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底，汉乐图像研究的新作《礼复乐兴：两汉钟鼓之乐与礼乐文化图考》（以下简称《钟鼓》）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李荣有教授继《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之后与其团队在该领域的又一部力作。音乐图像学术研究作为“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经历了百年来学科分割和学术理念转型之后，反倒成了极其复杂艰巨和令诸多学人望而却步的领域。李荣有长期以来秉承学人理想，带领着一批批年轻学子不断啃嚼众所周知的硬骨头，可谓是“锲而不舍，积年有成”。
一、主题突出定位准确
在以乐悬为基本构架的雅乐器编制中，金（编钟）石（编磬）之器的重要性位居第一，其次是鼓类乐器，特别是建鼓和鼗鼓均为十分重要的雅乐器，以至于古代宫廷雅乐的别称分别有以时序关系命名的“先王之乐”和“古乐”，及以礼乐重器为标志的“金石之乐”和“钟鼓之乐”等。而这些不同的称谓在历代史料文献中的屡屡出现，加上近现代以来科学的考古发掘所见大量汉代礼乐重器的资料信息，必然地构成了汉代“礼复乐兴”的证据链条。
该著将出土大量的汉代钟鼓类礼乐器实物和图像纳入课题研究的一体规划之中，以其作为汉代“礼复乐兴”、“礼复乐新”的重要证据，并分别通过金石之乐、建鼓之乐、鼗鼓之乐等三个编次的梳理考述，全面揭示了汉代礼乐文化的属性以及礼复乐兴的基本成因，进而论证了汉代礼乐文化的体系特征与发展格局。
在以往的汉乐图像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集中于某一类型或某一幅图像做具体的考释解读，虽然有效揭示了不少历史文化的史实，但毕竟囿于资料信息源和方法论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学术研究的纵深度和整体性受到较大约束。《钟鼓》一书打破约定俗成的框框，将出土乐器实物和汉画乐舞图像等资料信息融为一体进行研究，不仅有效地整合利用了宝贵的资源和方法，而且拓展了学术探讨的领域、范围和深度、广度，易于形成多元互惠的证据链条，有助于催生新观点、新主张和新结论，可谓全面联动一举多得。
首先，钟鼓礼乐重器是汉代礼乐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汉代礼复乐兴的核心因素，将乐器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以直达汉代乐舞研究及礼乐文化的关键点上。同时，汉画像作为汉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浓缩，它以图像的方式记录社会万象，具有高度淳朴的写实特征，被秦汉史学界公认为汉代社会的绣像史。在汉画乐舞艺术的图像中，可以直观地展现乐舞活动的全貌，包括乐舞表演的形式、形态和场所，乐器的组合、放置、演奏方式，以及反映其功能作用、文化学意义的相关内容等，这些都是乐器本身无法提供的重要信息，也是音乐图像学研究具有文化学意义阐释独特功能的关键所在，故如该书采用这种综合性考证研究的方法，其结论必然更加鲜活生动和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其次，在众多的汉画乐舞图像中，有钟鼓的画面数量较多，这些画像贯穿了两汉的大多数时间段，可以说贯穿了汉代社会及汉代乐舞发展的历史，见证了汉代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从出土实物来看，无论是广州南越王的汉墓编钟，还是新近出土的洛庄汉墓编钟，以及各地相继出土的零散的铜钟实物，都真实地反映了先秦铜钟文化在两汉的延续。将遗存汉代钟鼓之乐的所有资料信息纳入研究视野，无疑极大地拓展了学术探讨的纵向深度和横向跨度，突破了以往线性学术理念的束缚和局限，提高了学术研究的层次和学术成果的水平。
《钟鼓》一书的突出特点正是由多种资料的互证揭示了汉代礼复乐兴、礼复乐新的本真历史面貌。在这里，从各地遗存零星的礼乐重器，到长沙马王堆、徐州、四川、上海等地汉墓出土的小型钟鼓乐悬，及至广州南越王墓和山东洛庄汉墓出土的大型钟鼓乐悬，共同连接成了一个十分充盈的证据链条。而长期以来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砖墓中的钟鼓乐悬图像，通过与上述乐器实物的互证和比较研究后，则进一步彰显了其写实性和实证性价值。可以说，正是这两种物象资料联袂揭开了汉代礼乐文化的面纱。
