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1年6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在全国农村试行。9月29日，毛主席给中央常委写信，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于10月7日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内亲自下乡，对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认真调查。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是带着这一问题，率领工作组，于10月下旬来到了山西省长治县小宋大队。
工作组刚来时，住在村西的祖始庙里。祖始庙是大队办公的地方，老田就住在小北楼上。这庙是明朝建筑，因年久失修，四周的围墙都塌了。村党支部书记李有成觉得老田是中央来的同志，就派民兵夜里站岗保护。过了几天，李有成还是觉得不安全，就让老田住进了李土则家。李土则是党员，还是村支部委员。他家是个小四合院，干净整洁。老田就住在堂屋里。李土则家东边山墙外有条小路，为了更安全，李有成让村里的木匠安了个小夹门。
老田每天早早就起床了，他看到房东李土则出去拾粪，就和他一块儿去。吃罢早饭，老田来到祖始庙，李有成也来了。老田就问全村有多少人、多少地、多少农机具、几个生产小队、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还问社员一年能吃多少斤粮、年终能分多少钱、特困户有多少、有没有饿死人?李有成说小宋有331户人家，1300多口人，有9个生产小队，还有奶牛厂、蜜蜂厂、砖瓦厂、果园、粉坊、油坊、烟坊等副业队。耕地是2644亩，有水地700亩，旱地1900多亩。主要种植粮食、潞麻、蔬菜，粮食亩产达到了472斤，麻皮亩产在200斤左右。全大队社员每年的平均收入是91块钱，每个劳动日一块二毛钱，社员口粮每年吃424斤。老田边听边把这些数字记到本子上。他这人很细，当李有成汇报说现在全村有公共积累15万元，有集体储备粮21万斤时，他就让拿来账本，一笔一笔地看，还到大队仓库去瞧有没有这么多粮食。那时正是冬天，大队的9辆大胶车从长子县慈林山矿上把煤拉到祖始庙里，再给社员一家一户分。老田看到社员们推的独轮车很稀罕，就也架起来推，可走不上几步就倒了，社员们就笑。夜里，李有成正在家里吃饭，老田来了。有成家住的是窑洞，二人就在窑里谈，一谈就是大半夜。常常是有成半夜三更往李土则家送老田。
从内心来讲，李有成很感激老田。1961年正是“浮夸”风盛行时，秋后报产，其他村一个比一个报得高，和小宋临近的自家沟大队亩产竟报到2万斤。李有成做弄了一辈子庄稼，闭上眼也知道哪块地能长出多少粮。他报了530斤。公社和县里的领导认为他思想有问题，故意和上级唱“对台戏”，要撤职处分他。正在这时候，老田来了。老田说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瞒产虚报，他支持了李有成，公社和县里也就不敢再处分了。李有成觉得中央下来的干部就是不一样，水平高。一天，晋东南地委书记赵军来了，赵军给老田汇报工作后，安顿李有成把首长的生活照顾好。赵军问：“你知道老田是谁?”有成答：中央领导吧!赵军说：“他就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李有成这才知道老田是毛主席派来的。田家英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小宋大队那时正吃公共食堂，灶上最好的饭就是炒面片。食堂里又分大灶、小灶，大灶是社员们上的灶，小灶是下乡干部、来参观学习的人上的灶。小宋那时是全省的先进单位，来学习的人很多。李有成怕田家英吃不惯村里的饭，要给他另外做，田家英坚决不让。李土则家距食堂又远，总不能让田家英和其他人挤在一块打饭吧!李有成就派一个叫冯红火的女社员每天给田家英送饭、打水。现年66岁的冯红火回忆说，老田总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写材料，桌子上堆着一摞摞的书本。早上起来她去扫地，老田和他的两个警卫已经起床了，大清早老田就趴在桌子上写。半前晌进去送水，见老田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思考问题。这一带是“麻乡”，农民有冬夜里揭麻的习惯，揭罢麻已是夜里一两点了，出来瞧见老田的屋子里还亮着灯。有一天，冯红火的胃病犯了，躺在炕上不想动弹。老田就带领工作组的全体同志来看她，家里人不知该说什么好。老田握住冯红火的手，安慰她不要急，慢慢养，还说有什么困难提出来。那情景冯红火至今想起来都很感动。
这个工作组由老田、老林、老陈、大王、小王等七八个人组成，老陈是当时晋东南地区农工部副部长陈国宝，大王是长治县委副书记王文贵，小王是地区农工部的王良玉。大王和小王常常因为一件事争得面红耳赤，其他人就静静地听。老林和老陈傍晚时好去村西的陶清河里捞虾，捞上来煮着吃。老田闲不下来，一天到晚在屋子里写材料。
