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得像水”

　　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中说，一个小说家对沈从文的小说很偏爱，始终在思索一个问题：何为艺术生命？这引发汪曾祺的思索，刚开始不得要领，“最后还是从沈先生的小说里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长河》里的夭夭所说的：‘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汪曾祺是个什么风格？
　　“羊毛出在羊身上。”
　　读他的《昙花·鹤和鬼火》，中学生李小龙在早晨看到一只鹤，“秋天了，庄稼都收割了，扁豆和芝麻都拔了秧，树叶落了，芦苇都黄了，芦花雪白，人的眼界空阔了。空气非常凉爽。天空淡蓝淡蓝的，淡得像水”。
　　要我说，形容汪曾祺的文字，一箩筐的言说也不如这个“淡得像水”来得精准、熨帖。
　　再深究，汪曾祺的文字，应该是一杯温水。糖水，腻。茶水，再清再淡，也浓了。冰水，透心凉，口味重。温水，微微抿一口，满齿水香，顺滑而下，冷热相宜，身子一暖，不冲，不过激，不上头，幸福的味道，刚刚好。
　　有些事就是这么奇妙。一个人的写作风格，有时不必通过创作谈来直白地宣示。在行文中不经意间就自己点出来了，无心插柳，恰切得紧。
　　手头尚有一例。
　　岳南《那时的先生：1940—1946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提及一位李霖灿，河南人，学美术出身。1939年，在一个茶会上，沈从文展示了几卷珍藏的纳西象形文字经典，李霖灿“被那图画一样的美丽文字吸引，似乎有个神灵在引导着他，灵光在眼前一闪，便有了赴纳西调查研究这种古老文字并制成一部字典的念头”。当年4月26日，李霖灿付诸行动，孤身出发。冬去春来，四年光阴，他收集了1228册象形文字东巴经和3册音节文字东巴经，还有200多册象形文字经典，并进行编目整理，着手翻译。
　　回到宜宾李庄，已经是1943年11月。“考古大鳄”李济安排他做个报告，会前好好地褒扬了这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中国边疆宏阔，正需要李霖灿这种‘野人’四处‘撒野’；观念的新、方法的新、材料的新，都是一种进步增添”。
　　李济评说李霖灿的话，岳南来转引，自然，顺当。依我看，借用李济的评说，来反观岳南，再也贴切不过。
　　岳南情系历史，对特殊境遇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版图和命运轨迹如数家珍，著述丰足。他也始终在行走，不断抵达“现场”，切近人、物、景，颇有“野人”风范，横跨历史、文学、学术，笔墨老到，运思酣畅，给现代学人命运存留一个侧影。历史那么厚、那么深邃，人之命运那么重、那么乖张，正需要这样的人“四处‘撒野。’”
　　岳南的代表作是《南渡北归》。其中也有对汪曾祺的零星评点。比如，汪曾祺写过名篇《跑警报》，说的是自己就读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战时经历。岳南说汪曾祺写这一段，有着“特有的幽默风趣”。寫金岳霖，抓住的也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段”。
　　《学话常谈·幽默》中，汪曾祺对“幽默”进行了个性化的界定：幽默要轻轻淡淡，使人忍俊不禁，不能存心使人发笑，如北京人所说“胳肢人”。
　　也就是说，所谓幽默，也要“淡得像水”。

