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为一种文体，究竟起自何年，始于谁手，今已无可考证了。虽然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中说，后世文体“皆备于战国”，但今天存世的典籍，先秦以前的，我们却未见有“序言”这种文体出现。而赵翼虽有“孔子作《序卦》及《尚书序》”一语，但他这里所言之“序”，却并非我们所说的文体意义上的“序言”，而只不过是一种解说之语罢了。至于姚鼐《古文辞类纂·序》所说的“《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其所谓的“序”、“记”，与《诗》、《书》并不出于同一时代，实乃后人所作。直到西汉时候，我们才见司马迁的《史记》有了《太史公自序》，扬雄的《法言》有了《法言序》，班固的《汉书》也有了《叙传》。这些序言性质的文字，虽然都被置于书末而非书前，但其与著作本身皆出于同时，则是确定无疑的。大概正因如此，明代吴讷在他的《文章辨体》中才作出了序言这种文体，“始于《诗》之《大序》”这一判断。然而，《诗经》的序言究竟是何人所作，却曾有过争议。先时，郑玄有“子夏作序”一说，但到了唐代，韩愈便对此说提出了质疑。目前，《诗序》出于汉代毛氏之手已成了不争之论。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序》出于汉代，并不意味着序言这种文体也必然产生于汉代。
　　何为“序言”？其关键在于对那个“序”字的理解。其所谓“序”者，原义乃“东、西墙也”，因有次序之意，故被引入著述之中，“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也就是说，著作以序言开头，进而才引出后面的正文。对这一概念，解说最为精当的，当属明代学者徐师曾，其《文体明辨·序》有言：“按《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还说：“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他对序言这种文体所作的诠释，一直被后世学者普遍认可。
　　如今，序言这种文体，经过两千多年的演进，其功用与范式基本已经固定下来，学者们对这种文体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展。
　　时至今日，网络勃兴，人皆可言，国人年不分老幼，职无论高低，旧官新贵、武夫莽汉出口即称之曰诗，落笔遂指其为赋;而且印书成风，能码成一堆字者，即可人人刊刻，个个付梓，“序言”自然也就得时而兴，乘势而行了，于是乎卷首册尾，几至无书不序了。尤其是那些声不出里巷、名不见经传的“才子”、“才女”们，鼓捣出一本书来，更以得到乡贤一纸序文为要，一来可以抬高身价，满足虚荣，二来也是更要紧处，则在于能够借势促销，售卖获利。
　　当然，对于著述者而言，看重序言本也无可厚非。一本书写出来，辅以一篇序言加以必要的说明，对于读者了解该书，无疑大有裨益。但欲“拉大旗作虎皮”，似乎就有些不妥了。即如清代大学者段玉裁，最初写成《六书音均表》时，在学界尚无名望，官阶也十分卑下，仅“署理富顺及南溪县事”，实在身微言轻。此公便自撰了一篇序言，署上了时任四川学政吴省钦的名号。吴省钦其人，早年曾当过和珅的老师，和珅得势，他便一力攀附，当时不仅在官场上吃得开，在士林中也有人称其“工诗文”。但实际上，他不过才具平平，更不擅小学之学，尤其让人不齿的，则是其品行不端。据说，他在担任主考官时曾因贿赂取士，引起了考生的不满，有人便给他题了一副对联：“少目焉能识文字，欠金安可望功名”，横批：“口大吞天。”对联将他的名字巧妙地嵌在了对联里，一时传为丑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段玉裁却挟其名号以自重，未免有些饥不择食。但他渴望著作行世且能引人瞩目，这种迫切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假借他人名讳以为序，段玉裁并非孤例。清末大学者王念孙，写了《重刻〈说文解字〉序》后，署上的名字却是朱筠;王国维的《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乙稿序》本出于自己笔下，却要托名樊志厚。但“二王”的序言托名，却与段玉裁不同，他们所托之人非师即友，皆为学界精英，尤其在学术理念上相互投契，彼此敬重，与顶戴花翎毫不相干，有此一举，并不含有任何功利目的。
　　古人著书立说，为何要作序言？一般说来，不外两种情况：
　　一是发乎衷愫，诚意推介。即在阅读时，要么被原著所触动，要么被作者所感染，于是出自内心付诸笔端，为之作序。其所序者，或别有所悟，借题发挥，翻出新意;或爬梳剔抉，钩沉索隐，探微指妙。但无论何者，其所序之言总不过都是以诚意推介为目的。较为典型的，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对唐庄宗因宠幸伶人最终误国丧命感叹不已，故而总结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教训，于是便在此传前面写下了这篇序言。所序很短，但却被后世倍加推崇，清代文学家沈德潜甚至赞其“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其实，作者在这里加上这样一篇序文，既不是为《新五代史》做补缀，亦非编写史书的必要程式，之所以要写，实在是有感而发。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汉代刘向的《战国策·序》。据载，刘向领诏命校阅经传诸子，“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这篇序言即为其中之一。此序只以少量篇幅扼要说明了校勘《战国策》的大致情形，却重点陈述了自西周兴起至秦朝灭亡的历史变迁，尤其是秦朝灭亡的教训，意在裨益朝政。
