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财政收入去年突破5万亿元、占国民财富比例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准备在两会上提交关于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提案。
　　中国财税制度存在着哪些缺陷与不足?就对此本刊专访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先生。
　　1　政协委员张红力建议，通过降低高端人才的个税税率，以吸引高端人才和跨国公司将总部设立在中国，你如何评价这一建议?
　　李炜光：我比较赞成。人们对富有人群还是存有偏见。其实富有人群在收入多的同时，对社会贡献也很大。他们跟社会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善贴得更紧密。因为他们纳税多，所以他们更关心税的用途，更关心社会进步的走向、进程，政府的作为。他们办一个企业，搞大规模经营要付出很多精力、体力，而且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工人是签协议的，工资是铁拿的，但风险就由经营者承担了。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是穷人，但富人也受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经营活动也受影响。只要是直接税，没法转嫁的税，不管是穷人富人，都会感觉到税痛的。因此富人的税负也应该适中，跟财富占有情况以及承受能力相匹配就可以了，不是越重越好。
　　2　从个税来说，中国税制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李炜光：在所有税制里，我们的个税问题是最大的，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是不顾个税常识。老百姓过日子的钱你不能征啊，但是我们的税收制度不合理就在这个地方。全国一刀切定一个2000元的起征标准，但是各地的收入不一样。
　　第二个大问题是没有和社会良性发展这个大目标挂钩。各个收入阶层的纳税人应该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大目标。但是，社会贫富差距仍然很大，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这也属于税制上的不合理。
　　我们政府在设定税制时，一直关注自己别少收了。完全从财政收入角度考虑，而不是从人民的负担，人民生活的改善来考虑。
　　3　税制结构关系到第一次分配的公平问题，在你看来-中国的税制结构存在哪些问题?
　　李炜光：个人所得税现在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分类税，按照收入来源分别计算，这就容易造成重复纳税。应该向综合所得税过渡，这是税种设计上应该改革的。
　　另一个存在问题的是代扣代缴制度。将来应该要实行公民个人申报纳税，而且是按年来纳税。另外，目前税率超额累计级数太多了，计算繁杂。
　　4　2005年《福布斯》把中国列为世界上税率第二高的国家，财政部有官员却表示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
　　李炜光：衡量一个国家税负的轻重不只看数字，还要看国民享受了多少福利。我们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国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存在问题很多。刚刚过去的雪灾，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到位的话，不至于有几十万人在受罪。这说明征了这么多税都用到别处去了，国民受难的时候你却拿不出很多钱来救济。
　　5　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发表的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名列世界第三。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李炜光：我们征的税，养活了一个超大的政府。交这么多的税，享受这么差的服务，从这个方面来说，人家是很客气的了。
　　6　张红力认为，中国企业实行全球化战略所面临的最大的瓶颈是跨国人才极度匮乏，而过高的个税税率导致国际人才难以为中国企业工作。你是否赞成这种说法呢?
　　李炜光：税负过重确实可能影响引进人才。跨国人才从国外进来后，一般会规规矩矩纳税，的确税负过重。
　　7　张红力建议，如若暂不宜降低个税税率，可以考虑针对那些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有重要影响和贡献的对象，提供个税优惠。你认为这可行吗?
　　李炜光：这正是我想说的。在扣除项目里，单独对这一部分人群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我想中国别的公民也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国家的跨国公司要发展，要吸引国际上的优秀人才。我们对自己也有些优惠，例如对院士就有很多优惠，为什么对外面的人就不能有呢?这些企业发展对国家有好处，整个社会都受益。任何时候都不要阻碍自己国家的发展，这是制定政策的一个基本点。
　　8　前首富张茵建议在降低最高累进税率的同时，将各层收入水平累进税率的起征点都相应提高，你认为整个税制调整的可能性多大?
　　李炜光：不大。目前我们国家在税制上是政府说了算的，目前我没看到有任何整体调整的迹象。刚提高到2000元的起征标准，怎么说也要稳定一年以上。
　　9　有论者说，与其说为富人降税，不如普遍降税。
　　李炜光：这是我们全体国民要弄清楚的概念，不是为富人降税，是引进人才的需要，为了社会的经济发展。
　　10　你认为中国以后的税制改革将何去何从?
　　李炜光：税制改革的方向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为主，在所有的税当中，相对来说最公平的还是所得税。
　　当然中国税收在未来不光是一个税制的设计，决定怎么征税的权力应该归属人民代表大会。我们现在80％以上的税收制度还是由国务院或者各部委定，这是不合理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国家的权力最核心的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最核心的是财政权力。所以两会召开之际我呼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