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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光养晦是一个阶段性的战略，而不是一个教条。韬光养晦不能管100年，中国外交是很复杂的，在哪些方面韬光养晦，哪些方面有所作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任何时候都要谦虚谨慎，但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要韬光养晦。从全局来看，有所作为的成分必须增加，这是个趋向，跟韬光养晦不矛盾。
中美关系的两轮战略对立
《南风窗》：中国目前似乎正处于30年来最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在南海和黄海军演，由此形成周边国家对中国态度的强硬和挑衅，中日也因为钓鱼岛问题再起争端，中国处于一种被包围的处境中。前几年中国外交形势还一片大好，为什么转眼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时殷弘：每个争端都有具体的原因。比如钓鱼岛问题，中日两国本来就有相互冲突的主权声称，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争端过上就一直存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也不是现在才有的。
奥巴马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实质上经历了两轮战略对立。前一轮的第一个事件就是哥本哈根会议，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其实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美国和西方对第三世界的要求太高了，他们借此机会联合起来，向中国施加压力。不久以后，又出现了很多新问题，首先是谷歌事件，希拉里·克林顿的强硬表态使双方的矛盾激化；然后是伊朗核问题，中国在2010年4月之前，一直说我们不考虑新的制裁，美国就认为中国从中作梗，希拉里·克林顿在巴黎发表演说，警告中国如果不加入其他世界大国制裁伊朗核问题的行列，就将面临经济动荡和政治孤立；此外，美国宣布正式对台军售，差不多在一周时间里，把原来的出售规模扩大到了64亿美元，再加上后来的雷达装备，一共是67亿美元；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变得尖锐起来，开始重新抨击中国。所以，从哥本哈根会议一直到2010年4月，美国在很多领域都跟中国产生了摩擦。
当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时候，又突然急转直上。2010年4月，胡锦涛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6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投了赞成票，支持对伊朗的第四次制裁。美国虽然也做了让步，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让步才是实质性的，再加上5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关系从表面上看急剧改善，但其实存在潜在的风险。
中美之间的第二轮战略对立是在天安舰事件发生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鸿沟更大了，分歧严重。尤其是5月20日，韩国政府发表了报告后，中美在中国的周边海岸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对立。从日本海、黄海、到南海都有冲突，特别是南海，希拉里·克林顿在河内发表了干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南海问题的演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在3个半月的时间里，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到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访华，可以说， 中美进入了较严重的战略对立阶段。
从理论上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行的是全方位外交，所以跟美国的关系转冷之后，会本能地寻求国际礼会中的朋友，然而，实际上，我们跟欧洲的关系至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是比较冷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尖锐分歧更加突出了这一点；中韩关系由于朝鲜问题至少是从政治上从来没有很接近过；与日本的关系本来有一个机会窗口，那就是民主黨的鸠山内阁，但是鸠山内阁自己也没有一个路线图，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中日关系也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善；再看中国跟东南亚的关系，虽然在南海问题上有争端，但基本上是潜在的，特别是十六大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指导方针之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进步很大，然而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并没有再上一层楼，而且从布什第二任期开始，美国重返亚洲，越来越努力在亚洲扩大影响。
此外，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奥巴马一上台的友好态度让我们感到开局顺利，之后奥巴马在演讲中又说，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且当时的全球经济都在衰退，唯独中国，几乎一度成了全球唯一的经济火车头，也许正因如此，中国外交开始进一步提升对美国的重视程度，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比以前占的比例更大，而对周边外交的精力减少。
韬光养晦更多是一种谨慎的精神
《南风窗》：30年来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应该说是韬光养晦，但是最近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出人意料地做出了强势的姿态，再加上温总理在联合国发言中称中国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国家”，有人认为这是外交转向的趋势和宣示，您怎么看?
