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中生到大学研究员、教授，他是一个奇迹，更何况他还身带残疾。从田野踏出的路，步步通向学术的殿堂，程程写满他的奋斗与智慧、坚韧与执着。
　　 ——题 记
　　
　　一架满载中外旅客的国际航空公司的客机从香港机场腾空而起，向遥远的大洋彼岸飞去。机舱里，一位目光睿智、始终面带微笑的学者，正透过舷窗凝视着机身一侧的世界第一大洋。远远望去，机身下方数千米大洋的水面湛蓝而又平静，可他的胸中却波翻浪涌。仿佛是昨天，年年复年年，他在大理苍山洱海之间的村村寨寨进行田野调查，仅卡片就做了上万张，装了满满一铁箱。仿佛是昨天，他把相关的资料和独到的学术见解，化为一篇篇、一部部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和白族文化的论著，海内外于是多了一名学人。仿佛是昨天，他在第四届泰学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无可辩驳的证据，进一步驳斥了西方学者100多年前对一个历史问题的误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如今，他被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聘请为访问学者，将在美国及加拿大进行为期4个月的访问研究，与美、加两国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这一切，能不让他思绪如潮……
　　他是谁？他就是研究南诏历史与白族文化的著名学者，后来的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锡禄研究员。
　　根基
　　
　　人们把张锡禄读作一部传奇。对此，他本人的头脑十分清醒。2005年，他应北京大学之邀举办讲座时，朴实无华而又意味深长的自我介绍，无比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66年，我初中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我就再也没有为文凭而奔忙了。不是没有读书的机会，后来我也有很多机会可以读成人教育、函授什么的，或者参加自学考试，拿张大学文凭，但是我没有走这条路。多少年来我在桌子的玻璃板下面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初中毕业生’五个字，目的是时时提醒自己：你只有初中的文凭，你的书没有读够，要始终不懈地读书学习，人生有限，学无止境。初中毕业后近四十年，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松过学习和调查研究，所以，我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出版了8本著作（含与人合著），成为了大家认同的学人。”
　　“任何时候都没有放松过学习”，张锡禄正是以孜孜以求的精神，在初中学历的起点上步步登高，从而成为一名令人景仰的学者。一次，《大家》杂志的编辑找张锡禄约稿，谈罢正题，两人谈到人文科学的名著，张锡禄如数家珍般提到的书目和内容，让这位编辑惊叹不已。他感慨地说：“你刚才提到的一些书，不要说阅读，就是书名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您真是博览群书的大家。”
　　作为书香世家的后裔，张锡禄自幼好学上进，小小年纪他就常常手不释卷。亲友们夸赞道：“这孩子长大了准有出息。”他生性聪颖，悟性极高，学习成绩优异。1962年9月，他考入下关中学（现在的下关一中）54班。不料初一年级时左腿伤痛致残，不得不休学一年进行治疗。但正如巴尔扎克所说，苦难对于有志者是一块垫脚石。在治疗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他如沐春风，如饮甘泉，心灵的门窗洒满阳光，伤痛也仿佛不翼而飞。他的知识视野大大开阔，写作能力迅速攀升。他十分佩服高尔基，《我的大学》让他看到了一个没有上过学院式的大学，然而在社会大学里磨练成长为一代文学大师的成功者的楷模。复学后的他，就读于62班，班主任黄星群是一位优秀的自学成才的老师。黄老师常说，我初中毕业教初中，教学成绩不俗，靠的就是志气和自学。老师的形象和教导，他终生牢记。他在学习上更加吃得苦，是班里的尖子、学习委员。到初三将毕业时，他更成为《校刊》和《团刊》的总编辑。在校园里小有名气。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考上高中，大学的他，因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业。1969年，在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他因有腿疾而留在城里。昔日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到农村去了。在孤寂和无奈中，他听到了隔壁的下关四小传来的琅琅读书声，一个强烈的愿望刹那间油然而生：我不能这样闲着，我要自学。我要有所作为，成为有用之才。顷刻，他似乎看到家族里那些令人崇敬的先贤向他露出了赞赏的笑容。
　　他开始自学针灸疗法，一本《针灸大全》带他入门。为找准穴位，他反复在身上试针。有一次，他在自家的小楼上扎腹部的一个穴位，因用力不当，且太紧张，一时休克过去。幸好被上楼找他的人发现，替他拔出银针，唤醒了他。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掌握了针灸技术，成为小有名气的能人。一时间来找他扎针治疗的人纷至沓来，常常把家里坐得满满的。他从不收病人的一分钱，全免费，雷锋精神指引着他，他要做个雷锋式的人。《云南日报》以“神医张锡禄”为题对他的医术和医德作了报道，让他第一次名扬云岭大地。