众所周知，礼和乐是中国历史文化并行发展的两条脉络，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礼乐文化渗透于乐舞艺术的体系之中。作为礼乐文化的载体，钟鼓礼乐重器确确实实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信息。作为王朝历史、等级社会、伦理文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钟和鼓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每一次发展变化，如数量的多寡、形制的变化、用乐的形式、适用场合等，都饱含着浓郁的政治信息和文化内涵，都无形地折射了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故《钟鼓》一书由乐器个案的研究入手，进而扩展渗透到汉代礼乐文化发展历史定位的高度，在其上下关联、横向比较、纵深贯穿和宏观照应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方法上打破了以往图像研究的固有模式，可谓主题突出、定位准确、观点鲜明、体系完备的创新性成果。
二、层次清晰方法细腻
礼乐重器是否存在，无疑是断定汉代是否真正“制礼作乐”还是“不制雅乐予以相变，皆以郑声施予朝廷”的重要证据。因为自西周“礼乐制”实施以来，礼和乐就结成了互为表里的一体联盟，礼乐重器则是延绵承继先王之乐（宫廷雅乐）及其礼乐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
在较早时期的汉乐图像研究中，虽然研究者已经梳理分析了大量汉画金石钟鼓乐悬的资料，对汉代礼乐文化的面貌也曾做出过一些新的推断阐释。但一是学界受《史记》、《汉书》等国史文献中相关反面记载的影响至深，二是早期考古发现中礼乐重器的实物资料较为零星，以至于众学人较多对汉画艺术的“写实性”产生疑虑，研究者微弱的声音也几被淹没。《钟鼓》一书打破长期以来学术研究的惯性界限，将零星的金石乐器和近期出土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济南章丘洛庄汉墓大型乐悬实物证据，以及汉画中的乐悬图像融为一体，并和史料文献进行综合性互证研究，从而在大量实物证据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和提出终极主张，使读者一目了然地看到了一个层次清晰、方法细腻、由器至道的思想理论升华过程，充分反映了基础工作的细致入微和作者学术功力的深厚扎实。
第一编《金石之乐》部分，首先大量列举了全国各地散件的金石乐器遗存，意在从横截面上证明汉代“金石之乐”存在的史实。接下来逐步展示了山东、江苏、四川、上海等地汉墓出土的小型金石乐悬，广州象岗山和济南章丘洛庄两个王墓中的大型金石乐悬，以及汉画墓葬中的各种乐悬等。特别是汉画中的乐悬图像，直观生动地展示了乐悬的编制结构，礼乐重器的悬挂方式、悬挂位置和演奏方式等乐器实物无法提供的珍贵信息。而如此多种资料信息的互动和互证，则无疑为相关观点主张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三编为鼓乐部分，分别将“建鼓之乐”和“鼗鼓之乐”作了系统的考述。原因在于：建鼓是重要的礼乐器，在四面排列的宫悬乐队中，它作为接天地之气和沟通人神关系的使者树立于东、西、南、北四角，起着稳定四方的作用，历代备受重用；鼗鼓虽小，却具有震气和通天地万物的功能，分别在宫廷雅乐活动中起导乐作用，在宴乐歌舞活动中起和乐作用，在军事战事活动中起号令作用，等等。而由于鼓类乐器不易保存，罕见实物证据，此二部分主要针对大量汉画图像资料进行考证阐释，其中155幅插图和大量图表的融入，特别是通过对汉画中二者的艺术形态，含演奏方式、演奏姿态、肢体动作、乐用功能等方面的系统梳理和论述，则使汉代鼓乐发展的详况更加清晰可观。如建鼓的击鼓方式就有单人击鼓、双人击鼓两种，击鼓的部位有鼓芯、鼓身、鼓边以及与其他鼓类穿插敲击的形式，演奏姿态有站立式、跽坐式、半跽坐式、骑坐式，肢体动作有弓步式、跨步式（大小跨步、反身跨步）、提踢式、腾跃式蹴鞠式等，而上述各式各样的击鼓形态，进一步反映了“建鼓舞”艺术形式的实际存在，这些正是诸多史料文献中未曾企及之历史文化的细枝末节。总体上该部分除展示了其图文并茂、图表互证的典型特色外，还反映了研究者层层递进、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 三、敢为人先开拓创新
该著的第四编是在由表及里、由下至上和由内到外充分考证和互证的基础上，对两汉时期礼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作了较为客观科学的全新认定。众所周知，从典籍史料中所见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崩乐坏”，到汉代宫廷“不制雅乐予以相变，皆以郑声施予朝廷”等记载，原则上框定了汉代无雅乐、无雅器和郑声泛滥的不实历史。而要解开这两千余年来形成的死结，还原历史文化的真面目可谓如捋虎须，难之又难。然李荣有教授长期以来不畏艰辛，奋力拼搏，持之以恒，敢为人先，不仅跋涉千山万水考察收集文物资料，更要苦守青灯在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体中反复揣摩并寻找新的依据……正谓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圆满完成了这一巨大的历史文化工程。