时殷弘：事情不要笼统地看，中国对美国和周边国家的态度是有差别的，如果不看中美关系，可以说，中国已经抛弃韬光养晦了，但是看看对美国的态度，恐怕不能这样说，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中国对美国更多是态度强硬、行动较少。所以，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更加重视，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十六大提出的周边外交政策，会发现与那时候相比，中国对周边的重视降低了。对美国重视，是因为中美可以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大，但同时结构性冲突也越来越大，一年之间，两国关系急降急升，所以，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
中国几乎同时跟日本、韩国、东南亚的关系进入了不良局面。中国与邻国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有益的，中日在钓鱼岛问题的冲突中，《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很说明问题：《中国与邻国的争端有助于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再放远一点来说，俄罗斯从今年年中开始，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向已经很明显地开始接近西方和欧盟，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很多年来也一直没有很大的突破。当然，中国现在也在寻求突破，最近与欧洲的合作就是要努力摆脱这种局面，跟美国的关系也在逐渐复苏。
我们应该反省，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条件都比过去好了，外交条件反而恶化。首先，就是要加大对周边国家的重视；其次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化，不能过分悲观，但也不能过分乐观。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在中国面临最困难的外交局面时提出来的，在苏东剧变之际，他认为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韬光养晦是一个阶段性的战略，而不是一个教条，它背后更广阔的含义是在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和思想方法，那就是谨慎，关注中国真正紧要的利益，谨慎运用中国的资源。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在那个困难的时期，也不光是韬光养晦，中国在面临西方制裁的时候还是非常坚定。所以，韬光养晦不能管100年，中国外交是很复杂的，在哪些方面韬光养晦，哪些方面有所作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南风窗》：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到底是并列关系，还是递进关系，在哪些方面韬光养晦，哪些方面有所作为，这个平衡的掌握是中国能够控制的吗?
时殷弘：韬光养晦在国内说还好，一到国外，就会被误解为要规避责任。我们应该想想在哪些问题上应该韬光养晦，哪些问题上应该有所作为，哪些问题上应该比过去还要韬光养晦，不要被一些问题牵扯了我们的注意力，中国任何时候都要谦 虚谨慎，但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要韬光养晦，有些事情该表态就要表态。总之，中国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很多问题我们没有经验，全世界也没有经验，我们要适应这些变化，制定新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比过去更加有所作为。
中国的GDP已经世界第二了，中国的国际利益越来越多，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和期望越来越多，这个形势要求我们有所作为。韬光养晦还是必须的，我们永远不能放弃谦虚谨慎的精神，但是跟以前相比应该少一些；有所作为也是有分寸的，在什么问题上有所作为，在什么程度上有所作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全局来看，有所作为的成分必须增加，这是个趋向，跟韬光养晦不矛盾。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强国
《南风窗》：中国社会近年来渐成主流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一方面，社会精英和知识界都反感抵触来自西方及美国的指手画脚，所谓“中国不高兴”；而另一方面，许多人又都希望中国能成为美国一样的国家：对内鼓励自主发展，对外则“风风火火走全球，当出手时就出手”。您怎么看?
时殷弘：这种问题不要跟美国比，我们应该是“应出手时就出手”，就是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美国也不是想出手就出手，它在许多问题上也要争取合作。
《南风窗》：有人认为中国外交以对事件的被动应对为主，缺乏前瞻和預见，这是如何造成的?怎么解决?有人呼吁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您怎么看?
时殷弘：要讲长远战略，首先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中国再过二三十年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强国，具体来说，中国要成为政治上、经济上、外交影响上稳定的亚洲第一，军事上不但要保证国土防御能力，还要建立在所谓第一岛链同美国的对等，甚至要有一些边际优势。在此之前，不要战略轻浮，但涉及我们根本利益的时候，要坚定。如果没有能力做硬事，就不要讲硬话，否则只能是被动应对。
中国最终除了国内目标以外，既要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也应该重视同其他重要实体的关系，特别是提升周边邻国、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程度。要有一个真正全方位的平衡外交，心怀大的战略目标，减少美国的战略盟友，增加我们的战略伙伴。在亚洲之外，不要考虑建立过多的战略存在。
《南风窗》：目前，在不少外人眼里，中国除了可怕的经济力量外别无长物，与伊朗、伊拉克、朝鲜等国相比，只是中国的规模和力量更为强大。中国如何成为有责任感和号召力，让人向往和追随的国家?