小宋大队有户社员叫田玉文，他是从山东逃荒来的。当时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的郭中在小宋下乡，郭中也是山东人，看到这老乡可怜，就央求李有成把他留下来。有成把田玉文安置到了村中的土地庙里。田家英来后，听说了这个情况，就去看田玉文。他说：“你姓田，我也姓田，咱们是一家人。”田家英和李有成还给田玉文家送来粮食、被褥等生活用品。田玉文生前曾多次对闺女田翠云念叨，说老田、郭中是咱的救命恩人，不要忘了人家。
李有成生在农村，村里的情况他最了解。他对田家英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农业生产最怕瞎指挥，可现在干部‘瞎指挥风’很严重。”他说前年夏收时，有个姓景的驻队干部，为了当“龙口夺食”的先进，让小宋一天一夜把200多亩小麦全部割倒，3天内全部入库。小麦播种有早有迟，地形有阴有阳，它的成熟期就不一样，哪能还是绿的就割倒呢?小宋村共种着200亩小麦，前年秋天，上级为了扩大种植面积，让种成800亩。为了达到这个数字，就得把不成熟的玉茭割倒。这样，一亩地就要少收200斤玉茭，白白地糟蹋粮食。就因为李有成不执行上级命令，1959年冬反右时，市委有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让他在大会上做了20多天检查，还不让他“下楼”。田家英听着不言语。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毛主席于1959年4月29日就给全国各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写信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真实情况确实如此。
田家英还了解到，大队一级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有支书、主任、副支书、副主任、会计、保管、医生、民办教师等脱产干部，还有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民兵营长、采购、文书等半脱产干部，另外还有扫街的、跑腿的等勤杂人员。一个千把人口的村子，光管理人员就占到了六七十人。这些人不参加生产却要参与分配，这就挫伤了小队社员的生产 积极性。比如说一个社员一年挣了100个工，而年终结算时却成了80个，那20个叫“烂工”，其实是摊给大队的村政人员了。社员们意见很大。大队和生产小队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上级每年安排的种植计划是对大队的，而实际完成却在生产小队，每个生产小队又有各自的实际情况，这就是“生产权在小队，而分配权却在大队”引起的矛盾。比如1960年春季，上级为了大搞“潞麻”基地，分配给小宋1000亩的种麻任务，比原来增加了一半。可麻是适宜平地生长的作物，有些山岭地多的生产队就不愿意种，这就和大队产生了矛盾。有的大队干部贪图个人享受，不顾群众生活，也会导致社员们不热爱集体。小宋大队有个叫李兵的社员，把自家的一茅厕粪全部施到了自留地里，一担也没给集体留。
小宋是1948年办的互助组，1951年入的初级社，1955年入的高级社，1958年实现的公社化。工作组在调查中发现，社员们对初级社很满意。初级社就是保留土地私有权，将土地交社统一经营，并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取得报酬。农民家里的耕畜、农具，由社里租用，也付给一定的租金。而现在生产小队的规模，就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都是二三十户)。工作组把这些数字、调查整理成材料，成为以后田家英写《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依据和素材。
小宋村外有个“穷人窑”，位于野坟和荒草坡上，它是旧社会无家可归的人遮风避雨的地方。逢年过节时，李有成就把村里的年轻人领到这里，向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全国一片饥馑的年代里，小宋社员尚过着有滋有味的温饱日子，田家英对李有成的一些做法便很赞同。一天，李有成要请戏班子来村里唱戏，田家英不同意，说不能因为我们在这里就唱戏。李有成说每年收罢秋，农村都有过会唱戏的风俗。戏班子来了，是“壶关县人民剧团”的上党梆子。人们都兴致勃勃地来看戏，田家英也挤在人群里看。
田家英在小宋住了有十多天。因为他是毛主席派来的，所以村里的人就都认得他。田家英要走了，社员们在村供销社后院给他开了个欢送会，会上还喝了瓶酒。原小宋大队会计李启明回忆说，那时候干群关系真是好，社员们拉着老田的手，请他有空再来看一看。老田也答应以后一定来。后来，从北京又来过几个干部，大家还以为是老田来了，都跑去看，但不是。李有成没想到，小宋大队全体贫下中农也没有想到，老田在离开小宋的第五个年头上，也就是1966年5月，因不堪忍受江青、陈伯达的迫害，在北京含冤自尽了。2006年初夏的一天，笔者在小宋村采访冯红火时她还说：“隔这些年没见了，也不知道老田他们身体还好不好。”当我告诉她老田在40年前就已自杀身亡时，冯红火的眼睛立时溢满了泪水，连声说：“那可是个好人呀!”
