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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一小学二年级使用的教材，将第二十四课《打碗碗花》原文中所有的“外婆”全改成了“姥姥”，有家长关注到这一问题，向教育部门反映。而上海市教委给出的回复是：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后，“姥姥”一词是普通话词汇，而“外公”“外婆”则属于方言，希望学生多了解祖国语言的多样性，并提出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要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此回复一出，便引起了公众热议。
一、“姥姥”“外婆”孰为方言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外婆”一词被标注为方言词，而“姥姥”一词则是普通话词汇。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现代汉语》中对普通话的定义即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外婆”在南方被广泛使用，因此被看作是方言。
从两个词产生的时间来看，“外婆”未必就是方言词。在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社会里，父系亲属与母系亲属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以男性为中心，把亲属分为宗亲、外亲等，母系亲属被称为“外戚”，《史记》《汉书》写到母系，都称“外家”，而这个“外”则有“远”的意思，也就是說母系亲属那边是比父系亲属这边要疏远的。“外祖母”就是“外亲”的一种。“外祖母”之称从先秦一直沿用至今，例如《礼记·檀弓》：“齐谷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或曰由鲁嫁，故为之服，或曰外祖母也。”“外婆”这一称谓最早“见于唐代。例如唐代《法苑珠林》中：“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汝母数从我索粮食。”
“外婆”在唐代便已被作为书面语使用，“姥姥”则一直到明代才逐渐为人当做母系亲属长辈义使用，且是口语称呼。因此，在唐之后、明代之前，“外婆”作为通用的指示母亲的母亲这一含义是没有异议的。而且，“姥姥”一词偏口语化，适用于口语语境，鲜少在书面中使用，“外婆”则是书面和口语都在使用，不会令文章显得不正式，也不会失去口语中表达亲切语气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说“外婆”是普通话，“姥姥”很有可能是方言词汇演变而来。
发展到今天，“外婆”已广泛进入到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中，如广为传唱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等。“姥姥”的使用则限于北京话及其周边，其余地区并不常见，这样看来，“姥姥”或许才是方言，“外婆”是普通话。但随着人口迁移、网络的发展，“南北语言融合愈发加深，北方也有叫‘外婆’、南方也有叫‘姥姥’的，这两个称谓的界限已不再那么严格，在许多网友看来，‘外婆’和‘姥姥’都是方言口语，真正的通用普通话词汇应该是‘外祖母’才对。”两者谁才是普通话用语可或许存在争议，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把“外婆”认定为方言词并不符合实际使用情况。
二、“外婆”的不可取代性
针对更改教材内容这个情况，许多人认为不能把“外婆”改成“姥姥”，为何不能将“外婆”全部替换为“姥姥”，原因有四：
1.“外婆”比“姥姥”表义更明确。从上文分析可知，“外婆”产生的时间比“姥姥”要早上许久。在《汉语大字典》中，“外婆”一词的语义相比“姥姥”更为纯粹，只有母系亲属那边女性长辈的含义，而“姥姥”则宽泛得多。它有三个意思：一指外祖母，二指接生婆，三指老妇人，《红楼梦》一书中就有个鲜明的老妇人形象名唤“刘姥姥”。后两个意思现在较少使用，并不多见，但仍旧说明，“姥姥”一词在某些语境下并非是外祖母的意思，可能指代其他含义，但“外婆”只有“外祖母”这一个含义，因而表义比“姥姥”更为明确。如：
（1）上个星期我们去了姥姥家。
（2）我在路上碰见了李姥姥。
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姥姥”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意思是不一样的，例（1）中“姥姥”即外祖母的意思，例（2）中则是老妇人或老奶奶的意思。“外婆”一词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它只能表示外祖母，无论出现在哪一种语境，都无法将其解释为另外一个意思，因此它在表义上更精准确切。