时殷弘：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只能有GDP，贫富分化、腐败等问题一直都存在的话，最终可能会连GDP也没有。通过各种方式使中国既能保持高增长，又能产生比较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大大减少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设起新的农村、改善生态，这是最重要的，否则怎么有真正的力量成为独立的世界强国呢?有了良好的国内形象，才能树立有感召力的国际形象。
中美关系的两轮战略对立
《南风窗》：中国目前似乎正处于30年来最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美国在南海和黄海军演，由此形成周边国家对中国态度的强硬和挑衅，中日也因为钓鱼岛问题再起争端，中国处于一种被包围的处境中。前几年中国外交形势还一片大好，为什么转眼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时殷弘：每个争端都有具体的原因。比如钓鱼岛问题，中日两国本来就有相互冲突的主权声称，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争端过上就一直存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也不是现在才有的。
奥巴马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实质上经历了两轮战略对立。前一轮的第一个事件就是哥本哈根会议，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其实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美国和西方对第三世界的要求太高了，他们借此机会联合起来，向中国施加压力。不久以后，又出现了很多新问题，首先是谷歌事件，希拉里·克林顿的强硬表态使双方的矛盾激化；然后是伊朗核问题，中国在2010年4月之前，一直说我们不考虑新的制裁，美国就认为中国从中作梗，希拉里·克林顿在巴黎发表演说，警告中国如果不加入其他世界大国制裁伊朗核问题的行列，就将面临经济动荡和政治孤立；此外，美国宣布正式对台军售，差不多在一周时间里，把原来的出售规模扩大到了64亿美元，再加上后来的雷达装备，一共是67亿美元；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变得尖锐起来，开始重新抨击中国。所以，从哥本哈根会议一直到2010年4月，美国在很多领域都跟中国产生了摩擦。
当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时候，又突然急转直上。2010年4月，胡锦涛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6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投了赞成票，支持对伊朗的第四次制裁。美国虽然也做了让步，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让步才是实质性的，再加上5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关系从表面上看急剧改善，但其实存在潜在的风险。
中美之间的第二轮战略对立是在天安舰事件发生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鸿沟更大了，分歧严重。尤其是5月20日，韩国政府发表了报告后，中美在中国的周边海岸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对立。从日本海、黄海、到南海都有冲突，特别是南海，希拉里·克林顿在河内发表了干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南海问题的演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在3个半月的时间里，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到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访华，可以说， 中美进入了较严重的战略对立阶段。
从理论上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行的是全方位外交，所以跟美国的关系转冷之后，会本能地寻求国际礼会中的朋友，然而，实际上，我们跟欧洲的关系至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是比较冷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尖锐分歧更加突出了这一点；中韩关系由于朝鲜问题至少是从政治上从来没有很接近过；与日本的关系本来有一个机会窗口，那就是民主黨的鸠山内阁，但是鸠山内阁自己也没有一个路线图，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中日关系也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善；再看中国跟东南亚的关系，虽然在南海问题上有争端，但基本上是潜在的，特别是十六大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指导方针之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进步很大，然而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并没有再上一层楼，而且从布什第二任期开始，美国重返亚洲，越来越努力在亚洲扩大影响。
此外，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奥巴马一上台的友好态度让我们感到开局顺利，之后奥巴马在演讲中又说，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且当时的全球经济都在衰退，唯独中国，几乎一度成了全球唯一的经济火车头，也许正因如此，中国外交开始进一步提升对美国的重视程度，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比以前占的比例更大，而对周边外交的精力减少。
韬光养晦更多是一种谨慎的精神
《南风窗》：30年来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应该说是韬光养晦，但是最近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出人意料地做出了强势的姿态，再加上温总理在联合国发言中称中国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国家”，有人认为这是外交转向的趋势和宣示，您怎么看?
