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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川东北地区新生代农名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并且已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思想、经济等方面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还存在较大差距，故由此而产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排斥问题日渐突出。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角度出发，分析了目前川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排斥
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排斥问题的根源
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城市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化的建设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工群体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取代的重大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群体一直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我国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老一代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农名工群体的中坚力量，不再年少力壮的他们只能选择回到家乡养老。与此同时，新一代农民工逐步开始往城市转移，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我国统计局部门2001年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农民工总人数已经达到了2.24億，其中，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占比达到61.6%，数量接近1.5亿[1]。
从思想等方面来看，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来说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但是实际上他们很难真正地全面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的一份子，他们大多数依然生活在社会阶层的下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并不是简单地生活场所转移问题，而是涉及到农民工生活方方面面的市民化转变，例如，教育权利、就业机会、社会医疗服务、保险等，这些权益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质量。总而言之，社会资源享有权的不平等从根本上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的下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同样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应该同城市居民一样，共享社会发展和国家经济进步带来的福利。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和定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内涵
随着川东北地区经济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农民工群体亦如此，老一代农民工原本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可避免的也会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老一代农民工已不再适应高强度的城市建设工作，只能选择回家养老。但是农民工群体仍然是川东北地区城市化建设所必须的力量，所以老一代农民工的子女等新一代年轻群体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被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跟老一代农民工一样，同样是农村户籍。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大多仍然为农村户口，但是他们却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存在于城市社会生活中。
从来源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有两个种类。首先，老一代农民工的孩子有一部分是留在父母家乡与爷爷奶奶等长辈一起生活，他们又被称作“留守儿童”，在农村成长并完成学业亦或是中途辍学，之后跟随父母等长辈到城市工作，又或者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到城市打拼，故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其次，有一部分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拼的时候将自己孩子带在身边，让孩子从小在城市中跟自己一起生活。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对于自己原本的家乡缺乏归属感，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留在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便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又一重要来源[2]。
（二）市民化的定义
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价值观、社会地位、社会权益、工作职业等有关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和结果被称作市民化[3]。首先，从空间即生活地点的角度看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以农民工生活地点的转变为基础，他们搬离自己的家乡，到城市去居住、生活，打拼，即完成了生活场所在空间上的转移，完成了空间上的市民化；其次，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角度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原本大多从事务农工作，然而当他们到城市打拼之时，便不再从事原来的务农工作，而是适应城市的社会需求，改为从事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谋求出路；再次，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户口属性来看，农村户口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市民化。最后，从社会权益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应包括社会相关权益和服务的平等享有，即新生代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有各项社会权益和福利，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转变。
三、从社会排斥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从现有文献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排斥概念的初次使用源于上世纪初期50年代有关贫困生活探讨中对于劣势、贫穷等概念的研究。社会排斥这一理论概念是由著名的勒内·勒努瓦在1970年首次提出的。关于社会排斥的概念也较为模糊，可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那儿寻求答案——他将社会排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非自愿排斥。社会排斥是人们对社会底层生活底层群体的排挤，人们将这一群体排斥在人类社会为其生存所提供的主流机会的范围之外，使他们不能拥有正常的发展机会，没有向上层流动的主流机会，这是一种被迫的排斥。第二，自愿排斥。这种排斥是发生在上流社会人群身上的一种社会自愿排斥，在这种排斥类型中，上流社会人群自愿主动远离其他层次人群，亦称为“精英的反叛”，他与非自愿排斥恰巧相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川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排斥问题显然属于非自愿排斥。
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排斥种类
从空间即生活场所的市民化转变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并不难完成。但是除此之外，市民化还应该包括经济生活水平、教育权利、社会医疗服务享有权等有关方面的转变。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生活中的打工者，很难完成社会角色的都市居民化转变，因此在全面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阻碍，产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教育水平差异
在教育相关制度的影响下，川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不能同城市居民的子女一样，平等地享有优质教学资源，他们的子女不能够进入城市中优质的学校进行学习，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或者其他私立的学校中学习。另一方面，城市本地居民会对自己的儿女有一种保护心理，并且他们会因此对农民工产生排斥心理，他们甚至会阻碍农民工子女进入具有较好教学资源的学校进行学习，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只能选择在教学资源相对较贫乏的学校学习，这样的学校缺乏优秀师资力量、良好的硬件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不利于他们向社会上层发展，从而反过来又限制新生代农名工的生活市民化，又进一步限制农民工下一代的发展，长此以往，对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社会文化资源享有权的不平等