1961年冬，田家英还在晋东南地区的潞城县、平顺县等县区做了深入的调查。在潞城县魏家庄大队，田家英召开社员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有的社员说：“自从入了大社(指高级社)，一年不如一年。”有的则完全同意生产队核算，说：“范围大，死条毛驴，还不准有我们一根毛；范围小，可能就有我们一条腿。”好多人抱怨队大。说人多心不齐，干部招架不过来；还说“红灯大捻头，熬着社里油”，浪费现象太严重。晋东南地委通过在潞城县和晋城县的调查，也同意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并于1961年11月写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上报山西省委。
在潞城县魏家庄公社关于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小队的调查和试点汇报会上，田家英讲话说：“从这个地方的试点和了解全国其他地方的试点情况来看，脑子里有了一个印象，形成一个概念：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在小队是件好事情，是大势所趋。也有不下放的，但原来大队和小队的关系也有改变，和‘六十条’规定也不大一样了。总的趋势是分配权要下放小队。……我们都感觉到，从高级合作化以来，工作就不那么顺手，公社化以来更是如此。我们党花这样大的力量来做这个工作。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而仍然摆不脱被动局面。这当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工业多了，耕地减少，但主要是积极性问题。为什么积极性不高，人民公社某些制度上是有些问题的。”田家英还提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个地方(指魏家庄公社)有手工业工场、作坊，我们要多种经营，核算单位小了是不方便的。漫流河(潞城县的一个公社)分开之后，就发生了农业养不起手工业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条：一条是维持；一条是减少或取消。”
11月20日上午，潞城县委第一书记马如龙向田家英汇报工作(马如龙是山西省壶关县人，敢写敢说。因为他不同意办公共食堂，还受过撤职处分)。田家英边听边插话道：“浙江反映，有些地方没有干部去，生产搞的倒好些。我们搞些调查研究、提些政策、推广些经验就行了，不是去代替人家，你要代替人家，一千人也不够。现在我们的机构是空前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这样。”还说：“下放核算单位，我是积极拥护，双手赞成，但工作量很大。县委各部门的人都要动起来，研究怎样做工作。明年至少上半年，县委要紧张工作，训练大队小队干部。我认为这件工作不简单。工作并不那么好做，要教育，不要代替。包也包不了，要加强思想性，加强研究，明年上半年，县委要为这个事情艰苦奋斗。”(以上田家英的讲话，均采自原始档案记录稿)11月23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县(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会上，田家英的讲话被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全体与会者。
此外，田家英还在地区礼堂给县、市委干部做了食用小球藻的报告。中央在1960年11月就发出过紧急指示，让各地立即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以渡过灾荒。中央还推荐了几种代用食品，如小麦根粉、橡子面粉等。田家英讲的小球藻就是把玉茭皮或者玉米芯磨碎，这粉碎了的东西叫“淀粉”，用“淀粉”可蒸成窝头或做成汤喝。各县、区都按田家英的说法来做，一种叫“淀粉窝头”的食品便很快在晋东南地区的城乡出现。这种窝头又黑又硬，难以下咽，可也救了很多人的命。
田家英在平顺县做调查时，有一妇女拦车喊冤，反映该县县委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田家英把这事对地委讲了，地委马上派人调查，最后撤了这个县委书记的职。