时殷弘：事情不要笼统地看，中国对美国和周边国家的态度是有差别的，如果不看中美关系，可以说，中国已经抛弃韬光养晦了，但是看看对美国的态度，恐怕不能这样说，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中国对美国更多是态度强硬、行动较少。所以，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更加重视，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十六大提出的周边外交政策，会发现与那时候相比，中国对周边的重视降低了。对美国重视，是因为中美可以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大，但同时结构性冲突也越来越大，一年之间，两国关系急降急升，所以，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
中国几乎同时跟日本、韩国、东南亚的关系进入了不良局面。中国与邻国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有益的，中日在钓鱼岛问题的冲突中，《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很说明问题：《中国与邻国的争端有助于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再放远一点来说，俄罗斯从今年年中开始，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向已经很明显地开始接近西方和欧盟，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很多年来也一直没有很大的突破。当然，中国现在也在寻求突破，最近与欧洲的合作就是要努力摆脱这种局面，跟美国的关系也在逐渐复苏。
我们应该反省，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条件都比过去好了，外交条件反而恶化。首先，就是要加大对周边国家的重视；其次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化，不能过分悲观，但也不能过分乐观。
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在中国面临最困难的外交局面时提出来的，在苏东剧变之际，他认为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韬光养晦是一个阶段性的战略，而不是一个教条，它背后更广阔的含义是在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和思想方法，那就是谨慎，关注中国真正紧要的利益，谨慎运用中国的资源。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在那个困难的时期，也不光是韬光养晦，中国在面临西方制裁的时候还是非常坚定。所以，韬光养晦不能管100年，中国外交是很复杂的，在哪些方面韬光养晦，哪些方面有所作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南风窗》：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到底是并列关系，还是递进关系，在哪些方面韬光养晦，哪些方面有所作为，这个平衡的掌握是中国能够控制的吗?
时殷弘：韬光养晦在国内说还好，一到国外，就会被误解为要规避责任。我们应该想想在哪些问题上应该韬光养晦，哪些问题上应该有所作为，哪些问题上应该比过去还要韬光养晦，不要被一些问题牵扯了我们的注意力，中国任何时候都要谦 虚谨慎，但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要韬光养晦，有些事情该表态就要表态。总之，中国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很多问题我们没有经验，全世界也没有经验，我们要适应这些变化，制定新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比过去更加有所作为。
中国的GDP已经世界第二了，中国的国际利益越来越多，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和期望越来越多，这个形势要求我们有所作为。韬光养晦还是必须的，我们永远不能放弃谦虚谨慎的精神，但是跟以前相比应该少一些；有所作为也是有分寸的，在什么问题上有所作为，在什么程度上有所作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全局来看，有所作为的成分必须增加，这是个趋向，跟韬光养晦不矛盾。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强国
《南风窗》：中国社会近年来渐成主流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即一方面，社会精英和知识界都反感抵触来自西方及美国的指手画脚，所谓“中国不高兴”；而另一方面，许多人又都希望中国能成为美国一样的国家：对内鼓励自主发展，对外则“风风火火走全球，当出手时就出手”。您怎么看?
时殷弘：这种问题不要跟美国比，我们应该是“应出手时就出手”，就是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美国也不是想出手就出手，它在许多问题上也要争取合作。
《南风窗》：有人认为中国外交以对事件的被动应对为主，缺乏前瞻和預见，这是如何造成的?怎么解决?有人呼吁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您怎么看?
时殷弘：要讲长远战略，首先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中国再过二三十年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强国，具体来说，中国要成为政治上、经济上、外交影响上稳定的亚洲第一，军事上不但要保证国土防御能力，还要建立在所谓第一岛链同美国的对等，甚至要有一些边际优势。在此之前，不要战略轻浮，但涉及我们根本利益的时候，要坚定。如果没有能力做硬事，就不要讲硬话，否则只能是被动应对。
中国最终除了国内目标以外，既要重视同美国的关系，也应该重视同其他重要实体的关系，特别是提升周边邻国、东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程度。要有一个真正全方位的平衡外交，心怀大的战略目标，减少美国的战略盟友，增加我们的战略伙伴。在亚洲之外，不要考虑建立过多的战略存在。
《南风窗》：目前，在不少外人眼里，中国除了可怕的经济力量外别无长物，与伊朗、伊拉克、朝鲜等国相比，只是中国的规模和力量更为强大。中国如何成为有责任感和号召力，让人向往和追随的国家?
时殷弘：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只能有GDP，贫富分化、腐败等问题一直都存在的话，最终可能会连GDP也没有。通过各种方式使中国既能保持高增长，又能产生比较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大大减少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设起新的农村、改善生态，这是最重要的，否则怎么有真正的力量成为独立的世界强国呢?有了良好的国内形象，才能树立有感召力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