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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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中老大，有3个弟弟妹妹。1965年我上小学后，每天起床后就得忙着扫地、洗屎尿片。没有早饭吃，上学还经常迟到。一天上午，第一节课下课后，班干部马淑芳注意到我闷闷不乐，问：“你怎么迟到这么久，吃早饭了吗？”我红着眼圈答道：“我从来没有早饭吃。”马淑芳掏出2毛钱递给我：“快去买几个包子吃。”那天，我一口气吃了4个包子。那是我上小学时吃过的唯一一次早饭，它不仅填饱了我的肚子，还一直温暖着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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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家中老大，有3个弟弟妹妹。1965年我上小学后，每天起床后就得忙着扫地、洗屎尿片。没有早饭吃，上学还经常迟到。一天上午，第一节课下课后，班干部马淑芳注意到我闷闷不乐，问：“你怎么迟到这么久，吃早饭了吗？”我红着眼圈答道：“我从来没有早饭吃。”马淑芳掏出2毛钱递给我：“快去买几个包子吃。”那天，我一口气吃了4个包子。那是我上小学时吃过的唯一一次早饭，它不仅填饱了我的肚子，还一直温暖着我的心。
读初中时，马淑芳和我仍是同学。一次，学校要求我们参加学农劳动。因为要交3元伙食费，向来刻薄的养母大发雷霆，极力反对我去参加集体劳动。马淑芳主动找到我养父，说明学农劳动的重要性，并提出如果一时拿不出钱，可以暂时由她来垫付我的伙食费，等养父发了工资再还。有了马淑芳的帮助，我才得以参加学农劳动。而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听养父提過还钱的事。
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30多年难有联系。我时时回想起马淑芳给我的帮助，那三块两毛钱对于我来说，已远远超越它本身的价值，成了一种善良的信念和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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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是个炖肉的高手，因此很多朋友找我代炖。当然，是免费的。主家提供肉即可，调料、煤气都算我友情赞助。因为常做，所以积累了不少心得。其实，我的方法也不见得好，只是个人爱吃罢了，仅供大家参考。 牛前腱子1000克，前腱子花筋兒多，口感好，泡去大半血水，大火煮开15分钟，撇去浮沫，肉汤留用，牛肉过凉待用。取大葱、姜、大料、小茴、桂皮、香叶、草果、丁香、肉蔻等香料炒出香味，倒入煮肉之汤烧开，加入干黄酱汁
那次去扫父母亲的墓，在香烛的袅袅青烟中，大姐说，父亲一生都想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大姐与父亲早年相处的日子要比我们多很多，她对父亲的了解也要比我们更深。我们几个弟妹一时也接不上话，只是望着墓碑上父亲炯炯有神的目光，默默无语。 永远的遗憾 祖父育有四子，父亲为老小。三个兄长念了几年书，就辍学帮父親打理水果摊。祖父疼爱幼子，供他从小学一直念到初中，才让他去谋生学做生意。后来父亲自己又进修了会计
1984年春天，我36岁。那年，我从自己热爱的纺织机械专业改行当会计，而且是“跑步”上岗。 对于会计工作，我是门外汉。因前任会计调走，我要在一个星期内“跑步”上岗，接替她的工作。这也是当时国家对我们这些老中专生落实政策的体现。没有退路，我只有硬着头皮上。 一切从零开始。我白天跟着老会计熟悉业务，晚上报班学习会计知识。隔行如隔山，借贷、资产、债权、债务、应收、应付、成本核算……林林总总，一些从未
回乡下老家，刚进门，母亲就说，你奎叔又送来两吨煤。 奎叔是同村的，姓张，我父亲在世时，同他很要好。那年，奎婶刚生了孩子，正是冬天，家里没煤。我父亲见了，就扛了家里两袋煤，送上门去。 五年后，父亲去世，也是在冬天。丧事办完后，家里一点煤也没有了。奎叔来了，推着一个小车，车上是四袋煤，说，别急，有我家烧的，就有你家燒的。后来才知道，为了那些煤，奎叔去了二十里外的一个煤矿，在矸石山捡了大半个月。
我的父亲是医生，“文革”中被冠以“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两顶帽子，关进了“牛棚”。我赴“三线”的头一天晚上，父亲被特许从“牛棚”里回来为儿子送行。与母亲的眼泪和絮叨不同的是，父亲只交给了我一包药（有氯霉素、土霉素、四环素、黄连素、痢特灵等等）。父亲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你一定要把这些药带上，肯定会用得着。”稍加沉吟，他又说：“这些药你一定要保管好，不要轻易示人，关键时刻这些药会救
1982年，我在甘肃天水拖拉机厂任宣教科长，那年已41岁。厂里有近两千人。一天，几个青年工人风风火火地闯进办公室，给我一份《甘肃省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招生简章》，问：“我们都有上大学的梦想，厂里能办一个汉语言文学班吗？”他们不知道，上大学，也是作为转业军人的我多年的梦想。 多位领导反对 其实，早几天收到这份招生简章后，我已经给厂里写过开办汉语言文学专业班的报告。开会讨论时，有几位厂领导说
当知青插队时，会有乞丐在窑洞外走过。知青养的狗像警卫，汪汪吠走他们。不久以后，知青窑洞前不再有乞丐经过。某日，村里的老乡过生日，请我去他家做客。陕北农家吃饭，一般情形是蹲在院里捧着一只大碗，或粥或面汤，呼呼拉拉了事。正式的吃饭在炕上，火炕中间摆一矮桌，大家盘腿围坐在一起。男人坐在里面，女人倚着炕沿，一条腿曲坐在炕上，另一条腿支撑在地上。尊卑有序，穷富一样。走进窑洞，主人便招呼，上炕！上炕！这是敬语
我是个海岛上出生、海岛上长大的人，所以爹妈给我起名叫海生。15岁时，我就随大人乘帆船出海打鱼，后来自驾机帆船作业，可以说海上行船如走平地，也算是老把式了。谁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家门口竟遭遇了一次海上生死惊魂，风浪中独自依托失去动力的机帆船漂泊了七天七夜。 海上遇险 那年初夏，我驾着自家的机帆船，行进约5小时，到县城内的长山岛拉些砖头回来用。远离大陆的海岛渔民，平时生活不缺海鲜，进城往往先往
我家有台座钟，说老不算老，有44年的历史，是响当当的老名牌。它的款式，如同某些邮票一样，可以说是“绝版”。特别不可思议的是，44年中，它从未出过一次毛病，没进过一次修表店，每天四平八稳地正常走时、正常打点。当年工人的活儿干得真叫絕，有位老技术员来我家串门时看到这钟，这样评价：能做出这等成色的产品，没有上等的技术、上好的用料、上乘的人品是绝对不行的，如果有一点含糊，出的就不是极品，别说平平安安走44
40年前，我18岁。毕业之时，正是如火如荼的农历七月。拔小麦大干一场后，便是场面上的活儿了。我这个文不成、武不就的书生，在场面里到处碰壁，出于无奈，只好找队长求做车马营生。 队长同意了，我便跟着老车豁子杜头，几天厮混下来，熟悉了车马营生的套路。十几辆三套马车，一路拉炭，半个月装卸一回，剩余时间都在路上。车马营生有三部曲：打尖、住店、插车。 打尖 中午一到，我们就打尖（即在旅途中吃饭、小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