长治调查结束后，田家英回到了北京。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于12月中旬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讲到：“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以二三十户为宜：原来生产队使用的土地、耕畜、农具，所有权确定归生产队；生产队土地上的小片林木，原则上归生产队所有；水利设施仍按原来的使用范围使用、管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过去的一切债权、债务，都要结算清楚。”这些都是他在长治调查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数字。1962年2月，中央经过充分讨论，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把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从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成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责编 晓舟)
工作组刚来时，住在村西的祖始庙里。祖始庙是大队办公的地方，老田就住在小北楼上。这庙是明朝建筑，因年久失修，四周的围墙都塌了。村党支部书记李有成觉得老田是中央来的同志，就派民兵夜里站岗保护。过了几天，李有成还是觉得不安全，就让老田住进了李土则家。李土则是党员，还是村支部委员。他家是个小四合院，干净整洁。老田就住在堂屋里。李土则家东边山墙外有条小路，为了更安全，李有成让村里的木匠安了个小夹门。
老田每天早早就起床了，他看到房东李土则出去拾粪，就和他一块儿去。吃罢早饭，老田来到祖始庙，李有成也来了。老田就问全村有多少人、多少地、多少农机具、几个生产小队、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还问社员一年能吃多少斤粮、年终能分多少钱、特困户有多少、有没有饿死人?李有成说小宋有331户人家，1300多口人，有9个生产小队，还有奶牛厂、蜜蜂厂、砖瓦厂、果园、粉坊、油坊、烟坊等副业队。耕地是2644亩，有水地700亩，旱地1900多亩。主要种植粮食、潞麻、蔬菜，粮食亩产达到了472斤，麻皮亩产在200斤左右。全大队社员每年的平均收入是91块钱，每个劳动日一块二毛钱，社员口粮每年吃424斤。老田边听边把这些数字记到本子上。他这人很细，当李有成汇报说现在全村有公共积累15万元，有集体储备粮21万斤时，他就让拿来账本，一笔一笔地看，还到大队仓库去瞧有没有这么多粮食。那时正是冬天，大队的9辆大胶车从长子县慈林山矿上把煤拉到祖始庙里，再给社员一家一户分。老田看到社员们推的独轮车很稀罕，就也架起来推，可走不上几步就倒了，社员们就笑。夜里，李有成正在家里吃饭，老田来了。有成家住的是窑洞，二人就在窑里谈，一谈就是大半夜。常常是有成半夜三更往李土则家送老田。
从内心来讲，李有成很感激老田。1961年正是“浮夸”风盛行时，秋后报产，其他村一个比一个报得高，和小宋临近的自家沟大队亩产竟报到2万斤。李有成做弄了一辈子庄稼，闭上眼也知道哪块地能长出多少粮。他报了530斤。公社和县里的领导认为他思想有问题，故意和上级唱“对台戏”，要撤职处分他。正在这时候，老田来了。老田说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瞒产虚报，他支持了李有成，公社和县里也就不敢再处分了。李有成觉得中央下来的干部就是不一样，水平高。一天，晋东南地委书记赵军来了，赵军给老田汇报工作后，安顿李有成把首长的生活照顾好。赵军问：“你知道老田是谁?”有成答：中央领导吧!赵军说：“他就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李有成这才知道老田是毛主席派来的。田家英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小宋大队那时正吃公共食堂，灶上最好的饭就是炒面片。食堂里又分大灶、小灶，大灶是社员们上的灶，小灶是下乡干部、来参观学习的人上的灶。小宋那时是全省的先进单位，来学习的人很多。李有成怕田家英吃不惯村里的饭，要给他另外做，田家英坚决不让。李土则家距食堂又远，总不能让田家英和其他人挤在一块打饭吧!李有成就派一个叫冯红火的女社员每天给田家英送饭、打水。现年66岁的冯红火回忆说，老田总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写材料，桌子上堆着一摞摞的书本。早上起来她去扫地，老田和他的两个警卫已经起床了，大清早老田就趴在桌子上写。半前晌进去送水，见老田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思考问题。这一带是“麻乡”，农民有冬夜里揭麻的习惯，揭罢麻已是夜里一两点了，出来瞧见老田的屋子里还亮着灯。有一天，冯红火的胃病犯了，躺在炕上不想动弹。老田就带领工作组的全体同志来看她，家里人不知该说什么好。老田握住冯红火的手，安慰她不要急，慢慢养，还说有什么困难提出来。那情景冯红火至今想起来都很感动。
这个工作组由老田、老林、老陈、大王、小王等七八个人组成，老陈是当时晋东南地区农工部副部长陈国宝，大王是长治县委副书记王文贵，小王是地区农工部的王良玉。大王和小王常常因为一件事争得面红耳赤，其他人就静静地听。老林和老陈傍晚时好去村西的陶清河里捞虾，捞上来煮着吃。老田闲不下来，一天到晚在屋子里写材料。