该著以“雅乐不相袭”的古制，以及汉代朝廷“制礼作乐”的历史记载为依据和突破口，通过多种资料信息的考证和互证，最终以“礼复乐兴”、“礼复乐新”的新观点，全面阐述了汉代礼乐文化繁荣发展的成因及其完备体系，提出了礼节民心汉初制礼作乐（承前朝制式复礼，法先王之礼兴乐），乐和民生汉兴创制新乐（乃立乐府雅俗各得其所，乐府新声全新雅乐问世），礼异乐同雅俗交融并存（以俗入雅翻新枝，以雅入俗谱新篇），乐由中出二元发展格局（宫廷礼乐文化体系，社会礼乐文化体系）的系列主张，从根本上彻底颠覆了原有的不实学说，澄清了思想理论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本糊涂账。文中许多有理有据的论述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如认为两汉时期“先秦宫廷礼乐文化的形式与精神理念，非但没有因为‘等级制’崩溃而彻底终结，而且还扩大至汉代社会更大的范围得到传承生息。”认为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是上古三代治国文化的结晶，“礼”用于区分人伦等级，“乐”用来调和人间关系，“‘礼’是外在的‘别异’，‘乐’是内在的‘和同’，‘礼乐’的完美结合与谐和统一，成为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坚固基石。”这些论述可谓精准深邃，入木三分，让人过目不弃，回味无穷。
在此笔者坦言，如果说发他人之未发之言是该成果的立足基点，见他人之未见之见则是其学术创新的耀眼亮点，而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方法灵活、结构严谨乃为其学术价值的宏观结点，溯古追今、旁征博引、直观生动、雅俗兼容的文风又是其吸引读者眼球的最大看点，深邃隽永的体系化全面论述将是其刷新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历史进程的全新起点。正如郑祖襄所说：“从挖掘、整理到分析、辨别与质疑，中国音乐图像学已经走入了学术的第二个阶段。李教授的新作，可称为第二个阶段的著作”。同时，新成立的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推选李教授为会长，我们期盼着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推出高端学术成果。
然而，作为一部具有创新性意义的学术著作，《钟鼓》并非白玉无瑕。如因专题性过强，在不同编次的考证研讨过程中存在着相关资料重复使用现象，相互间的关联、衔接与主题的烘托不尽和谐到位，等等。但毕竟瑕不掩瑜，这部体现着李教授团队探险攻关、开拓创新精神之新著的问世本身就足以彰显了其不菲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责任编辑 荣英涛）
一、主题突出定位准确
在以乐悬为基本构架的雅乐器编制中，金（编钟）石（编磬）之器的重要性位居第一，其次是鼓类乐器，特别是建鼓和鼗鼓均为十分重要的雅乐器，以至于古代宫廷雅乐的别称分别有以时序关系命名的“先王之乐”和“古乐”，及以礼乐重器为标志的“金石之乐”和“钟鼓之乐”等。而这些不同的称谓在历代史料文献中的屡屡出现，加上近现代以来科学的考古发掘所见大量汉代礼乐重器的资料信息，必然地构成了汉代“礼复乐兴”的证据链条。
该著将出土大量的汉代钟鼓类礼乐器实物和图像纳入课题研究的一体规划之中，以其作为汉代“礼复乐兴”、“礼复乐新”的重要证据，并分别通过金石之乐、建鼓之乐、鼗鼓之乐等三个编次的梳理考述，全面揭示了汉代礼乐文化的属性以及礼复乐兴的基本成因，进而论证了汉代礼乐文化的体系特征与发展格局。
在以往的汉乐图像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集中于某一类型或某一幅图像做具体的考释解读，虽然有效揭示了不少历史文化的史实，但毕竟囿于资料信息源和方法论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学术研究的纵深度和整体性受到较大约束。《钟鼓》一书打破约定俗成的框框，将出土乐器实物和汉画乐舞图像等资料信息融为一体进行研究，不仅有效地整合利用了宝贵的资源和方法，而且拓展了学术探讨的领域、范围和深度、广度，易于形成多元互惠的证据链条，有助于催生新观点、新主张和新结论，可谓全面联动一举多得。
