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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时常有亲友问：“你们怎么会想到去捐献遗体？为什么要捐献遗体？”
2018年3月5日，我同大儿子施军一起，乘浦东红十字会专车到青浦福寿园，去参加市红十字会举办的上海市遗体捐献宣传纪念活动，主题是“生命在奉献中延续”。仪式开始，首先由一位也是捐献志愿者的老师宣读祭文《捐献者赞》，深沉而又明亮的嗓音和抑扬顿挫的朗诵，给人们的心灵以深深的震撼。接着由同济大学一队医学士宣誓。最后几十位身着黑色西服和洁白长裙的演唱者靓丽登场，他们也都是遗体捐献志愿者，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个神采奕奕，满怀深情，用专业的水平演唱一曲《捐献者之歌》，生动阐发出对生的悦然和对死的豁达。
简洁朴实的集体仪式结束后，各位家属分头自行祭奠。首先得找到捐献者纪念碑林中自己亲人的名字。几经寻觅，终于在“2017年”纪念石碑中间找到了无比熟悉的“汪美芬”3个字。
这哪里是普普通通的3个汉字？分明是与我一起跳动了55年之久的一颗大爱之心啊！久久凝视，心潮难平，泪水终于抑制不住，夺眶而出。但我心中更多的却是欣慰和自豪，因为我最爱的亲人的生命已在奉献中得到了延续，而她的精神也因奉献而升华。
几年来，时常有亲友问：“你们怎么会想到去捐献遗体？为什么要捐献遗体？”这得从我们一直视为榜样的老班长说起。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68年前的军旅生涯。当时抗美援朝的军人队伍中急需增加技术兵种，周恩来总理号召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那时15岁的我，正在上海比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立刻报了名。1951年1月21日，二十几辆大卡车，从市中心一路浩浩荡荡，一直开到江湾东营房，会合武汉来的一批学生，共1000多名新兵，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防空学校”，由军事专家郭化若将军出任校长。因前方战事吃紧，我们在学习了8个月政治思想以后，迅即分配到战斗部队，我来到高射炮兵第525团指挥连，在这里结识了老班长杨万象同志。
十五六岁的小青年，深夜第一次扛着大枪站岗，不免有点害怕，老同志就陪我再站一班岗；发棉被，只发棉花卷，得自己去絮去缝，老同志就手把手教穿针引线，边教边缝……三年以后，他当副连长，我当排长，他还培养介绍我入了党，之后我们又先后调到空四军司令部。十多年后，我转业结婚，他来祝贺；我们搬家，他派来大卡车，送来液化煤气灶。我和老班长几十年战友情谊，情同手足。
每年春节，我们夫妻都会去老班长家拜年。不知不觉，我们都渐渐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拜访中，老班长突然拿出两张大红的“上海市遗体捐献证书”，让我们为之一震。更出乎意料的是，老杨的爱人李大姐，是来自农村的一位随军家属，她为什么也有这样的觉悟？他们育有一子二女，完全有条件在上海或山东老家建一个像样的坟墓，可他俩却双双选择了遗体捐献（近日得知，他儿子杨卫国夫妇俩也已办好了遗体捐献，不仅是一对榜样，而且还是两代榜樣，实在令人敬佩）。我俩回家以后，想得很多。面对我们一辈子信赖、钦佩和敬重的活生生的榜样，我们应当“见贤思齐，付诸行动”，从此下定了捐献遗体的决心，做出我们最后的奉献。
这里侧重讲我老伴——我目前还只是一个捐献志愿者，犹待时间和实践的考验。
老伴出身寒门，从一个小学和初中只是读夜校的学生，成长为一个重点中学的教师，对党和国家一直心存感激，参加工作以后，一心只想好好报效社会。她曾4次主动参加无偿献血，而这对承受着双多重压力的她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她在33年的教学生涯中担任班主任达22年；在娘家是长女，下有4个弟弟妹妹，都比较小，父亲早亡，母亲病瘫，需要她分心照顾；在自己家，我因从小在部队养成了“任务重于生命”的习惯，工作一直很忙，有时还要出差，繁重的家务主要靠她承担。可她为了响应“救死护伤”的号召，不顾自己血色素偏低的体质，一次又一次地主动献血，直到1984年因患“乙型脑炎”昏迷了6天6夜，才终止了献血。