小宋大队有户社员叫田玉文，他是从山东逃荒来的。当时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的郭中在小宋下乡，郭中也是山东人，看到这老乡可怜，就央求李有成把他留下来。有成把田玉文安置到了村中的土地庙里。田家英来后，听说了这个情况，就去看田玉文。他说：“你姓田，我也姓田，咱们是一家人。”田家英和李有成还给田玉文家送来粮食、被褥等生活用品。田玉文生前曾多次对闺女田翠云念叨，说老田、郭中是咱的救命恩人，不要忘了人家。
李有成生在农村，村里的情况他最了解。他对田家英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农业生产最怕瞎指挥，可现在干部‘瞎指挥风’很严重。”他说前年夏收时，有个姓景的驻队干部，为了当“龙口夺食”的先进，让小宋一天一夜把200多亩小麦全部割倒，3天内全部入库。小麦播种有早有迟，地形有阴有阳，它的成熟期就不一样，哪能还是绿的就割倒呢?小宋村共种着200亩小麦，前年秋天，上级为了扩大种植面积，让种成800亩。为了达到这个数字，就得把不成熟的玉茭割倒。这样，一亩地就要少收200斤玉茭，白白地糟蹋粮食。就因为李有成不执行上级命令，1959年冬反右时，市委有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让他在大会上做了20多天检查，还不让他“下楼”。田家英听着不言语。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毛主席于1959年4月29日就给全国各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写信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真实情况确实如此。
田家英还了解到，大队一级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有支书、主任、副支书、副主任、会计、保管、医生、民办教师等脱产干部，还有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民兵营长、采购、文书等半脱产干部，另外还有扫街的、跑腿的等勤杂人员。一个千把人口的村子，光管理人员就占到了六七十人。这些人不参加生产却要参与分配，这就挫伤了小队社员的生产 积极性。比如说一个社员一年挣了100个工，而年终结算时却成了80个，那20个叫“烂工”，其实是摊给大队的村政人员了。社员们意见很大。大队和生产小队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上级每年安排的种植计划是对大队的，而实际完成却在生产小队，每个生产小队又有各自的实际情况，这就是“生产权在小队，而分配权却在大队”引起的矛盾。比如1960年春季，上级为了大搞“潞麻”基地，分配给小宋1000亩的种麻任务，比原来增加了一半。可麻是适宜平地生长的作物，有些山岭地多的生产队就不愿意种，这就和大队产生了矛盾。有的大队干部贪图个人享受，不顾群众生活，也会导致社员们不热爱集体。小宋大队有个叫李兵的社员，把自家的一茅厕粪全部施到了自留地里，一担也没给集体留。
小宋是1948年办的互助组，1951年入的初级社，1955年入的高级社，1958年实现的公社化。工作组在调查中发现，社员们对初级社很满意。初级社就是保留土地私有权，将土地交社统一经营，并根据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取得报酬。农民家里的耕畜、农具，由社里租用，也付给一定的租金。而现在生产小队的规模，就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都是二三十户)。工作组把这些数字、调查整理成材料，成为以后田家英写《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依据和素材。
小宋村外有个“穷人窑”，位于野坟和荒草坡上，它是旧社会无家可归的人遮风避雨的地方。逢年过节时，李有成就把村里的年轻人领到这里，向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全国一片饥馑的年代里，小宋社员尚过着有滋有味的温饱日子，田家英对李有成的一些做法便很赞同。一天，李有成要请戏班子来村里唱戏，田家英不同意，说不能因为我们在这里就唱戏。李有成说每年收罢秋，农村都有过会唱戏的风俗。戏班子来了，是“壶关县人民剧团”的上党梆子。人们都兴致勃勃地来看戏，田家英也挤在人群里看。
田家英在小宋住了有十多天。因为他是毛主席派来的，所以村里的人就都认得他。田家英要走了，社员们在村供销社后院给他开了个欢送会，会上还喝了瓶酒。原小宋大队会计李启明回忆说，那时候干群关系真是好，社员们拉着老田的手，请他有空再来看一看。老田也答应以后一定来。后来，从北京又来过几个干部，大家还以为是老田来了，都跑去看，但不是。李有成没想到，小宋大队全体贫下中农也没有想到，老田在离开小宋的第五个年头上，也就是1966年5月，因不堪忍受江青、陈伯达的迫害，在北京含冤自尽了。2006年初夏的一天，笔者在小宋村采访冯红火时她还说：“隔这些年没见了，也不知道老田他们身体还好不好。”当我告诉她老田在40年前就已自杀身亡时，冯红火的眼睛立时溢满了泪水，连声说：“那可是个好人呀!”