　　他自学英语，一个字母一个单词背诵不停。一个美好的憧憬支撑着他，他要了解大洋彼岸的另一个世界。他自学的英语，在他后来出国和与外国人进行合作研究中成为他的利器。
　　
　　定向
　　
　　日历翻到1971年，翻出张锡禄履历中重要的一页。是年，知识青年可以安置了，张锡禄被安置到大理州制药厂当工人。因腿有残疾，领导照顾他当仓库保管员。到药厂工作，在他的人生里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工作清闲，他有较多自我支配的时间，他得以继续自学英语，读书和学习。这对于勤奋好学的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许多书都被封存，一旦借到一本书，他便如获至宝。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他都不止读了一遍。他的理论水平产生了质的飞跃，这为他以后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矛盾论》教导他如何驾驭生活和研究中的各种矛盾，而《实践论》则使他认识到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从而播下了热爱田野调查的种子。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思想的樊笼，学术研究空前活跃。中学时代就喜爱历史的张锡禄，这时找到了一个契合点——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南诏故地的历史文化研究。在研读诸多学者的论著时，他发现有的大学者，对大理的历史宏观认识大体是正确的，但在微观上则有许多瑕疵；有的学者则在宏观认识上就是错的，而且影响很深。之所以有错误，是他们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是只钻故纸堆的缘故。南诏、大理国的历史达516年，为世人所瞩目，许多国家的学者都把它作为研究课题。作为一个大理本土的白族人，对这一段重要的历史作出正确的解读，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这样，张锡禄确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出手不凡
　　
　　志向一经确定，张锡禄立即付诸行动。他十分清楚，要有真知灼见，要匡正前人研究中的问题，惟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舍此别无他途。于是，他开始了到乡寨渔村的田野调查。
　　一辆破单车是他的代步工具。星期天、节假日是他进行调查的时间，平时他要在制药厂上班，晚上还要开会。那时的乡村，路况不好，他的一只脚又带残疾，只能用另一只脚蹬车，其艰辛可想而知。遇到上坡，脚下的单车常常打旋，累得他大汗淋漓而又哭笑不得。无奈之下，他有时只好一瘸一拐地推车而行。苦吗？苦，但他没有退缩。“人生与弈棋、赛球并无二致，只要入局，就应该是一场志在必得的壮烈斗争。”孙中山先生的话已化为他的意志，他的信念。那坑洼不平的乡村道啊，记载着他的多少艰辛，多少收获；那从记忆中抹不去的上坡路啊，记录下他的多少坚毅，多少奋进的凯歌。
　　他的田野调查，范围很广，哪里有线索，他就往哪里跑。有一年春节，他听说鹤庆县有一本《高氏家谱》，风尘仆仆地到了鹤庆。几经曲折，终于找到了它。它就是白族家族史研究中具有很高价值的《鹤庆高氏家谱》。高氏是大理国的权臣（宰相），其后裔分布在分封地，而鹤庆是高氏后裔主要居住地之一。南诏国大理国的统治家族在姓名制度上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父子连名制。这本家谱记载的高氏冠姓连名制共有40代，而南诏王室的父子连名制只有十余代。这一重大发现让他喜不自胜。不久，《云南文物》发表了他调查《高氏族谱》的报告，云南大学的著名学者方国瑜教授主编的《云南史料目录丛刊》和大理地区的张旭主编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之四》收录了这本家谱。继而张锡禄又不断地发现了白族其他大姓都有冠姓父子连名制的现象，他于是撰文首次在学术界阐述白族姓名制度的特点，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白族冠姓父子连名制与南诏王室命名制度相同的学术观点，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冠姓父子连名制不仅鹤庆的白族有，大理地区其他县市的白族同样也有。印证这一点的是凤仪镇北汤天村的董氏家祠碑。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年也曾去过北汤天村，在董氏的法藏寺发现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白族古代经卷。张锡禄了解到那里还有一批家祠碑，“文化大革命”中，村民为使它们免遭破坏，在上面涂了牛屎、石灰，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到了那里，张锡禄看见碑上所涂的东西有些虽被除去，但残留物让字迹模糊不清。他找来竹子，削尖后一笔一画地刮去附着物，接着用水把它冲洗干净。霎时，他的眼前一亮：身为南诏大理国宗教领袖的董家也有冠姓父子连名制，而且共有21代。它和鹤庆高氏的父子连名制一起，印证了南诏时期的父子连名制不仅南诏王室有，白族也有。张锡禄乐啊，乐得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绽放着欢乐。