1976届学农，一去半年。本来她有理由可以不去，因为我正在参加一项研制“运十”大客机的“708”工程，正准备带队去成都航空工厂实习，单位要派人去学校联系，让她留下来照顾两个幼儿。但她认为，一个班主任，关键时刻要同学生在一起，带头下乡，责无旁贷，于是说服了我作出让步。
那次下乡正值连日下雨，到达浦东新场时，大家浑身湿透，学生们一个劲儿叫苦埋怨，“房子漏了”“被子湿了”“稻草没了”。她冒着瓢泼大雨，迎着冷风，踏着泥泞小路，一个点一个点地去查看，千方百计只为解决问题，稳定学生的情绪。第一天，没有蚊帐，大家一晚上被蚊子咬得苦不堪言。第二天，连部开会，直到傍晚，才发蚊帐，此时已是黄昏，要背着18顶帐子回去，在雨天小路上走四五里路，实非力所能及，连部领导也劝她：“今天不要带了吧。”但她咬咬牙，硬着头皮上了路，踏着泥泞小路一步一滑往回走。
她生肖属牛，纵观一生，亦如耕牛负重，沉默寡言，只知耕耘，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这就是她能毅然决然捐献遗体的思想基点。
其实，遗体捐献也不仅仅只是付出，尤其对我们两个癌症患者而言，更是带来了许多意料之外的良性回馈。最根本的一点是，为我们牢固树立了一根精神支柱。
2010年我们的大儿媳因胃癌和肠癌并发，不到一年，溘然长逝，中年夭折。想不到3年以后，又一次厄运降临，2013年10月初，老伴因肠胃不适，去上海市第七医院求诊，经B超和核医学（ECT）检查，发现腹腔内有一处15厘米×14厘米×13厘米的巨大肿块，医生明确告知：卵巢癌晚期，全身淋巴转移，要我们去肿瘤医院开刀。晴天霹雳！几乎把我们打晕了。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都76岁了，遗体也打算捐献了，横竖都是死，也没什么可怕的了。”她这是在告诉我，不要为她太过伤感和担心。于是我们在返家途中，去了居委会，要了两份遗体捐献登记表。后来重点转入住院，开刀，化疗，又是她几次提醒我，抓紧填表，又几次说服儿子，终于完成了全部手续。
“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样的精神支柱，帮助我们战胜了种种病痛和心理困惑。卵巢癌开刀以后，因是晚期，预期存活期3～6个月，2015年3月，又原发乳腺癌，也是晚期，全身骨转移，又是一个3～6月，2016年7月肝转移，一般主要脏器转移以后，很少有超过6个月的。但最后，从发现卵巢癌算起，老伴一直活了近4年（47个月）。相比同期，我们至亲中因癌症痛失两位妹夫和两个侄女，更早一点，大儿媳从发现到辞世也不到一年，不能不说，这和各人心态的差异有明显关系。现代有许多研究表明，意念对健康的影响大到不可思议。
遗体捐献的抉择和实践，还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后续效应。
正当我还处于失偶的伤痛之中时，癌症这个恶魔竟然又一次光临我家：我被确诊为“前列腺癌”。双重打击，我夜不能寐。知道这样的心情对自己、对家庭都非常不利，但又无法自制，难道是自己太脆弱了嗎？直到读报见到复旦老校长苏步青也曾老年丧妻，后来他用“转移法”——办中学教师数学培训班，帮助自己振作了起来我何不再加个“转化法”，学学老伴的沉稳、坚定，用到自己身上来，这不意味着她还活着吗？最终我慢慢好转了过来。
母慈子孝，两个儿子虽然没有女孩的细心，但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以致都被校友称为“复旦孝子”。最令我欣慰的是，还在办丧事过程中，小儿夫妻已在安排一件继承和发扬妈妈奉献精神的大事，他们打算在母亲故乡——浙江慈溪龙场镇，妈妈开蒙的龙场小学，捐建一个以妈妈名字命名的“梦想中心”。几经联系，反复协商，终于落实。2018年春节我们专门去见面、参观、座谈，一批平板电脑、新的图书桌椅也已到位。
我很庆幸，我同老伴对遗体捐献的态度完全一致，子媳也都能深明大义。老伴辞世以后，我每七天写一篇千字祭文，算是新型的“做七”，就以“断七祭文”中的一首告结此文吧：
“七七”祭断情难断，
思念绵绵无绝期。
在世曾为连理枝，
归天惟愿再比翼。