2.“外婆”如作为普通话，受众更为广泛。“姥姥”作为北方方言使用，分布在北京、东北三省、内蒙古以及河北等地。通俗认为，在南方及部分北方地区，“外婆”才是普通话用语，这与中国方言众多有着很深关联。我国地域广袤，各地的方言也不尽相同，虽有七大方言区的划分，然而方言区之下还有小方言区，即使是生活在一个村子的人，使用的方言也并非完全一致，如湖北等地在称呼外祖母时便有“家家”“嘎嘎”“嘎婆”等多种方式，在各地方言不一的情况下，“外婆”是他们的普通话共同语。同样，北方部分地区普通话、方言中都是使用“外婆”。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音乐等作品中使用“外婆”而非“姥姥”，更加影响人们的使用。从而可推测，与上文论述的观点一样，“外婆”可用于书面和口语，“姥姥”多出现在口语中，从这个层面上说，“外婆”的受众要比“姥姥”更广泛。
3.表情达意的需要。《打碗碗花》是一篇回忆性质的散文，具有文学特性，表达着作者的个人经验与情感。在《打碗碗花》一文中，如将“外婆”一次替换为“姥姥”，既使得文章整体的情感变了味，不符合原作者创作初衷，也不利于学生理解文章情感，加深文章阅读理解能力。换而言之，不加研究地随意替换，多会闹出笑话。如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外戚专权”的情况，如果替换成“姥家专权”，既不符合表情达意的需要，也使得原有的概念变得不够正式严谨，多出了一丝调侃、嬉笑之意。放到现代，《小红帽与狼外婆》的故事恐怕就要改成《小红帽与狼姥姥》了，孰好孰坏，一目了然。当然，反过来说，用“外婆”去替换“姥姥”也未必合适，如把“刘姥姥进大观园”替换成“刘外婆进大观园”，既显得生硬别扭，也改变了这个称谓原有指刘姓老妇人的意思，失去了作品意图呈现的通俗意味。
4.尊重方言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地方方言更符合本地的社会习惯，更能切合当地人的心理。”“语言与语言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也不存在语种之间的进化关系。”在部分北方地区，“外婆”被看作是方言，而其他的地区认为其是普通话的情况也不胜枚举，或是既看做方言也作为普通话使用。不论是被当做方言还是普通话用语，可以肯定的是，都是出于特定目的的需要才被使用。对于“姥姥”和“外婆”孰是方言的争论，反映了我国方言的多样性，如若抱着推广普通话的目的随意更改其用法，是对其独特性和多样性的不尊重，反倒阻碍方言进入普通话系统。 三、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教育问题
此次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争议，原因之一就是上海市教委的回复激发了公众的不满情绪。用“姥姥”全盘替代，表面上满足了学生识读的需要，实则犯了以偏概全、不尊重方言使用习惯的错误，与许多人的语言使用习惯背向而驰。
仔细分析，这个回复暗含了三层意思：第一，他们是查阅了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后才给出的回复；第二，上海市教委回复的是《寒假生活》，对《打碗碗花》的争议暂不回复；第三，上海是一座多元化的城市，允许“外婆”“姥姥”甚至更多种说法并存。激怒公众的则是第一个解释。且不说《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划分是否合理，单论其解决事情的方式，便可见现存中小学教育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即易流于形式，易忽略学生乃至群众接受。
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塑造学生的人文素养，推广普通话是教育部门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要彻底、严格限定哪些是普通话，哪些是方言。“方言词汇同普通话联系紧密。普通话总是有条件、有选择地吸收方言中有生命活力的词汇来丰富完善自己。”方言是普通话的养分，为普通话提供多彩多样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让它充满生命力。普通话也要不断从方言口语中吸纳新内容，当一个方言词汇使用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可以成为普通话共同语。在语言发展演变过程中，普通話不断吸收方言的有用成分。如果一味地将“外婆”替换成“姥姥”，既没有考虑原作者创作初衷，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接受问题，使学生接受的教育内容过于僵硬、呆滞。公众的不满，实则是对于随意划分“姥姥”“外婆”孰优孰劣行为的不满。学生固然要学习识读课文，但更多地应是培养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能力，创造跨方言、跨文化接触的环境。要做到知道语言使用的规矩，了解语言使用的丰富多义，在情感上产生认同，这样既会使学生认同为课文本身的内涵，提高阅读理解水平，也能让大众认可多元的语言使用方式。