首先，钟鼓礼乐重器是汉代礼乐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汉代礼复乐兴的核心因素，将乐器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可以直达汉代乐舞研究及礼乐文化的关键点上。同时，汉画像作为汉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浓缩，它以图像的方式记录社会万象，具有高度淳朴的写实特征，被秦汉史学界公认为汉代社会的绣像史。在汉画乐舞艺术的图像中，可以直观地展现乐舞活动的全貌，包括乐舞表演的形式、形态和场所，乐器的组合、放置、演奏方式，以及反映其功能作用、文化学意义的相关内容等，这些都是乐器本身无法提供的重要信息，也是音乐图像学研究具有文化学意义阐释独特功能的关键所在，故如该书采用这种综合性考证研究的方法，其结论必然更加鲜活生动和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其次，在众多的汉画乐舞图像中，有钟鼓的画面数量较多，这些画像贯穿了两汉的大多数时间段，可以说贯穿了汉代社会及汉代乐舞发展的历史，见证了汉代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从出土实物来看，无论是广州南越王的汉墓编钟，还是新近出土的洛庄汉墓编钟，以及各地相继出土的零散的铜钟实物，都真实地反映了先秦铜钟文化在两汉的延续。将遗存汉代钟鼓之乐的所有资料信息纳入研究视野，无疑极大地拓展了学术探讨的纵向深度和横向跨度，突破了以往线性学术理念的束缚和局限，提高了学术研究的层次和学术成果的水平。
《钟鼓》一书的突出特点正是由多种资料的互证揭示了汉代礼复乐兴、礼复乐新的本真历史面貌。在这里，从各地遗存零星的礼乐重器，到长沙马王堆、徐州、四川、上海等地汉墓出土的小型钟鼓乐悬，及至广州南越王墓和山东洛庄汉墓出土的大型钟鼓乐悬，共同连接成了一个十分充盈的证据链条。而长期以来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砖墓中的钟鼓乐悬图像，通过与上述乐器实物的互证和比较研究后，则进一步彰显了其写实性和实证性价值。可以说，正是这两种物象资料联袂揭开了汉代礼乐文化的面纱。
众所周知，礼和乐是中国历史文化并行发展的两条脉络，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礼乐文化渗透于乐舞艺术的体系之中。作为礼乐文化的载体，钟鼓礼乐重器确确实实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信息。作为王朝历史、等级社会、伦理文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钟和鼓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每一次发展变化，如数量的多寡、形制的变化、用乐的形式、适用场合等，都饱含着浓郁的政治信息和文化内涵，都无形地折射了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故《钟鼓》一书由乐器个案的研究入手，进而扩展渗透到汉代礼乐文化发展历史定位的高度，在其上下关联、横向比较、纵深贯穿和宏观照应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方法上打破了以往图像研究的固有模式，可谓主题突出、定位准确、观点鲜明、体系完备的创新性成果。
二、层次清晰方法细腻
礼乐重器是否存在，无疑是断定汉代是否真正“制礼作乐”还是“不制雅乐予以相变，皆以郑声施予朝廷”的重要证据。因为自西周“礼乐制”实施以来，礼和乐就结成了互为表里的一体联盟，礼乐重器则是延绵承继先王之乐（宫廷雅乐）及其礼乐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
在较早时期的汉乐图像研究中，虽然研究者已经梳理分析了大量汉画金石钟鼓乐悬的资料，对汉代礼乐文化的面貌也曾做出过一些新的推断阐释。但一是学界受《史记》、《汉书》等国史文献中相关反面记载的影响至深，二是早期考古发现中礼乐重器的实物资料较为零星，以至于众学人较多对汉画艺术的“写实性”产生疑虑，研究者微弱的声音也几被淹没。《钟鼓》一书打破长期以来学术研究的惯性界限，将零星的金石乐器和近期出土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济南章丘洛庄汉墓大型乐悬实物证据，以及汉画中的乐悬图像融为一体，并和史料文献进行综合性互证研究，从而在大量实物证据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和提出终极主张，使读者一目了然地看到了一个层次清晰、方法细腻、由器至道的思想理论升华过程，充分反映了基础工作的细致入微和作者学术功力的深厚扎实。