从社会文化资源享有权来看，川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问题日渐突出。文化权益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排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较低，没有条件购买书籍，也没有条件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因此便产生了新生代农民工文娱活动过于单一化的问题，从而导致他们无法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排斥，阻碍了川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三）社会基本权益的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中的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从事着城市中最脏、最累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同样也为社会发展进步所必需，就像许多城市居民从事的工作一样，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每一份合格的职业都能为社会主义的蓝图增添颜色，为川东北地区打造成渝第二城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六险一金”等社会保障，也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基本社会福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排斥问题，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四）公民基本政治享有权的不平等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属于比较尴尬的一个阶层，他们是现代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角色，生活并且拼搏在城市中，但是却无法像普通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城乡二元体制基本未曾给新生代农民工应有的话语权，使得农民工群体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运用政治基本公民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五）职业类别和基本生活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知识水平以及社会人脉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面临着不平等的就业機会，社会排斥更是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困境。因此，虽然同处城市中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却与城市居民不同，他们大多从事社会底层工作，这些工作没有较好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同时也缺少稳定性，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类似行业，大多属于单一的体力劳动，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由于从事着社会底层的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薪资也较低，从而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也难以与城市居民相比；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速度较慢，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收入的差距加剧了城市贫富差距，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负担，但是居住于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长期耳濡目染相应地也会追求高质量的城市居民生活，他们不再愿意仅仅是从城市赚钱，为了有一天回家乡盖个房子然后娶妻生子，他们更加渴望留在城市，融入城市居民生活。但是由于收入差距而产生的矛盾带给他们极大地心理落差，从而减弱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加剧了社会排斥问题。
参考文献：
[1]谢建社，范银芝.八大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J].青年探索，2017（03）：46-57.
[2]翟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排斥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17.
[3]王毅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7.
作者简介：宋铭明，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排斥
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排斥问题的根源
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城市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化的建设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工群体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取代的重大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群体一直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我国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老一代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农名工群体的中坚力量，不再年少力壮的他们只能选择回到家乡养老。与此同时，新一代农民工逐步开始往城市转移，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我国统计局部门2001年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农民工总人数已经达到了2.24億，其中，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占比达到61.6%，数量接近1.5亿[1]。
从思想等方面来看，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来说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但是实际上他们很难真正地全面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的一份子，他们大多数依然生活在社会阶层的下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并不是简单地生活场所转移问题，而是涉及到农民工生活方方面面的市民化转变，例如，教育权利、就业机会、社会医疗服务、保险等，这些权益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质量。总而言之，社会资源享有权的不平等从根本上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的下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同样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应该同城市居民一样，共享社会发展和国家经济进步带来的福利。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和定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内涵
随着川东北地区经济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农民工群体亦如此，老一代农民工原本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可避免的也会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老一代农民工已不再适应高强度的城市建设工作，只能选择回家养老。但是农民工群体仍然是川东北地区城市化建设所必须的力量，所以老一代农民工的子女等新一代年轻群体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被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跟老一代农民工一样，同样是农村户籍。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大多仍然为农村户口，但是他们却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存在于城市社会生活中。
从来源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有两个种类。首先，老一代农民工的孩子有一部分是留在父母家乡与爷爷奶奶等长辈一起生活，他们又被称作“留守儿童”，在农村成长并完成学业亦或是中途辍学，之后跟随父母等长辈到城市工作，又或者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到城市打拼，故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其次，有一部分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拼的时候将自己孩子带在身边，让孩子从小在城市中跟自己一起生活。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对于自己原本的家乡缺乏归属感，相反，他们更倾向于留在城市生活，因此他们便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又一重要来源[2]。