　　为了寻找更充足的依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张锡禄进行了更深入的田野调查。惊喜连着惊喜，白族的杨、赵、李、张、尹、何，杜、苏、这些大姓，也有冠姓父子连名制。1982年初，他综合这一批资料，写了一篇《白族姓名初探》的论文，寄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詹承绪研究员。詹先生很快回信给他，肯定这篇文章的价值，信中特别提到凤仪北汤天村董氏家祠的那块碑：“我也到过大理，就是没有找到这块碑，现在被你找到了。这是你精诚所致的结果。”不久，詹先生亲历大理，来看这块碑。张锡禄带他去看了，詹先生笑逐颜开地对张锡禄说：“好，完全正确，我们请你去青海西宁参加全国民族学会。”全国民族学会是专家学者云集进行学术交流的盛会，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无疑是对张锡禄在民族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的肯定，对他的巨大鼓舞，张锡禄欣慰地笑了。
　　回到家里，张锡禄却犯难了：自己是工厂的一名仓库保管员，现在要去开与本职工作毫不相干的民族学会，厂领导会同意吗？然而，事实证明他的顾虑是多余的。他遇到了一位关心支持年青人的好厂长。厂长准了他的假，还同意给他报销差旅费。刹那间，一股暖流涌遍了张锡禄的周身。张锡禄提出，他打算把厂里的宣传资料带去，发给各地的与会者，把大理的药品介绍到全国去。厂长笑着说：“你是个做学问的人，营销的事情就不用你来做了，你好好地开你的会吧。”张锡禄感激地看着厂长，不知该说什么好。
　　参加民族学会要交论文，张锡禄去找厂里的打字员，但被对方拒绝了。他想到了一位朋友，妻子是政府机关的打字员。到了朋友家，他说明了请朋友的妻子在星期天帮忙的来意，朋友为难地说：“星期天我们要去买煤，确实对不起。”张锡禄笑呵呵地说：“买煤的事我包了。”朋友的妻子帮忙把文稿打出来，由于文章篇幅长，加之大理本地民族古籍中有几十个字在字盘上找不到，打字机又没有造字功能，张锡禄只有逐个刻写。忙了几天，才搞完校对，继而忙着油印、装订，全家总动员，200份论文打印终于大功告成。
　　参会归来，他很快在《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的第6期发表了《白族对鱼和海螺的原始崇拜初探》。文章把自己调查到的白族对鱼和海螺的崇拜的习俗跟《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和《大理国张胜温梵像卷》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系统而深入地论证了今天白族对鱼和海螺的崇拜是有历史渊源的，是有历史资料可以印证的。文章不是仅限于讨论一种原始宗教问题，而是主要揭示了：白族自古以来是洱海周围的土著民族，是南诏大理国的主体民族之一。文章立即被采用，后来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诏文化论》一书，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1984年3月，他以论文《白族婚姻制度的演变》参加了在广西召开的全国性纪念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的讨论会。他的丰富调查材料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不久，《下关师专学报》发表了他的这篇论文。后来，他又推出了论文《南诏大理国的婚俗》。后者从婚俗的角度论述了南诏大理国的王室成员的婚俗与白族婚俗有传承关系，两者在文化上具有的共性，被誉为经典性的论文。
　　张锡禄收集到一大批家谱族谱和碑刻资料，在集中研究之后，他写出了《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的白蛮大姓——兼驳“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论”》的论文。近代100多年前，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了“南诏大理国是泰族人建立的国家”的论调，泰国一些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所以长期以来，泰国的教科书上一直写着“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周恩来总理曾指示云南大学和相关的研究机构要研究这一问题。昆明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此，有的取得重要成果，但更多的人手边的资料主要是《蛮书》、新旧《唐书》和《南诏德化碑》之类的旧史料，缺乏充分有力的新资料，因此，总体研究遇到一些困难。张锡禄审时度势，看到了自己拥有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的优势，决定对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这一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展开研究。后来，他应邀参加了第四届泰学国际会议，他所宣读的这篇证据确凿的论文，驳斥了西方学者的论调，在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马来西亚的一位学者，对张锡禄说：“100多年前提出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那几个人不是学者。”国际知名的泰学研究专家，第三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主席、第四届会议副主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地区研究院人类系格汉教授（Dr.GehanWijewardene）主编，于1990年6月出版的《泰——云南科研项目进展通讯》里有这样一段评论：“有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是张锡禄写的。尽管涉及的是白族而不是泰族，内容是关于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白族家谱的问题，然而正如文章的标题所指明的那样，是用驳斥‘南诏是泰人建立的国家论’的。这是一篇非常有用的文章……”