第一编《金石之乐》部分，首先大量列举了全国各地散件的金石乐器遗存，意在从横截面上证明汉代“金石之乐”存在的史实。接下来逐步展示了山东、江苏、四川、上海等地汉墓出土的小型金石乐悬，广州象岗山和济南章丘洛庄两个王墓中的大型金石乐悬，以及汉画墓葬中的各种乐悬等。特别是汉画中的乐悬图像，直观生动地展示了乐悬的编制结构，礼乐重器的悬挂方式、悬挂位置和演奏方式等乐器实物无法提供的珍贵信息。而如此多种资料信息的互动和互证，则无疑为相关观点主张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三编为鼓乐部分，分别将“建鼓之乐”和“鼗鼓之乐”作了系统的考述。原因在于：建鼓是重要的礼乐器，在四面排列的宫悬乐队中，它作为接天地之气和沟通人神关系的使者树立于东、西、南、北四角，起着稳定四方的作用，历代备受重用；鼗鼓虽小，却具有震气和通天地万物的功能，分别在宫廷雅乐活动中起导乐作用，在宴乐歌舞活动中起和乐作用，在军事战事活动中起号令作用，等等。而由于鼓类乐器不易保存，罕见实物证据，此二部分主要针对大量汉画图像资料进行考证阐释，其中155幅插图和大量图表的融入，特别是通过对汉画中二者的艺术形态，含演奏方式、演奏姿态、肢体动作、乐用功能等方面的系统梳理和论述，则使汉代鼓乐发展的详况更加清晰可观。如建鼓的击鼓方式就有单人击鼓、双人击鼓两种，击鼓的部位有鼓芯、鼓身、鼓边以及与其他鼓类穿插敲击的形式，演奏姿态有站立式、跽坐式、半跽坐式、骑坐式，肢体动作有弓步式、跨步式（大小跨步、反身跨步）、提踢式、腾跃式蹴鞠式等，而上述各式各样的击鼓形态，进一步反映了“建鼓舞”艺术形式的实际存在，这些正是诸多史料文献中未曾企及之历史文化的细枝末节。总体上该部分除展示了其图文并茂、图表互证的典型特色外，还反映了研究者层层递进、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 三、敢为人先开拓创新
该著的第四编是在由表及里、由下至上和由内到外充分考证和互证的基础上，对两汉时期礼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作了较为客观科学的全新认定。众所周知，从典籍史料中所见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崩乐坏”，到汉代宫廷“不制雅乐予以相变，皆以郑声施予朝廷”等记载，原则上框定了汉代无雅乐、无雅器和郑声泛滥的不实历史。而要解开这两千余年来形成的死结，还原历史文化的真面目可谓如捋虎须，难之又难。然李荣有教授长期以来不畏艰辛，奋力拼搏，持之以恒，敢为人先，不仅跋涉千山万水考察收集文物资料，更要苦守青灯在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体中反复揣摩并寻找新的依据……正谓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圆满完成了这一巨大的历史文化工程。该著以“雅乐不相袭”的古制，以及汉代朝廷“制礼作乐”的历史记载为依据和突破口，通过多种资料信息的考证和互证，最终以“礼复乐兴”、“礼复乐新”的新观点，全面阐述了汉代礼乐文化繁荣发展的成因及其完备体系，提出了礼节民心汉初制礼作乐（承前朝制式复礼，法先王之礼兴乐），乐和民生汉兴创制新乐（乃立乐府雅俗各得其所，乐府新声全新雅乐问世），礼异乐同雅俗交融并存（以俗入雅翻新枝，以雅入俗谱新篇），乐由中出二元发展格局（宫廷礼乐文化体系，社会礼乐文化体系）的系列主张，从根本上彻底颠覆了原有的不实学说，澄清了思想理论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本糊涂账。文中许多有理有据的论述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如认为两汉时期“先秦宫廷礼乐文化的形式与精神理念，非但没有因为‘等级制’崩溃而彻底终结，而且还扩大至汉代社会更大的范围得到传承生息。”认为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是上古三代治国文化的结晶，“礼”用于区分人伦等级，“乐”用来调和人间关系，“‘礼’是外在的‘别异’，‘乐’是内在的‘和同’，‘礼乐’的完美结合与谐和统一，成为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坚固基石。”这些论述可谓精准深邃，入木三分，让人过目不弃，回味无穷。
在此笔者坦言，如果说发他人之未发之言是该成果的立足基点，见他人之未见之见则是其学术创新的耀眼亮点，而资料丰富、内容充实、方法灵活、结构严谨乃为其学术价值的宏观结点，溯古追今、旁征博引、直观生动、雅俗兼容的文风又是其吸引读者眼球的最大看点，深邃隽永的体系化全面论述将是其刷新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历史进程的全新起点。正如郑祖襄所说：“从挖掘、整理到分析、辨别与质疑，中国音乐图像学已经走入了学术的第二个阶段。李教授的新作，可称为第二个阶段的著作”。同时，新成立的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推选李教授为会长，我们期盼着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推出高端学术成果。
然而，作为一部具有创新性意义的学术著作，《钟鼓》并非白玉无瑕。如因专题性过强，在不同编次的考证研讨过程中存在着相关资料重复使用现象，相互间的关联、衔接与主题的烘托不尽和谐到位，等等。但毕竟瑕不掩瑜，这部体现着李教授团队探险攻关、开拓创新精神之新著的问世本身就足以彰显了其不菲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