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人眼里，中国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大陆型国家，在他们看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4000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地缘政治导向都是大陆性的”（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但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是浩瀚太平洋最为广阔的西岸；而且，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港口，秦汉以来就开始七海扬帆，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和交通航线，更在14世纪就派出了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巨大船队七下西洋，而闭关锁国充其量也不过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已。
　　因而，客观地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陆型和海洋型复合的国度。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所当然地要更为面向海洋，关注海洋，建立起自己的海洋战略。
　　学者们认为，人们迈向海洋是由海洋几个基本属性决定的，即资源属性，交通属性，信息交流属性和疆土属性。“这四个属性密切交织在一起，每一个都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合作与冲突特征。”（《21世纪海权指南》第二版，杰弗里·蒂尔著）
　　今天，世界政治还不能摆脱实力和权力，因而经略海洋就绕不开海权。海权者，海上之权力也。经典的海权概念包括海上控制的能力，向岸上投送力量的能力，保护本国贸易的能力，以及维持海上秩序的能力等。在马汉看来，“通过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支配性的世界影响力”，它是“国家权力和繁荣的首要物质因素”。换句话说，要成为平时繁荣昌盛，战时所向无敌的国家，那你就一定要成为海权大国，这是资本世界的天下通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在世界贸易中攫取和积累财富，又需要用强大的军力来排除障碍，保证使这一贸易席卷全球。

　　現实的需要是推动理论和学说的最大动力，自近代以来，关于海权的研究可谓代不乏人，但最有代表性的则非美国的马汉和英国的科贝特莫属。马汉不一定是蓝水海军的始作俑者，但他无疑是对这一主张论述得最充分，强调得最有力的一个。他认为大国要夺取制海权，就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可以远涉重洋的重型舰队，战时可以摧毁敌人海上的战斗力量，并实行商业封锁，阻塞敌人的贸易通道，迫使敌人屈服；平时则能有力地震慑对手，并使本国的海上商贸无虞。
　　科贝特关于进攻敌人的舰队并打败他们是海军存在的最大价值的观点，与马汉并无不同。但科贝特强调海军战略要有意识地与国家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要服务于国家利益；海军战略必须与陆地战略结合起来，国家应该均衡地分配自己的海军力量和陆军力量；他还特别指出海权国家利用海上力量从事有限战争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认为这样的有限战争易于控制，而且性价比会更高。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海权战略的思想。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海军曾一度把“海上”转为“自海上”，即把海军关注的重心从海上控制转变为陆上控制。它的基本思想当是来自于科贝特。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翻新杨柳枝。”进入21世纪的今天，海权观念又有什么新变化呢？杰弗里·蒂尔认为，可以把当今世界关于海权性质的观点分为两种：后现代观点和现代观点。
　　后现代观点是建筑在全球化的基石之上的，认为世界将越来越成为一个“无边界”的世界，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的绝对主权受到各种跨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影响而逐渐削弱，从而使体系本身而不是它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包括海权在内的军事战略需要服务于体系整体。这是一个以体系为中心的战略思考方法。由此出发，它把海权置于全球化的中心，因为全球化体系主要是建立在海洋运输的基础之上，而维护全球化的安全则是海军无可推卸的职责。
　　现代观点则与之迥然不同，它是以国家主权而不是以体系为基点来思考海权和海军战略的。它认为世界随时存在着战争风险，必须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应对冲突无论如何都要高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维护国家利益无论如何都要重于维护系统的需求，因此，“马汉主义”仍然是海权战略的不二法门。
　　这两种学术观点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影响一个国家的海军战略和海权行动，不同的国家恐怕会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