　　泰国学者对此十分重视，说：“好吧，我们再到你们大理来做调查。”他们果然成批地来了，而且泰国的诗琳通公主也来了。他们先后派了4批专家学者来云南大理考察。陪同考察的张锡禄和相关人员每次都带他们看家谱、家祠、碑刻等实物资料，让事实说话，他自己不多发言。泰国学者是认真的，通过调查核实，他们心悦诚服而归，有的自此成为张锡禄终身的学术朋友。参加了泰学国际会议的日本学者也来了，一家三代都以研究东洋史而闻名于世的日本国著名学者、上智大学名誉教授白鸟芳郎先生也专程来到大理，看到了南诏大理国的文物，阅读了白族的家谱和碑刻，看到名家大姓的后人，对张锡禄的观点不得不信服。白鸟芳郎还热情地为张锡禄的著作《南诏与白族文化》一书第二版写下了《序言》，对此书作了较高的评价。他说，我读了张锡禄近著《南诏与白族文化》“此书吸引我即刻读了进去，并惊异于本书所具有的独创性。特别是本书对于过去众多的白族研究中几乎疏于问津的，仅存于白族民间的白族大姓‘家谱’的收集，以及遗留于白族中大量‘墓碑’、‘墓志铭’所记载大姓家谱的‘碑铭文’进行了周密研讨。利用直接涉及南诏大理历史的白蛮‘家谱’、‘系图’而使实证性的研究充实了新的资料。这一工作应该是极富新意的革新性业绩。”“是相当出色的研究。”云南民族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马曜认为：“本书（《南诏与白族文化》）将对白鸟芳郎教授的华南史研究产生影响。”事实的确如此，白鸟芳郎教授考察后回到日本写出的文章，改变了他原有的观点，并成了张锡禄的挚友。
　　接受了中国和世界南诏史研究学界新的研究成果，泰国历史教科书的提法最终改过来了。2006年，云南省社科院有关课题组成员专门从泰国买回来的几本教科书证明了这一点。泰国还把张锡禄的两篇论文在《星暹日报》和《中泰关系研究》上全文发表。这些都是发生在那篇论文之后的事情了。张锡禄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维护历史的尊严。让中泰人民的子孙世世代代友好的大事，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心中十分欣慰。
　　
　　心无旁骛
　　
　　1984年4月，张锡禄与李朝真合作出版了《大理古塔》。这是大理第一部研究佛教建筑——古塔的专著。它第一次全面地把大理地区的佛塔产生、演变的过程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古塔的形制、分类、数量，用实际调查的方式作了回答，还对大理的地震与古塔的关系、塔藏文物作了全面论述。书中，所有现存的古塔都附了照片。读者一册在手，大理的古塔便一览无余。
　　也就在1984年10月，成果丰硕的张锡禄告别工作了十三年的大理州制药厂，走上了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的新岗位，从事大理白族地区文物的调查研究、收集、管理工作、并参加筹备建立大理州博物馆。他从一名工人成为了干部，更重要的是他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条件从事田野调查，从事他终身相许的历史文化研究。
　　成为文化专业工作者的张锡禄，把南诏历史放在世界、东南亚、中国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他系统梳理了大理的历史文化研究和民族学研究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洋人或外地学者眼中的大理，英国人类学家费茨杰罗德(C.P.Fitzgerald)于1937～1938年对大理进行了考察,根据亲历于1941年出版的《五华楼》，华裔L.K弗朗西斯·许的《在祖荫的庇护下》等著作是其中的经典之作。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以费孝通等汉族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研究阶段，这时的大理主要是汉族社会学人类学前辈眼中的大理。第三个阶段，即当今的阶段，一批大理本土的白族学者相继兴起，这时的大理主要是白族学者眼中的大理。到第三个阶段，社会学和人类学、民族学已在大理生根，本地学者必定可以和外地学者共同研究自己的民族。
　　这个梳理让张锡禄分外意气昂扬，他看到了以本土学者为研究主体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他，暗暗庆幸自己正赶上了这样一个好时代。
　　好时代呼唤新成果，新成果要讲究好方法。依靠《蛮书》新旧《唐书》、《南诏德化碑》等典籍炒冷饭，无法出新。必须以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把碑刻、家谱、契约等都纳入研究范围。张锡禄的思考越来越深入，就是在这深入思考的过程中，他走田野调查之路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不移。
　　199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大理州共同申请了一个关于中美合作研究“云南大理佛教历史资料及白族民间宗教调查研究”的国际科研课题，得到了美国路斯基金会的资助。经中美双方协商，云南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课题的中方组长为云南省社科院院长何耀华，副组长为张锡禄，负责主持民间宗教的调查工作。批文下来，有人不高兴了，说州长都不做组长，张锡禄一个平民百姓凭什么做副组长？但是美国的学者都说“you are important man!”（您是重要的人！）原因是，张锡禄不是挂个空名的人，有课题，有经费，还要有踏实做工作的行家。到大理白族地区做调查，张锡禄不仅地熟人熟文献熟，是个活地图，而且通白语、汉语，并粗通英语，能把白语译成英语，英语译成白语，比只会汉语和英语的人方便多了，在白族民间的田野调查中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人才。