愿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捐献遗体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来！
2018年3月5日，我同大儿子施军一起，乘浦东红十字会专车到青浦福寿园，去参加市红十字会举办的上海市遗体捐献宣传纪念活动，主题是“生命在奉献中延续”。仪式开始，首先由一位也是捐献志愿者的老师宣读祭文《捐献者赞》，深沉而又明亮的嗓音和抑扬顿挫的朗诵，给人们的心灵以深深的震撼。接着由同济大学一队医学士宣誓。最后几十位身着黑色西服和洁白长裙的演唱者靓丽登场，他们也都是遗体捐献志愿者，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个神采奕奕，满怀深情，用专业的水平演唱一曲《捐献者之歌》，生动阐发出对生的悦然和对死的豁达。
简洁朴实的集体仪式结束后，各位家属分头自行祭奠。首先得找到捐献者纪念碑林中自己亲人的名字。几经寻觅，终于在“2017年”纪念石碑中间找到了无比熟悉的“汪美芬”3个字。
这哪里是普普通通的3个汉字？分明是与我一起跳动了55年之久的一颗大爱之心啊！久久凝视，心潮难平，泪水终于抑制不住，夺眶而出。但我心中更多的却是欣慰和自豪，因为我最爱的亲人的生命已在奉献中得到了延续，而她的精神也因奉献而升华。
几年来，时常有亲友问：“你们怎么会想到去捐献遗体？为什么要捐献遗体？”这得从我们一直视为榜样的老班长说起。
缘起一对榜样
思绪一下子回到了68年前的军旅生涯。当时抗美援朝的军人队伍中急需增加技术兵种，周恩来总理号召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那时15岁的我，正在上海比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立刻报了名。1951年1月21日，二十几辆大卡车，从市中心一路浩浩荡荡，一直开到江湾东营房，会合武汉来的一批学生，共1000多名新兵，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防空学校”，由军事专家郭化若将军出任校长。因前方战事吃紧，我们在学习了8个月政治思想以后，迅即分配到战斗部队，我来到高射炮兵第525团指挥连，在这里结识了老班长杨万象同志。
十五六岁的小青年，深夜第一次扛着大枪站岗，不免有点害怕，老同志就陪我再站一班岗；发棉被，只发棉花卷，得自己去絮去缝，老同志就手把手教穿针引线，边教边缝……三年以后，他当副连长，我当排长，他还培养介绍我入了党，之后我们又先后调到空四军司令部。十多年后，我转业结婚，他来祝贺；我们搬家，他派来大卡车，送来液化煤气灶。我和老班长几十年战友情谊，情同手足。
每年春节，我们夫妻都会去老班长家拜年。不知不觉，我们都渐渐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拜访中，老班长突然拿出两张大红的“上海市遗体捐献证书”，让我们为之一震。更出乎意料的是，老杨的爱人李大姐，是来自农村的一位随军家属，她为什么也有这样的觉悟？他们育有一子二女，完全有条件在上海或山东老家建一个像样的坟墓，可他俩却双双选择了遗体捐献（近日得知，他儿子杨卫国夫妇俩也已办好了遗体捐献，不仅是一对榜样，而且还是两代榜樣，实在令人敬佩）。我俩回家以后，想得很多。面对我们一辈子信赖、钦佩和敬重的活生生的榜样，我们应当“见贤思齐，付诸行动”，从此下定了捐献遗体的决心，做出我们最后的奉献。
源于一个基点
这里侧重讲我老伴——我目前还只是一个捐献志愿者，犹待时间和实践的考验。
老伴出身寒门，从一个小学和初中只是读夜校的学生，成长为一个重点中学的教师，对党和国家一直心存感激，参加工作以后，一心只想好好报效社会。她曾4次主动参加无偿献血，而这对承受着双多重压力的她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她在33年的教学生涯中担任班主任达22年；在娘家是长女，下有4个弟弟妹妹，都比较小，父亲早亡，母亲病瘫，需要她分心照顾；在自己家，我因从小在部队养成了“任务重于生命”的习惯，工作一直很忙，有时还要出差，繁重的家务主要靠她承担。可她为了响应“救死护伤”的号召，不顾自己血色素偏低的体质，一次又一次地主动献血，直到1984年因患“乙型脑炎”昏迷了6天6夜，才终止了献血。