“不是开玩笑”中见乾坤

　　《读廉价书》，汪曾祺写道，老舍曾批评旧曲艺有许多不必要的字，如“开言有语叫张生”，直接“叫张生”就好了嘛，为啥还要“开言”还“有语”呢？对于这则批评，汪曾祺有不同意见：不行啊，不这样就凑不足七个字，而且韵也押不好。此类的“水词”还是有必要存在的，“我倒想什么时候有空，专门研究一下曲艺唱本里的‘水词’。不是开玩笑，我觉得我们的新诗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水词’，字句之间过于拥挤，这是题外话”。
　　“不是开玩笑”，这个有意思。
　　当地时间2016年9月9日晚，篮球运动员姚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出席美国篮球名人堂入堂典礼，他是获得这一荣誉的亚洲第一人。组织方安排他第一个登台致辞，“当我得知我会是第一个上台演讲时，我觉得是你们搞错了”。现场大笑。姚明紧接着说了一句“大家别笑”，亮出理由，“我以为第一个上台的应该是伟大的艾弗森”。
　　汪曾祺是在写文章，不像姚明，是现场演讲。人家笑了，说一声“大家别笑”，算是过渡。行文途中写上一句“不是开玩笑”，是在通过文字搭建一个促膝聊天的环境，他在设想，自己说要专门研究曲艺唱本里的“水词”，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发笑，甚至笑出声来，一时理解不了，觉得这老头可能在逗个乐吧。他可能起初也觉得这是个可乐的事，但细想其实并不可乐，是个严肃的事。于是得主动站出来解释，说出自己的真正用意，告诉读者，不要在浅层理解这事，要往深里想。一句“不是开玩笑”，五个字，筑起了面对面的交流空间，交流感、对话感、互动感也被营造出来了。
　　沈从文也有类似的闲笔、妙笔。《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他写道：
　　我还预备继续我这个工作，且永远不放下我一点狂妄的想象，以为在另外一时，你们少数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先生，这打算在目前近于一个乡下人的打算，是不是。然而到另外一时，我相信有这种事。
　　他感觉，对于作品在“另外一时”的价值，自己这么坚决、笃定，读者可能有疑问，甚至觉得这也真的是太“狂妄”了。他就干脆把读者可能心存的疑问和盘托出，抱着商量的口气替读者着想，“先生，这打算在目前近于一个乡下人的打算，是不是”，和蔼，亲切。假若读者真的是这么想的，听他这么一说，心头难免一惊：这个人厉害，我想着的他早就想着了。他的潜台词是：你这么想是有道理的，我也这么想过，但我还是说服了我，依然相信有这种事。也就是说，我就这样了，你们有意见，我还是这么想的。
　　沈从文的文字素以柔软行世，细读这句，可以领略到他的“刚”。

显微镜下的文字品相

　　《鸡毛》，西南联大新校舍“钉子户”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以糊口。后来竟然让大学生给偷吃了！
　　文嫂伤心透了：
　　“啊呀天呐，这是我呐鸡呀！我呐笋壳鸡呀！我呐黑母鸡，我呐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我呐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呐鸡呀！……”
　　对于文嫂“哭鸡”，杨红莉好好地分析了一番：
　　文嫂所哭的不仅是“鸡”，“鸡”只是引发她“哭”的一個引线，她更是在“哭诉”一个挣扎在生活底层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她对生活的忍受、她的遭遇、她的长久以来所压抑着的感情以及她在生活中的整个无助状态都从“哭”中传达出来。从一个细节、一个失误、一个不幸引申到个人的命运，这正是民间“哭文化”最基本的内核。
　　要说这个研究的路子，也是从一个细节、一个情景，引申到文化甚至哲学的层次吧？
　　是不是有点过了？
　　兴师动众？断章取义？
　　包括我在这里敲下的所有文字。
　　我想说，不是每一个人的文字都承受得了显微镜。
　　李建军在《孙犁何如汪曾祺？》一文中写道：“汪曾祺的几乎每一个句子，都经得住严格的语法分析。”
　　眼下，太多的文字，面目狰狞，又不得不读，只好拿着放大镜，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聊以自慰。正如苏东坡谈他读贾岛诗的感受，“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
　　不敢说，汪曾祺的篇篇文字都是“有章有句”，也有的属于“有句无章”，甚至有的还“无章无句”，但“有句”是常态，而且单独拎出来，如沈从文所说，“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弹性”，最终检验报告上的数据令人不得不服。
　　人家就是“颜值担当”！
　　记得读大学时，有门课，叫《电影名作赏析》。一回，放的是陈可辛的《甜蜜蜜》。老师点评时提醒大家注意，两个主演，特写都给了张曼玉，给黎明的就连近景都不多。
　　这是为何？老师解释：张曼玉是实力派兼偶像派，长着一张“有戏”的脸，眉宇之间都是戏，嘴角、鼻梁都藏着情，怎么给特写，也扛得住，承受得了。
　　说话间，他定格了张曼玉脸部的一个特写，满屏。
　　他不言语，看着。
　　教室里静悄悄的。
　　汪氏文字，如张曼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