　　这次调查所确定的白族民间宗教，就是白族的本主崇拜。白族的本主，就是村寨的保护神。
　　从本主文化研究的角度搞调查，不同于文学工作者的采风。张锡禄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实地绘制本主庙图，并标明本主排列次序名号、本主所在的村寨等等。他还拍下本主的照片，记下庙里的格局、现存文物、本主的故事、本主的禁忌、会期等。采访中，记下受访人的年龄、姓名、采访的时间。因为本主崇拜是民间的信仰，有很大的变异性，同一个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真实地记录下他们的说法，就使调查有了科学性。
　　艰苦而细致的调查，深入而中肯的分析，结晶为张锡禄的又一重要成果——他写出了大理市所有本主完整的调查报告。这是有史以来关于大理市本主最完备，最系统的调查报告，它的真正价值在于揭示了大理白族本主的规律，即：就分布而言，大理白族的本主形成了山麓、公路两侧、海滨共四条线；就时间跨度而言，有最原始的本主和20世纪初的本主；就本主的身份而言，有帝王本主、将相本主、当地英雄的本主、孝子本主、做过好事的本主；就本主的特殊形态而言，有石头本主、木头本主等。调查报告揭示的最重要的规律则是：白族本主最高神■的早期形态已经显现，庆洞村神都供奉的五百神王爱民皇帝段宗■就是这样的本主。作为调查报告，张锡禄拍摄的大量照片和搜集的丰富文字资料还为中外本主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参考。后来，他与美方学者马克瑞等又在1996年对4县9个白族村的本主信仰进行了典型的调查。《洱源白族民间宗教调查》、《剑川白族民间宗教调查》等一系列的学术文章，便是这一阶段成果的代表。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张锡禄在这次调查中写的一篇论文。那是冬日的一天，北风吹得特别猛烈。骑车迎风上坡的他，因为只能单脚用力，车骑得很慢。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灵光在他脑中一闪：靠苍山的村寨大都年代久远，山上还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靠洱海边的村落则相对年轻，海东地区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迹都聚集在一个点上，这岂不是说明苍山洱海之间的白族居住地有年代分期？后来，通过深入研究，他用海拔高度和文物考古点划分出4条年代分期线，写出了《苍洱地区居址环境的历史变迁》这篇论文。文章发表后，获得极高评价。有人说，研究云南高原湖泊的历史变化，有两篇最重要的文章，研究滇池的是云南大学方国瑜滇池水域变迁的文章，研究洱海的是张锡禄的文章。此言不虚，有一次在大理州召开的洱海保护的国际会议上，张锡禄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普遍关注，他们都说它对洱海的环境保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会议休息时，外国学者常常把他团团围住，询问洱海历史变迁问题。有的要把他的文章译为外文，征求他意见。他欣然同意。
　　近几年，房地产热。一次，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大老板找到张锡禄，当着一大群人的面恭敬地以月薪一万元的高薪聘请他当专职顾问，为该公司打造企业文化。张锡禄毅然回绝了他：“我离不开历史文化研究，它是我终身的事业，除此我无意于其他。”
　　张锡禄所取得的成就，理所当然得到了国家的褒奖。1991年3月，他荣获“全国自学成才荣誉证书”；1993年10月，他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
　　
　　白密研究的先行者
　　
　　继研究大理白族的民间宗教——本主崇拜之后，张锡禄开始对大理白族佛教密宗的研究。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徒有数亿之众。密宗作为佛教大众部八大宗派之一，研究者及专著比比皆是，但其重心主要集中在藏密、东密（又称日密）、汉密等大支派，其它支派，研究几近空白。大理白族佛教里有密宗，或叫密教。20世纪40年代，石钟健先生的《喜洲访碑记》对此有过揭示。石钟健先生的老师向达先生曾特别提醒他，大理的密教很盛行，到了大理要注意这个问题。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提到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但一直没有人深入研究。有些权威学者把大理的佛教定名为“滇密”。张锡禄对此持有异议：“滇”是云南的简称，云南的密教有两大系统。一是中甸、丽江等地的藏族、纳西族、普米族自元代以来信奉的藏传密教；另一个便是大理等地从唐代南诏起一直流传在白族中的密宗。因此，不能笼统称之为“滇密”。
　　大理白族佛教密宗，俗称“阿吒力教”，简称“白密”。明末清初，受到统治阶级的沉重打击，文献记载极少。要研究它，难度大于上青天。但正如罗伯特所说：“很难说什么是办不到的事，因为昨天的梦想是今天的希望，并且还可以成为明天的现实。”张锡禄对此深信不疑。他更深信，在民间一定可以找到佛教密宗的文献。后来的田野调查又证明了这一点。
