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年代连“浮华”二字都当不起，即便是炫富都炫得粗鄙不堪；我们的年代有无数盖茨比，但没有一个黛西，没有绿光。
　　十年前，我是徐瑾博客的读者之一。那时我想，如果有人孜孜不倦地在博客上记录她/他的逝水流年，一直跟读，就会看到一个人的灵魂如何慢慢变化。拿到《有时》我才知道，虽然早已走上了财经作者的职业道路，但她对文学的书写一直没有停止。
　　徐瑾的品位界于轻与重之间。自从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和90年代米兰·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后，轻与重就是一个屡屡被提起的文学和思想话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重的典型，经受过陀氏小说洗礼的人许多都难以摆脱存在的重轭，如果是过于敏感的女性读者，一定会去叩问信仰的大门，徐瑾却在陀氏的受难叙事中驾轻就熟。《有时》中读的是《白夜》，按她说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最轻盈的一部。但轻重的逻辑并非一成不变，徐瑾引用了卡尔维诺的一句话：“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
　　我的品位却要么执着于重，要么执着于轻，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多年前就见徐瑾评过的太宰治，《有时》中评论的大多数作品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这样阅读带来的差异性体验才更有趣。
　　我从来没想过去读《了不起的盖茨比》，莱昂纳多的电影也总是看不下去，但我欣赏徐瑾借盖茨比做的社会分析。小说研究中有一路是透过小说中的背景描述分析当时的经济、阶层和文化演变，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研究者尤其乐此不疲，简·奥斯汀的小说至今都以其密集的时代细节而为人称道。《了不起的盖茨比》写的是美国的爵士时代，工业革命浪潮下的镀金年代，自然也适合做社会分析的对象，徐瑾有经济学功底，本身也长于此道（写村上春树之流行与中国城市化的关系也是一例）。她将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美国梦和中国梦作比，肯定会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但她说“美国梦就算随风而去，尚有《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浮华时代的挽歌一曲，对比当下，除了层出不穷转瞬即逝的神奇新闻段子，我们的年代能留下什么呢”，这话可能要让有些人不舒服了。不过要我说，我们的年代连“浮华”二字都当不起，即便是炫富都炫得粗鄙不堪；我们的年代有无数盖茨比，但没有一个黛西，没有绿光。绿光的破灭不是什么新鲜事，菲茨杰拉德的才能在于能将绿光的虚幻之美写得如此让人憧憬，让人有飞蛾扑火的冲动，而一个没有绿光的国度和时代，再悲哀不过。
　　赠书给我时，徐瑾嘱我谈谈“衰老”那一章，因我之前翻译过一本奥地利作家让·艾玫里的《谈变老》。实话实说，“关于衰老”中的几篇文章都较薄弱。一个正当佳时的人是写不好衰老的，没有开始衰老的人无法体验衰老，这是艾玫里说的。所以，就像《有时》扉页所引《圣经·传道书》，“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还没到能写好衰老的年纪，就不要写了吧。
　　每一个时代也都有定期定时，有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没有巨大的善也没有巨大的恶，只有平庸的算计的时代，读奈保尔是个不错的选择。徐瑾评论的这么多作家里，奈保尔是唯一一位我完全陌生却又兴趣十足的人物。与那些四面逢源的中国“作家”不同，奈保尔的人缘不好。徐瑾径直说：“恶毒一向是奈保尔的风格。”她接着又说：“这里的恶毒是对于一个作家洞悉世界后的最高赞誉之一。”这是对于人心幽微颇有了番见识后才能说出来的话。
　　看来读奈保尔是个挑战，不单单挑战智识，更挑战审视自我的能力，读者要时时面对一些刻薄的挑衅。徐瑾也说她自己刻薄，所以喜欢奈保尔的刻薄。甚好，我喜欢真诚的刻薄，厌恶虚伪的粉饰。她引了一句话：“如果你不习惯依赖政府、法律、社会或历史，那么你当然只能相信运气或星座，不然你就只有死去。”刻薄的人不给人留退路，告诉你一二三四的选项，自己掂量，这是面对这个荒芜时代唯一不会不堪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