“外婆”和“姥姥”早已经进入普通话系统并为人公认，因而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方言的不可替代性上面。换而言之，我们应当知晓，中小学生课本里面的词语不可随意替换，如若不然，很可能会对学生的教育习得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再碰到类似的情形，或许我们不必纠结于哪一个是方言，我们应该尊重每一种方言，也尊重人们使用哪一种方言的决定，避免出现“非此即彼”的判断，不妨让“姥姥”和“外婆”有差异地并存于中小学课本乃至日常生活中。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
一、“姥姥”“外婆”孰为方言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外婆”一词被标注为方言词，而“姥姥”一词则是普通话词汇。这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现代汉语》中对普通话的定义即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外婆”在南方被广泛使用，因此被看作是方言。
从两个词产生的时间来看，“外婆”未必就是方言词。在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社会里，父系亲属与母系亲属的界限是非常分明的，以男性为中心，把亲属分为宗亲、外亲等，母系亲属被称为“外戚”，《史记》《汉书》写到母系，都称“外家”，而这个“外”则有“远”的意思，也就是說母系亲属那边是比父系亲属这边要疏远的。“外祖母”就是“外亲”的一种。“外祖母”之称从先秦一直沿用至今，例如《礼记·檀弓》：“齐谷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或曰由鲁嫁，故为之服，或曰外祖母也。”“外婆”这一称谓最早“见于唐代。例如唐代《法苑珠林》中：“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汝母数从我索粮食。”
“外婆”在唐代便已被作为书面语使用，“姥姥”则一直到明代才逐渐为人当做母系亲属长辈义使用，且是口语称呼。因此，在唐之后、明代之前，“外婆”作为通用的指示母亲的母亲这一含义是没有异议的。而且，“姥姥”一词偏口语化，适用于口语语境，鲜少在书面中使用，“外婆”则是书面和口语都在使用，不会令文章显得不正式，也不会失去口语中表达亲切语气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说“外婆”是普通话，“姥姥”很有可能是方言词汇演变而来。
发展到今天，“外婆”已广泛进入到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中，如广为传唱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等。“姥姥”的使用则限于北京话及其周边，其余地区并不常见，这样看来，“姥姥”或许才是方言，“外婆”是普通话。但随着人口迁移、网络的发展，“南北语言融合愈发加深，北方也有叫‘外婆’、南方也有叫‘姥姥’的，这两个称谓的界限已不再那么严格，在许多网友看来，‘外婆’和‘姥姥’都是方言口语，真正的通用普通话词汇应该是‘外祖母’才对。”两者谁才是普通话用语可或许存在争议，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把“外婆”认定为方言词并不符合实际使用情况。
二、“外婆”的不可取代性
针对更改教材内容这个情况，许多人认为不能把“外婆”改成“姥姥”，为何不能将“外婆”全部替换为“姥姥”，原因有四：
1.“外婆”比“姥姥”表义更明确。从上文分析可知，“外婆”产生的时间比“姥姥”要早上许久。在《汉语大字典》中，“外婆”一词的语义相比“姥姥”更为纯粹，只有母系亲属那边女性长辈的含义，而“姥姥”则宽泛得多。它有三个意思：一指外祖母，二指接生婆，三指老妇人，《红楼梦》一书中就有个鲜明的老妇人形象名唤“刘姥姥”。后两个意思现在较少使用，并不多见，但仍旧说明，“姥姥”一词在某些语境下并非是外祖母的意思，可能指代其他含义，但“外婆”只有“外祖母”这一个含义，因而表义比“姥姥”更为明确。如：
（1）上个星期我们去了姥姥家。
（2）我在路上碰见了李姥姥。
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姥姥”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意思是不一样的，例（1）中“姥姥”即外祖母的意思，例（2）中则是老妇人或老奶奶的意思。“外婆”一词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它只能表示外祖母，无论出现在哪一种语境，都无法将其解释为另外一个意思，因此它在表义上更精准确切。
2.“外婆”如作为普通话，受众更为广泛。“姥姥”作为北方方言使用，分布在北京、东北三省、内蒙古以及河北等地。通俗认为，在南方及部分北方地区，“外婆”才是普通话用语，这与中国方言众多有着很深关联。我国地域广袤，各地的方言也不尽相同，虽有七大方言区的划分，然而方言区之下还有小方言区，即使是生活在一个村子的人，使用的方言也并非完全一致，如湖北等地在称呼外祖母时便有“家家”“嘎嘎”“嘎婆”等多种方式，在各地方言不一的情况下，“外婆”是他们的普通话共同语。同样，北方部分地区普通话、方言中都是使用“外婆”。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音乐等作品中使用“外婆”而非“姥姥”，更加影响人们的使用。从而可推测，与上文论述的观点一样，“外婆”可用于书面和口语，“姥姥”多出现在口语中，从这个层面上说，“外婆”的受众要比“姥姥”更广泛。