　　张锡禄又忙碌开了，他走村串寨寻找密宗僧人阿吒力踪迹。在白族地区到处有古代墓葬的遗迹。一个个石雕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一块块梵文碑，一通通名家大姓的墓志铭，镌刻着历史上密宗盛行的印记。他骑着破旧的单车一次又一次在苍山洱海之间颠簸，说不清走了多少村寨，说不清流了多少汗水，说不清拓印下了多少碑刻拓片。回到办公室，回到家，他细心誊抄，不放过一点点资料。他查找各种史料，翻阅家谱族谱，发现的白族阿吒力僧，他一个僧人又一个僧人地做卡片。他一共找到从唐代南诏到明中期的260多位阿吒力僧的资料，他们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有事迹，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研究大理明清时期的佛教僧侣的重要著作之一，我国著名学者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列举的云南和贵州两省的高僧仅几十位。而张锡禄列举的云南大理高僧几乎是陈垣的十多倍，其用功之勤，对学术创新之贡献，得到学术界的肯定。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1995年开始，张锡禄耗时4年，写出了45万字的皇皇巨著《大理白族佛教密宗》。他创造性地把俗称的“阿吒力教”，定学术名为“大理白族佛教密宗”，简称“白密”，首次在学术上提出了“白密”的命题，充分反映了他学术上的独创性。全书上溯白密起源的唐代南诏，下迄现代，对长达1000余年的白密的来源、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白密的宗旨、称谓、部派、所奉神■、经典、义理、仪轨、历代僧人、寺院、塔幢、石窟等作了系统详实的阐述。并把白密与藏密、汉密、日密作了细致的分析比较，总结出白密的独具特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把“白密”置于大理白族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从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和宗教学等诸多视角进行分析论证，深入而又客观。全书既有独创性，又有普及性和科学性，在中国及世界佛教密宗的研究上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该书出版后，立即产生较大反响。我国原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的宗教学家任继愈教授，读后亲自写信给张锡禄，表示肯定和祝贺。国内研究佛教的学者，把这部书列为20世纪佛教研究的重要成果。有的文章称其为扛鼎之作。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两位博士胡锐、王永会撰写的书评，从“溯源理脉，意深旨宏”；“广中取精，重点突出”，“不囿成见，推陈出新”；“文笔清丽，图文并茂”等六个方面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美国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白密下的一个分支的问题的博士研究生，特聘张锡禄作论文指导教师。台湾的台北大学哲学系给学生列出的佛教方面的必修的参考书，《大理白族佛教密宗》就是其中之一。国内最近出版的一部宗教辞典，写入了白族密宗的辞条，其来源就是张锡禄的这部著作。香港凤凰卫视台的“智慧东方”栏目曾以“白密”为题专访张锡禄，制成38分钟的短片，公开播出后，反映良好。《大理白族佛教密宗》无疑是张锡禄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可谓是其学术代表著作。
　　这本书在付印之前，曾有一件有趣的逸事。张锡禄把书稿铺在床上，一页一页地校对、勘误，他的夫人见了，有些嗔怪地说：“你怎么把床当作办公桌？这些事情，该到办公室去做嘛。”张锡禄不气不恼，继续乐呵呵地忙碌着。他知道，这不能怪妻子，因为妻子一向爱整洁，书稿放在床上，不定什么时候会把床单弄脏；再说，妻子是认为自己不该没完没了地工作，她分明是关心自己嘛。另一方面，自己从来不张扬，妻子当然不知道自己这些年来的情况，更不知道博物馆的领导已批准他在家里从事研究工作。原来，这些年来，一些来大理做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士常常慕名来博物馆找张锡禄，谈起学术来往往忘记了下班时间，其中来找的老外最多，馆里的门卫一见老外来了，都习惯性地产生了条件反射：“这准是来找张锡禄的。”找他的人太多，时间长了会影响单位的工作，张锡禄请求单位领导让他在家集中精力搞研究，领导欣然同意，说：“我知道您一门心思做研究，您又不会打麻将，对您的要求上级也同意了，今后您就不用坐班了。”对于一个一心从事研究的人，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从此，张锡禄享受了在家上班的特殊待遇，自然，他无比珍惜，也心存感激。
　　
　　书写马帮文化研究的华章
　　
　　如前所述，张锡禄祖籍喜洲。由于祖上经营滇藏茶马古道的茶叶生意，在下关开设了“元春茂号”茶庄，他家便从喜洲迁到下关定居。“元春茂号”是名扬中外的喜洲商帮之一，而当年的喜洲商帮，其交通工具就是马帮。张家制的沱茶和砖茶长期销往西藏，在藏地有一定名气。白族人和藏族有“打干亲家”的习俗。张锡禄幼年，认过藏族马帮的锅头做“干爹”，每次来，“干爹”总是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木碗、酥油茶筒、精美的藏刀、鼻烟盒等礼物。历史的渊源使张锡禄与马帮文化结缘。
