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是萨特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萨特介入文学观中也占据重要地位，萨特认为自由是文学创作的唯一题材。在萨特文论中介入与自由相互關联，彼此互证，自由是介入的关键。萨特介入文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种自由观文论。而自由观文论中的自由具有多重内涵。首先，自由是体现在作者与读者彼此的召唤之中的。这正对应着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自由关系的思想。作家与读者召唤彼此的自由，且都对彼此负责。由于这种召唤，文学必须介入、揭露、批判现实。因此，自由又具有了否定性的内涵。这种自由的否定性与意识的虚无性也互为因果。并且当读者通过作者自由的否定性直面了现实，就会被作者的自由召唤，从而意识到了自由的否定性并去实现自由的超越性，作者又通过读者的超越实现了自己对自由的超越。故自由又具备着否定性与自主超越性的内涵。
　　关键词：介入文学 自由 作者与读者 否定性 超越性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曾援引康德的观点来明确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自由。他概括为“自由是一种既为他自己又为别人的自由意志”。在萨特的文学观念中，自由首先体现在读者与作者彼此间的召唤关系上。在《什么是文学》的这一系统反映萨特对文学思考的文论的第二部分《为什么写作》中，萨特阐明了有了作者与读者、写作与阅读，作品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被完成的观点。对萨特而言，介入文学的意义在于：“说话就是行动……如果你对一个人道破他的行为……他知道自己在看到自己的同时也被人看到。……这以后，他又怎么能照原来的方式行动呢？”在这篇文论的第一部分论证了文学以介入为目的，而介入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作者说话这种行动来影响读者的行动。在此基础上，萨特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是“作者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然后读者在阅读时承认了作者的自由。
　　故分析读者与作者彼此之间必然互相召唤自由的原因，要先明确介入的内涵。这也正是前文所说的介入与自由的彼此互证。在《什么是文学》的第一部分《什么是写作》中萨特先对介入做出了解释。在这部分内容中，萨特通过分析散文与小说以及其他艺术如绘画、雕刻、音乐等的区别表明了自己介入的文学立场、出发点。他首先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区分开来，说明只有作家以文字为表达工具，与意义打交道。其次，萨特指出诗歌、小说以语言为目的，而在散文那里，语言却只是手段。俄国形式主义也有类似的论断，形式主义同样将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区分开来，诗歌是“受阻”的语言，而散文的语言运用则采用直接表达意义的方式。俄国形式主义通过这些区分，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因“受阻”所带来的陌生化的审美上，而萨特则从另一面看到了散文介入现实的独特作用。由此，萨特明确了其所谓的介入文学是针对散文而言的，同时又通过这一比对，将介入的意义展开，即散文应当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的揭露世界的行动。一旦介入，就涉及了现实世界，又因为作家写作时就暗含了文本被阅读的可能，所以介入文学的作家便与现实中的他人发生了联系。“作家选择揭露世界，特别是向其他人揭露，以便其他人面对赤裸裸向他们呈现的客体负起他们的全部责任。”因此，介入就是作者用说话这种行动来影响读者的行动，如同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文章中所说：“除非通过另一个人的介入，我是无法获得关于自己的任何真情实况的。”读者接收作品受到感染就是读者在阅读时承认了作者的自由，同时，读者在选择去阅读的时候就是对作者的自由发出了召唤。另一方面，如萨特所说：“作者只是引导他而已，作者设置的路标之间都是虚空，读者必须自己抵达这些路标，它必须超过它们。一句话，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故读者也拥有自由。这一看法某种程度上与英伽登的“未定点”和后来读者接受理论的部分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是萨特并没有忽视掉作者的作用，萨特依然强调了作者的文章从某一方面说也是对读者自由的召唤。因而，萨特在文论中同时强调了文学创作和阅读时作者与读者之间彼此的自由召唤，在他看来文本的真正诞生其实是由于作者与读者互相自由地寻找彼此。
　　因此，作者与读者关系必然是会萨特思考的焦点。于是，在接着的第三章《为谁写作》中萨特就分析了各个时期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变化。他关注到“保守势力——即作家的真正读者，与进步势力——即作家的潜在读者之间的对抗”。通过细致分析资产阶级与文学家之间的关系变化，论述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家的自由位于什么样的处境。由此提出文学的本质应当是一种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目的。所以，作家是为所有人写作的。但是由于理想读者群与实际读者群之间的差距，作家只能达到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与此对应的是具体读者群的问题。这个读者群应当“自由地提出要求，而作者也必须能自由地回答”。萨特认为只有在无阶级社会里，主题与读者群才是一致的，此时“文学就真正取得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学性质”。这里也能看出萨特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联系。在此，萨特就将作者、读者与社会联系在了一起，文学需要介入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同时作者与读者的自由也依赖社会环境。
　　在这里自由关乎作者、读者与社会。这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论点一脉相承，是其为他人思想的另一种对应表现。如同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文章中所说：“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摆脱不掉的：他的选择牵涉到整个人类，而且他没法避免选择……不管他怎样选择，鉴于他现在的处境，他不可能不担当全部责任。”即人永远处在一个有组织的环境当中，人的一切行动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他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完全成为一种“既为他自己又为别人的自由意志”，自由选择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无拘束的自由。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关系到一个人的处境以及处境中的他人的选择。首先，个人与他人联系起来。