（二）市民化的定义
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价值观、社会地位、社会权益、工作职业等有关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和结果被称作市民化[3]。首先，从空间即生活地点的角度看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以农民工生活地点的转变为基础，他们搬离自己的家乡，到城市去居住、生活，打拼，即完成了生活场所在空间上的转移，完成了空间上的市民化；其次，从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角度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原本大多从事务农工作，然而当他们到城市打拼之时，便不再从事原来的务农工作，而是适应城市的社会需求，改为从事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谋求出路；再次，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户口属性来看，农村户口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市民化。最后，从社会权益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应包括社会相关权益和服务的平等享有，即新生代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平等享有各项社会权益和福利，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转变。
三、从社会排斥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从现有文献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排斥概念的初次使用源于上世纪初期50年代有关贫困生活探讨中对于劣势、贫穷等概念的研究。社会排斥这一理论概念是由著名的勒内·勒努瓦在1970年首次提出的。关于社会排斥的概念也较为模糊，可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那儿寻求答案——他将社会排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非自愿排斥。社会排斥是人们对社会底层生活底层群体的排挤，人们将这一群体排斥在人类社会为其生存所提供的主流机会的范围之外，使他们不能拥有正常的发展机会，没有向上层流动的主流机会，这是一种被迫的排斥。第二，自愿排斥。这种排斥是发生在上流社会人群身上的一种社会自愿排斥，在这种排斥类型中，上流社会人群自愿主动远离其他层次人群，亦称为“精英的反叛”，他与非自愿排斥恰巧相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川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排斥问题显然属于非自愿排斥。
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排斥种类
从空间即生活场所的市民化转变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并不难完成。但是除此之外，市民化还应该包括经济生活水平、教育权利、社会医疗服务享有权等有关方面的转变。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生活中的打工者，很难完成社会角色的都市居民化转变，因此在全面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阻碍，产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教育水平差异
在教育相关制度的影响下，川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不能同城市居民的子女一样，平等地享有优质教学资源，他们的子女不能够进入城市中优质的学校进行学习，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或者其他私立的学校中学习。另一方面，城市本地居民会对自己的儿女有一种保护心理，并且他们会因此对农民工产生排斥心理，他们甚至会阻碍农民工子女进入具有较好教学资源的学校进行学习，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只能选择在教学资源相对较贫乏的学校学习，这样的学校缺乏优秀师资力量、良好的硬件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不利于他们向社会上层发展，从而反过来又限制新生代农名工的生活市民化，又进一步限制农民工下一代的发展，长此以往，对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社会文化资源享有权的不平等
从社会文化资源享有权来看，川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问题日渐突出。文化权益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排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较低，没有条件购买书籍，也没有条件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因此便产生了新生代农民工文娱活动过于单一化的问题，从而导致他们无法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排斥，阻碍了川东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三）社会基本权益的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中的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从事着城市中最脏、最累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同样也为社会发展进步所必需，就像许多城市居民从事的工作一样，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每一份合格的职业都能为社会主义的蓝图增添颜色，为川东北地区打造成渝第二城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六险一金”等社会保障，也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基本社会福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排斥问题，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四）公民基本政治享有权的不平等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属于比较尴尬的一个阶层，他们是现代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角色，生活并且拼搏在城市中，但是却无法像普通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城乡二元体制基本未曾给新生代农民工应有的话语权，使得农民工群体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平等地运用政治基本公民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五）职业类别和基本生活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知识水平以及社会人脉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面临着不平等的就业機会，社会排斥更是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困境。因此，虽然同处城市中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却与城市居民不同，他们大多从事社会底层工作，这些工作没有较好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同时也缺少稳定性，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类似行业，大多属于单一的体力劳动，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由于从事着社会底层的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薪资也较低，从而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也难以与城市居民相比；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速度较慢，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收入的差距加剧了城市贫富差距，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负担，但是居住于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长期耳濡目染相应地也会追求高质量的城市居民生活，他们不再愿意仅仅是从城市赚钱，为了有一天回家乡盖个房子然后娶妻生子，他们更加渴望留在城市，融入城市居民生活。但是由于收入差距而产生的矛盾带给他们极大地心理落差，从而减弱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加剧了社会排斥问题。
参考文献：
[1]谢建社，范银芝.八大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J].青年探索，2017（03）：46-57.
[2]翟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排斥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17.
[3]王毅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7.
作者简介：宋铭明，南充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