　　白族古代的交通运输靠人背马驮，主要靠马帮运输，洱海周围有舟无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38年滇缅公路通到大理，马帮运输才逐渐衰落。张锡禄心想：交通运输的方式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不研究马帮文化，就无法了解古代白族地区交通的问题。另一方面，就在云南乃至全国而言，马帮文化的研究是个空白。张锡禄雄心勃勃地向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进攻了。那么如何研究呢？进行田野调查，采访马锅头。马锅头，就是马帮的头领，有大锅头、二锅头之分。张锡禄先后采访了100多位马锅头，他们北到成都、拉萨，西到缅甸、印度，东到贵州、广西，南到思茅、普洱。长年的赶马生涯，使他们对沿途的马站了如指掌。从下关到昆明的13个马站，到西昌的22个马站如何走，他们全都毫不含糊。马帮赶马的时候唱山歌，这就是通常说的《赶马调》。内容包括赶马人的生活、爱情、婚姻等等，反映了那个时代大理乃至滇西地区的民生民俗和民间文化。张锡禄采访马锅头，听他们唱不同的《赶马调》。
　　他采访的一位马锅头，是下关金星村的王应鹏，其时已经80多岁高龄。他从13岁开始赶马，回村定居时带回了娶的缅甸妻子。他先后到过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家，有60余年的赶马生涯。有一次张锡禄登门找王应鹏，不料被他家喂养的大狗往左腿肚下方猛然咬了一口，顿时疼痛钻心，鲜血直流。又有一次咬了左腿的足三里一侧，活生生撕去了一块肉。每一次都是王应鹏喝退了恶狗，拿出一包绿色的药面给张锡禄敷上。这药面是草药的配方，疗效神奇，没几天张锡禄的伤就好了，但至今仍留下了被狗咬伤的痕迹。
　　有道是“你想要辉煌，就必须忍耐艰辛。”当年的张锡禄没有想过辉煌，但他忍耐住了伤痛。他把王应鹏请到家里，用酒肉款待他。也许是当年的生活习惯使然吧，每一次酒酣耳热之后，王应鹏才唱起了赶马调，而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他一开始唱，张锡禄立即录音。那么大年纪的人，记忆力却好得惊人。他的歌喉一亮开，总是直唱到翌日凌晨两三点钟，弄得邻居意见不小，张锡禄只好向邻居赔不是。采访的人多，仅《赶马调》的磁带，张锡禄就录了好几十盘。
　　1987年，他和李莼整理的民间叙事诗《赶马调》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反响十分强烈。云南的学术界赞赏道：云南自古行路难，有记录的歌谣，汉代仅存的《行人歌》只有18个字，唐代南诏《河赕贾客谣》也只有6句共30个字，张锡禄现今能收集整理出这么一本几千行的歌谣来，了不起！1993年，《赶马调》荣获首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一等奖。张锡禄到昆明领奖时，在庆祝宴会上，著名歌唱家黄虹女士拉着他的手，深情地为他唱起了《赶马调》。宴会厅里掌声雷动，张锡禄泪花闪闪。唱罢，黄虹请张锡禄签名留念，并激动地说，过去，她只会唱一二首弥渡的赶马小调，真不知赶马调有这样的丰富，有长篇巨制。读来亲切万分，从来没有一本书会使她这样激动。
　　《赶马调》的出版，对张锡禄是极大的鼓舞。他开始了对马帮文化的研究。1993年，他与《春城晚报》副主编王明达先生合作，推出了《马帮文化》一书。此书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在纯学术著作卖不动的当今，创下了奇迹。评论界好评如潮，不仅国内的学者写了评论文章，泰国的《星暹日报》也刊发了评论文章。1997年，《马帮文化》荣获云南省1993-1995年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2001年又荣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著作奖”三等奖。
　　《马帮文化》对云南马帮和古代交通驿站的起源、形成、兴衰作了科学的阐述，对赶马人的生活及创造的文化作了全面阐发，勾画出了云南人民开发东南亚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苍洱大地的文化流脉，向人们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印度、泰国、缅甸的学者，国内从事古道研究和影视文化圈的人蜂拥而至，来找张锡禄了解马帮的历史。他原来仅存的一本《马帮文化》被借去复印了十多次。中央电视台、日本的国家电视台和韩国KBS国家电视台相继采访他，并都在相关的节目中播出了对张锡禄的专访。他被译成多国语言的精辟解说，让各国观众从一个侧面领略了他的风采，马帮文化的韵味。2005年4月，张锡禄应邀到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举办学术讲座期间，著名历史学家、中央民族大学的邵献书教授欣喜地告诉他，最近，他为一部汉语大辞典撰写新词条，其中之一的“马帮”，就是根据《马帮文化》一书编纂的，弥补了我国古今辞书中没有“马帮”辞条的空白。最近，云南省委省政府把“茶马古道”文化列为云南特有文化品牌之一加以重点开发，这无疑是吸收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之后的重要决策。
　　《马帮文化》于2008年4月再版。有人曾向张锡禄问及《马帮文化》成书的经验，他恳切地说：“老老实实地进行调查了解，厚积薄发。其实，这本书仅用了我收集到的材料的十分之一。”好一个“十分之一”！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张锡禄将用他现有的浩繁的资料，推出一个个新的成果来。
　　
　　在大学教授的起点上
　　
　　培根说，智者创造机会。在南诏历史和白族文化研究上硕果累累的张锡禄，于2003年8月迎来了他人生中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作为特殊人才引入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成为该所的研究员、副所长，一名大学教授。而早在1997年5月，他就被州里的大理白族文化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2001年10月起就开始为大理学院文科学生开设“白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史”、“南诏大理国史”等课程，并担任论文的指导教师。