1976届学农，一去半年。本来她有理由可以不去，因为我正在参加一项研制“运十”大客机的“708”工程，正准备带队去成都航空工厂实习，单位要派人去学校联系，让她留下来照顾两个幼儿。但她认为，一个班主任，关键时刻要同学生在一起，带头下乡，责无旁贷，于是说服了我作出让步。
那次下乡正值连日下雨，到达浦东新场时，大家浑身湿透，学生们一个劲儿叫苦埋怨，“房子漏了”“被子湿了”“稻草没了”。她冒着瓢泼大雨，迎着冷风，踏着泥泞小路，一个点一个点地去查看，千方百计只为解决问题，稳定学生的情绪。第一天，没有蚊帐，大家一晚上被蚊子咬得苦不堪言。第二天，连部开会，直到傍晚，才发蚊帐，此时已是黄昏，要背着18顶帐子回去，在雨天小路上走四五里路，实非力所能及，连部领导也劝她：“今天不要带了吧。”但她咬咬牙，硬着头皮上了路，踏着泥泞小路一步一滑往回走。
她生肖属牛，纵观一生，亦如耕牛负重，沉默寡言，只知耕耘，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这就是她能毅然决然捐献遗体的思想基点。
树立一根支柱
其实，遗体捐献也不仅仅只是付出，尤其对我们两个癌症患者而言，更是带来了许多意料之外的良性回馈。最根本的一点是，为我们牢固树立了一根精神支柱。
2010年我们的大儿媳因胃癌和肠癌并发，不到一年，溘然长逝，中年夭折。想不到3年以后，又一次厄运降临，2013年10月初，老伴因肠胃不适，去上海市第七医院求诊，经B超和核医学（ECT）检查，发现腹腔内有一处15厘米×14厘米×13厘米的巨大肿块，医生明确告知：卵巢癌晚期，全身淋巴转移，要我们去肿瘤医院开刀。晴天霹雳！几乎把我们打晕了。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都76岁了，遗体也打算捐献了，横竖都是死，也没什么可怕的了。”她这是在告诉我，不要为她太过伤感和担心。于是我们在返家途中，去了居委会，要了两份遗体捐献登记表。后来重点转入住院，开刀，化疗，又是她几次提醒我，抓紧填表，又几次说服儿子，终于完成了全部手续。
“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样的精神支柱，帮助我们战胜了种种病痛和心理困惑。卵巢癌开刀以后，因是晚期，预期存活期3～6个月，2015年3月，又原发乳腺癌，也是晚期，全身骨转移，又是一个3～6月，2016年7月肝转移，一般主要脏器转移以后，很少有超过6个月的。但最后，从发现卵巢癌算起，老伴一直活了近4年（47个月）。相比同期，我们至亲中因癌症痛失两位妹夫和两个侄女，更早一点，大儿媳从发现到辞世也不到一年，不能不说，这和各人心态的差异有明显关系。现代有许多研究表明，意念对健康的影响大到不可思议。
激起一波涟漪
遗体捐献的抉择和实践，还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后续效应。
正当我还处于失偶的伤痛之中时，癌症这个恶魔竟然又一次光临我家：我被确诊为“前列腺癌”。双重打击，我夜不能寐。知道这样的心情对自己、对家庭都非常不利，但又无法自制，难道是自己太脆弱了嗎？直到读报见到复旦老校长苏步青也曾老年丧妻，后来他用“转移法”——办中学教师数学培训班，帮助自己振作了起来我何不再加个“转化法”，学学老伴的沉稳、坚定，用到自己身上来，这不意味着她还活着吗？最终我慢慢好转了过来。
母慈子孝，两个儿子虽然没有女孩的细心，但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以致都被校友称为“复旦孝子”。最令我欣慰的是，还在办丧事过程中，小儿夫妻已在安排一件继承和发扬妈妈奉献精神的大事，他们打算在母亲故乡——浙江慈溪龙场镇，妈妈开蒙的龙场小学，捐建一个以妈妈名字命名的“梦想中心”。几经联系，反复协商，终于落实。2018年春节我们专门去见面、参观、座谈，一批平板电脑、新的图书桌椅也已到位。
我很庆幸，我同老伴对遗体捐献的态度完全一致，子媳也都能深明大义。老伴辞世以后，我每七天写一篇千字祭文，算是新型的“做七”，就以“断七祭文”中的一首告结此文吧：
“七七”祭断情难断，
思念绵绵无绝期。
在世曾为连理枝，
归天惟愿再比翼。
愿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捐献遗体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