3.表情达意的需要。《打碗碗花》是一篇回忆性质的散文，具有文学特性，表达着作者的个人经验与情感。在《打碗碗花》一文中，如将“外婆”一次替换为“姥姥”，既使得文章整体的情感变了味，不符合原作者创作初衷，也不利于学生理解文章情感，加深文章阅读理解能力。换而言之，不加研究地随意替换，多会闹出笑话。如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外戚专权”的情况，如果替换成“姥家专权”，既不符合表情达意的需要，也使得原有的概念变得不够正式严谨，多出了一丝调侃、嬉笑之意。放到现代，《小红帽与狼外婆》的故事恐怕就要改成《小红帽与狼姥姥》了，孰好孰坏，一目了然。当然，反过来说，用“外婆”去替换“姥姥”也未必合适，如把“刘姥姥进大观园”替换成“刘外婆进大观园”，既显得生硬别扭，也改变了这个称谓原有指刘姓老妇人的意思，失去了作品意图呈现的通俗意味。
4.尊重方言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地方方言更符合本地的社会习惯，更能切合当地人的心理。”“语言与语言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也不存在语种之间的进化关系。”在部分北方地区，“外婆”被看作是方言，而其他的地区认为其是普通话的情况也不胜枚举，或是既看做方言也作为普通话使用。不论是被当做方言还是普通话用语，可以肯定的是，都是出于特定目的的需要才被使用。对于“姥姥”和“外婆”孰是方言的争论，反映了我国方言的多样性，如若抱着推广普通话的目的随意更改其用法，是对其独特性和多样性的不尊重，反倒阻碍方言进入普通话系统。 三、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教育问题
此次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争议，原因之一就是上海市教委的回复激发了公众的不满情绪。用“姥姥”全盘替代，表面上满足了学生识读的需要，实则犯了以偏概全、不尊重方言使用习惯的错误，与许多人的语言使用习惯背向而驰。
仔细分析，这个回复暗含了三层意思：第一，他们是查阅了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后才给出的回复；第二，上海市教委回复的是《寒假生活》，对《打碗碗花》的争议暂不回复；第三，上海是一座多元化的城市，允许“外婆”“姥姥”甚至更多种说法并存。激怒公众的则是第一个解释。且不说《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划分是否合理，单论其解决事情的方式，便可见现存中小学教育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即易流于形式，易忽略学生乃至群众接受。
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塑造学生的人文素养，推广普通话是教育部门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要彻底、严格限定哪些是普通话，哪些是方言。“方言词汇同普通话联系紧密。普通话总是有条件、有选择地吸收方言中有生命活力的词汇来丰富完善自己。”方言是普通话的养分，为普通话提供多彩多样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让它充满生命力。普通话也要不断从方言口语中吸纳新内容，当一个方言词汇使用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可以成为普通话共同语。在语言发展演变过程中，普通話不断吸收方言的有用成分。如果一味地将“外婆”替换成“姥姥”，既没有考虑原作者创作初衷，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接受问题，使学生接受的教育内容过于僵硬、呆滞。公众的不满，实则是对于随意划分“姥姥”“外婆”孰优孰劣行为的不满。学生固然要学习识读课文，但更多地应是培养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能力，创造跨方言、跨文化接触的环境。要做到知道语言使用的规矩，了解语言使用的丰富多义，在情感上产生认同，这样既会使学生认同为课文本身的内涵，提高阅读理解水平，也能让大众认可多元的语言使用方式。
“外婆”和“姥姥”早已经进入普通话系统并为人公认，因而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方言的不可替代性上面。换而言之，我们应当知晓，中小学生课本里面的词语不可随意替换，如若不然，很可能会对学生的教育习得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再碰到类似的情形，或许我们不必纠结于哪一个是方言，我们应该尊重每一种方言，也尊重人们使用哪一种方言的决定，避免出现“非此即彼”的判断，不妨让“姥姥”和“外婆”有差异地并存于中小学课本乃至日常生活中。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