1961年冬，田家英还在晋东南地区的潞城县、平顺县等县区做了深入的调查。在潞城县魏家庄大队，田家英召开社员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有的社员说：“自从入了大社(指高级社)，一年不如一年。”有的则完全同意生产队核算，说：“范围大，死条毛驴，还不准有我们一根毛；范围小，可能就有我们一条腿。”好多人抱怨队大。说人多心不齐，干部招架不过来；还说“红灯大捻头，熬着社里油”，浪费现象太严重。晋东南地委通过在潞城县和晋城县的调查，也同意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并于1961年11月写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上报山西省委。
在潞城县魏家庄公社关于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小队的调查和试点汇报会上，田家英讲话说：“从这个地方的试点和了解全国其他地方的试点情况来看，脑子里有了一个印象，形成一个概念：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在小队是件好事情，是大势所趋。也有不下放的，但原来大队和小队的关系也有改变，和‘六十条’规定也不大一样了。总的趋势是分配权要下放小队。……我们都感觉到，从高级合作化以来，工作就不那么顺手，公社化以来更是如此。我们党花这样大的力量来做这个工作。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而仍然摆不脱被动局面。这当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工业多了，耕地减少，但主要是积极性问题。为什么积极性不高，人民公社某些制度上是有些问题的。”田家英还提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这个地方(指魏家庄公社)有手工业工场、作坊，我们要多种经营，核算单位小了是不方便的。漫流河(潞城县的一个公社)分开之后，就发生了农业养不起手工业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条：一条是维持；一条是减少或取消。”
11月20日上午，潞城县委第一书记马如龙向田家英汇报工作(马如龙是山西省壶关县人，敢写敢说。因为他不同意办公共食堂，还受过撤职处分)。田家英边听边插话道：“浙江反映，有些地方没有干部去，生产搞的倒好些。我们搞些调查研究、提些政策、推广些经验就行了，不是去代替人家，你要代替人家，一千人也不够。现在我们的机构是空前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这样。”还说：“下放核算单位，我是积极拥护，双手赞成，但工作量很大。县委各部门的人都要动起来，研究怎样做工作。明年至少上半年，县委要紧张工作，训练大队小队干部。我认为这件工作不简单。工作并不那么好做，要教育，不要代替。包也包不了，要加强思想性，加强研究，明年上半年，县委要为这个事情艰苦奋斗。”(以上田家英的讲话，均采自原始档案记录稿)11月23日，晋东南地委召开全区县(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会上，田家英的讲话被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全体与会者。
此外，田家英还在地区礼堂给县、市委干部做了食用小球藻的报告。中央在1960年11月就发出过紧急指示，让各地立即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以渡过灾荒。中央还推荐了几种代用食品，如小麦根粉、橡子面粉等。田家英讲的小球藻就是把玉茭皮或者玉米芯磨碎，这粉碎了的东西叫“淀粉”，用“淀粉”可蒸成窝头或做成汤喝。各县、区都按田家英的说法来做，一种叫“淀粉窝头”的食品便很快在晋东南地区的城乡出现。这种窝头又黑又硬，难以下咽，可也救了很多人的命。
田家英在平顺县做调查时，有一妇女拦车喊冤，反映该县县委书记的生活作风问题。田家英把这事对地委讲了，地委马上派人调查，最后撤了这个县委书记的职。
长治调查结束后，田家英回到了北京。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于12月中旬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讲到：“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以二三十户为宜：原来生产队使用的土地、耕畜、农具，所有权确定归生产队；生产队土地上的小片林木，原则上归生产队所有；水利设施仍按原来的使用范围使用、管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过去的一切债权、债务，都要结算清楚。”这些都是他在长治调查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数字。1962年2月，中央经过充分讨论，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把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从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成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
(责编 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