一个人的选择不单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社会中的他人负责。其次，人不得不考虑他的处境，他的处境影响了他的选择，并且人对社会中的他人负责，其实也就是要对社会负责。一方面，这样的自由又重复论证了为什么要提倡一种介入文学，介入与自由互证;另一方面，这又表明人虽生来自由，存在先于自己的本质，但写作与阅读不仅仅是要求自由、保卫自由，更表明了人需要超越自由。自由的内涵中应当包含一种主观超越性。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的最后一个部分《1947年作家的处境》中就提及了自由这方面的内涵。这也应是萨特最想说明的一个部分，即在当时社会处境下的文学创作。他首先对具体的、当下的文学现状进行了分析，区分为三代作家。第一代作家“大致实现了文学与资产阶级读者群的和解”。第二代即超现实主义作家，萨特评价为“用过度丰盈的存在来实现虚无”。因此，对前两者萨特都是不支持的态度，他将希望寄予第三代作家，呼吁创造出一种“极限处境文学”。在此基础上，萨特接着对写作中自由的两个方面——否定性和创造性的超越提出了要求。“就文学是否定性而言，文学将对劳动的异化提出抗议;就它是创造和超越而言，它将把人表现为创造性行动，它将伴随人为超越自身的异化，趋向更好的处境而做的努力”。
　　这里其实涉及萨特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意识的虚无性。虚无论更是萨特思想中的一大创见。如莫洛亚所说：“‘自在’的事物，只不过是被意识的客观物。而意识是‘自为’地存在的。”萨特认为意识是人的自为活动，而人的选择就取决于人的意识。在其早起的作品《影像论》中萨特就提出人意识到的事物“事实上不存在，而是作为影像而存在的”的观点。这样意识就成了“无”，意识即是虚无。又因为人的选择取决于人的意识，人又通过自由选择获取本质，所以因意识而存在的人的本性也自然是虚无的。同时，恰恰因为一切是没有，充满不确定性与可能性，所以人才能去自由选择，取得本质。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人的本性是虚无的，也是自由的，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虚无就是自由，并且意识的虚无性意味着意识的本身就包含着否定，即它是对人所意识到的对象的否定。由于，自由即虚无，所以自由本身就包含否定性的内涵。
　　同时，上文所提的在“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无休止的、软弱无力的往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荒诞，这种运动也是西绪弗斯式的。萨特的《（局外人）的诠释》通过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分析其小说《局外人》。萨特在文中将荒诞定义为“人与世界的关系”，“荒诞即是脱节，差距”。这种“脱节”“差距”在技巧上体现为短句的组合。“句子的不连贯性模仿时间的不连贯性”。萨特将这点与海明威创作中的短句使用相联系，这其实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地下室手记》通过短句的跳跃矛盾展示人的心理学，以个人的癖好对抗理性原则，而《局外人》通过句子的跳跃展示人的荒诞，指向无因果联系的世界，从而指向形而上学的荒诞本质，它们都通过这种句法上的技巧，在哲学意义上反对规则或规律。因而，事实上《局外人》是“一部有条有理的关于荒诞，反对荒诞的作品”，说到底反荒诞，也即介入、批判现实之状，体现了文学创作中自由的否定性。
　　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曾说：“具体的文学作品将是否定性与计划的综合，在这里否定性是挣脱既定事实的力量，计划这是一种未来秩序的草图。”计划其实就是萨特所谓的主动超越。在萨特看来，小说展示的是否定性的现状，描述了人的荒诞存在，但是对这种荒诞性的反抗和超越来自于读者的补充。在小说中“意义是被动的，仅仅记录事实”，所以读者“在他和他看到的人物之间有这一道屏障”。但通过这一页里“高妙的贫瘠性”展示出荒诞性，引起的读者的思考，从而让读者完成了作品，即由读者实现如何超越，或者说作者的介入行为召唤了读者去实现自由。如他在评价加缪《局外人》里所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作者的本意，我谈的是读者的看法。”这其实也呼应了萨特在《什么是文学》里关于作品需要读者作者共同完成的论断。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曾说：“虽然人的意图可以各不相同，但至少没有一个对我是完全陌生的，原因是任何一个人类意图都表现为企图超过这些限制，或者扩大这些限制，不然就是否定这些限制，或者使自己适应这些限制。其结果是任何一个意图，不管会是多么个别的，都具有普遍价值。”正是因为这种普遍价值，小说中的现状成了读者的参考，小说展示了限制以及自由的否定意义，从而对读者发出实现自由的超越性与主动性的呼喚。这正好呼应了萨特关于作者自由与读者自由彼此召唤的观点。所以，经由否定性揭示批判现实，由于读者与作者的自由彼此负责，文学实现了对人的超越性与主动性的呼唤，真正实现了自由的超越性。
　　因此，散文以介入为目的，而介入是为了实现自由及其两个方面——否定性和自主超越性，而这种否定性与超越性需要作者与读者去共同实现，并且正是否定性促成了自由的超越性。大体上说，作者往往通过自由的否定性介入、揭露、批判现实，而读者在作者自由的否定性的召唤下，不得不面对被展示揭露的现实，从而意识到自由的否定性并去实现自由的超越性。同时，作者又通过读者的超越实现了自己对自由的超越。这种呼唤自由、实现自由的过程如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所说：“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出去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这种构成人的超越性与主观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叫作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因此，萨特文论的最终指向就是由文学行动达到真正自由，实现自由的否定性与自主超越性，即一种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
　　卡萨诺瓦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这样形容萨特：“萨特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空间中少有的主角之一，在巴黎的祝圣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他非凡的自我祝圣使他能够不需要这个只会强化其杰出地位的奖项（注：诺贝尔文学奖）。”萨特思想曾深深地影响一代人。作为文学世界能非凡自我祝圣的主角之一，萨特的文学观念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对萨特而言他的写作必然是自由写作，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则由其存在主义哲学发展而来，可以归纳为一种介入文学的自由观文论。自由观文论中的自由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作者与读者自由的实现。这正对应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自由关系的思想。另一个则是自由的否定性与超越性。文学通过自由的否定性介入揭示现实，呼唤人自由的超越性与自主性，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