要求采茶者不得蓄长指甲,不得在脸上搽粉;严禁吸烟。不得使用杀虫剂,而是用电子灭虫器来保护茶树免受叶蝉及其他嗜茶叶害虫的侵害。等等。
　　显然,现代安全、高质、高效的农业管理丝毫不亚于现代化的工业流水线,甚至比工业流水线要求还要高得多,因为农业多是露天作业,随时受到气候和环境的影响,无法像工业流水线一样独立关起门来躲进小楼成一统。无疑,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产业农民变身,是中国现代农业和与此相关的中国品牌绕不过去的坎。但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集体所有制无疑是我们必须闯过的一道大关。
　　农村土地、宅基地的集体所有制一度被一些人认为是保护农民利益和粮食安全的法宝,然而却与产权自由和择业自由的现代经济原则相悖,既有产权性质又有合同性质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产权风景”。它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在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的地区或者城市边缘地带,土地成为地方官僚集团的取利工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7年前曾做过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计划经济时代剪刀差让农民让利6000亿——8000亿元,而改革开放后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农民损失2万亿元。另一直接后果是:在边远地区,大量土地在人们背井离乡奔向城市过程中被抛荒,却因为土地制度的限制而无人接手耕种和整合。其不仅使粮食生产处于不安全境地,也使中国农民和与此相关的中国品牌失去国际竞争力。
　　而在内地农村许多地方,还有一个后果值得关注,即农民老无所依老无所靠,一辈子全凭劳动力挣钱吃饭,一旦劳动力丧失,一切皆无所凭,甚至没有任何财产可以遗传子孙,导致其中难免有人看儿孙脸色吃饭。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见8月30日《成都商报》)。
　　本届中国政府已经废除了沿续达2600年的农业税,又开始探索政府兜底的农村养老制度,是到了该全面告别“土地养老”等观念,还土地、农房以原有的产权概念的时候了。(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