　　成为大理学院教授的张锡禄，除了继续为文科学生讲授“白族文化史”、“南诏大理国史”以外，新开了“云南民族文化与旅游”课。数十年研究的深厚积累，信手拈来的生动资料，充满智慧的分析与讲述，使他的课堂韵味独具。下课后，常常有一群群学生把他紧紧簇拥住，不断地提出一串串问题。为了方便，有几位学生每次都送他回办公室，为的是多与他谈上几句话。他为学生们的好学精神感动不已，每次都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
　　生活常常出现惊人的相似，当年张锡禄在大理州博物馆工作时，外国人慕名接踵来访张锡禄的场景，如今又频频出现在大理学院。来访者或来自欧美，或来自亚洲。来的目的就是与张锡禄探讨白族历史文化。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外国专家来得最多。
　　中外许多著名的大学都请张锡禄带民族学的博士研究生，其中有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台湾的清华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日本的帝国大学等。几年来，由他指导写作、已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就有9部。经他指导过的硕士生就更多了。大凡他指导过的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对他的真诚、无私的态度和丰富的学识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视为生命的研究与著述又开新花，2006年，他参与主持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白族卷》，获云南省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张锡禄历五载艰辛，数易其稿写成《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史》，弥补了大理历史研究上的遗憾，填补了大理历史断代上的空白，为繁荣云南的学术做出了又一贡献。2008年，此书荣获云南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又因为本研究波及到蒙古族历史，因此，国际国内蒙古史学界的专家学者频频到大理学院来拜访他，有一次国际蒙古史学会的中外专家一次就来了两大客车。
　　2008年，张锡禄参与了《大理上下四千年》的写作。编辑是他工作的又一组成部分，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大理民族文化论丛》，有他和同事们付出的辛劳。
　　2009年，他在大理电视台“大理讲坛”开设“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专题讲座14讲。驾轻就熟的材料，娓娓道来的话题，使他在大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他常常接待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的专访。2009年7月2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乔建中研究员受国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委托，到大理学院张锡禄的居所“种书第”内，就白族传统音乐文化的问题对他进行访谈。话题围绕白族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研究，步步深入到白族传统音乐的传承、变迁、保护等问题。谈话内容广泛而丰富，张锡禄见解精深而中肯。特别是他集中谈到的白族原始宗教音乐、本主信仰的音乐、道教音乐、佛教音乐等，对于了解、研究白族传统音乐特别是宗教音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该谈话经过整理，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中文（音乐类）核心期刊《中国音乐》2010年第1期发表后，被誉为具有“口述史”性质的音乐文献。它反映了张锡禄对大理历史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他作为学者的深厚功力和造诣。
　　2010年，云南省社科规划办公室面向全国海选的南诏大理研究基地，经过激烈的竞争最后落定大理学院，张锡禄担任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首席专家。该基地是全省唯一设在地区的省级研究机构。做了多年民族学学科建设带头人的他，欣喜地看到大理学院已经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的学位点的授予权。他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有人说，今年63岁的张锡禄，应该把这两个阿拉伯数字倒过来写。诚哉斯言！因为一切关注张锡禄的人，都在翘首以待他在学术殿堂上登高，再登高；他捧出的果实丰硕，更丰硕！
　　张锡禄家中的客厅上，有一条幅：“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这是张锡禄为人治学的写照，用它来结束这篇文章，不亦善乎？
　　
　　责任编辑 杨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