　　二是承人之请，为序体现了文友之间的一种情谊。此類序文甚夥，更多见于子集。譬如明代王思任的《王季重十种》，内收杂序、游记、杂记共一百四十八篇，其中序文占了九十七篇，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在这些序言中，除《唐词纪事序》、《地理玄珠序》、《铨史纪名序》、《东坡养生集序》等少数几篇是为别人的辑录所作，序贾谊、李贺、徐文长等几篇是为前人的文集所作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为旧雨新知而写。他的这些序文，绝非“好好先生”那种应景捧场的应酬之文，更非乡愿口中的陈词滥调，大部分篇章都写得个性张扬、文采斐然，其中许多段落，读来不禁令人抚掌击节，一赞三叹。试览《杨泠然秀野堂集序》。甫一开篇，作者即挥笔写道：“夜郎有颀丈夫杨泠然出，骤起如眉山青突万丈，一时箐魈瘴母化为藜火瑞霞。”起笔便势如峰岩峭拔，先声夺人。接下来又道：“领解后，遂提旌鼓，下荆湘，入燕赵，取巍科加掇。往来吴会，与二三拳劲角中原，横不可制。其所谓玄飞孤诣、磊仄冲通之旨，大半寄之于吟。有《问梅》、《射虎》、《避暑》、《听泉》、《尘香》、《泽畔》等诗，而总题之曰《秀野堂集》。王子读而快之，曰：神龙不冶处，老鹤不庭居，其心自大，匪身之所能域也。争十丈之天，不如扩一尺之地;争万里之境，不如扩一黍之心。善哉泠然之堂秀而野乎！”继而，文章便抓住一个“野”字，乘势一笔宕开，纵论诗歌应“舒卷天云，纵横草木，布置川岳，呼遣鸟鱼”。他进而提出：野者乃“天地间之大史也，此惟大文之人，能领略而噉飨之”的观点，令人掩卷玩味，思之再三。王季重为诗为文，历来主张生动自然，在此书中，不仅那些“记”写得鲜活灵动，这些“序”也无不深得“生动之气”。似这等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序文，读之真乃一种享受！ 　　当然，像王思任所作的这样言之有物、文理懿茂的序言，自古便不乏其例，即便是在当下也偶有所见。如陈嘉映为后学葛海滨所译汉弥尔顿的名著《希腊精神》所写下的《希腊是个奇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为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人类简史》中译本所作的推荐序，都是可读性很强，读后能够让人大有裨益的诚意之作。而贾平凹那篇写在《寂寞圣哲》书前的序言，则真的可以当作美文来读了。
　　由此可见，序言对于一本书而言，虽为附丽之语，但下笔却绝不可轻漫敷衍。序文再短，却也尽显作者格局阔窄、学养厚薄以及文字功力之高下。因此，古时那些学者作序，哪怕是声名显赫的大家，哪怕仅仅是受人之托，也都要尽展平生所学，倾力而为，丝毫不敢虚应故事，而且越是颇负盛名的学界闻人，越是谨慎用笔，如果一旦事涉学术理念，则更旗帜鲜明，不肯敷衍了事、屈身俯就了。
　　1934年2月，郭绍虞请胡适为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此书在讲述文学批评的历史时，打破了过去以人为线或以时为序的传统叙述方式，采用了一种“以问题为纲”的编写体例，把文学批评史分为了文学观念演进期、文学观念复古期和文学批评完成期。但对这种分期，胡适并不认同。于是，他在序言中除肯定郭绍虞“搜集材料最辛勤”，也评价本书能“使人明了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演变的痕迹”，但对于书中这三个分期却直言不讳，认为并不妥当。面对这样一篇序言，郭绍虞自然不能接受，因而，后来在此书出版时，他仅将胡序的末段引入了自序之中，并没有全文采用胡适的序言。这里姑且不论两人学术观点上的是非曲直，仅说胡适作序，绝不肯放弃自己的学术理念去迎合别人，送顺水人情，而是毫不掩饰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哪怕这篇序文最后不被接受和采用，也毫不顾惜。这是为人、为文的良知所在。这种做人真诚、做事坦荡的态度令人敬佩不已，而我们今天所缺少的，则恰是这样一种精神。
　　序言这种文体，自诞生之日起便属于散文的范畴。自西汉以降，除名之为“序”，也有“题”、“记”、“跋”之谓。而单就序言的体裁来说，则大致可以分为议论文和叙事文两种。本文前面提到的几篇序言，便属于议论文。而叙事类的序文，最受推崇的，恐非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莫属。此文是李清照为夫君赵明诚的《金石录》所写。文中除简要介绍《金石录》的内容外，也叙述这些文物当年积存之不易，以及在离乱中的散失过程，其伤痛之情溢于言表，其中忆及夫妻二人对所收集到的古籍进行雠校一节，文笔尤为生动：“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生活志趣跃然纸上。这篇序记与《金石录》一起成为传世经典。除此，晚唐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序》、宋末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虽然都是前叙后论，但在习惯上也都被划归于叙事类序文。
　　一直以来，由于序言这种文体应用比较广泛，存续时间也相对久远，因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在不断拓展。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序文来说，初时一般仅为书籍的前言或结语，后来才有了单篇文章、单首诗词的“题序”，再后来，又根据“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的古意，兴起了亲友远行，“文化人”要临别赠言的风习，于是便又出现了“赠序”。对于赠序，一般认为较早的，是晋代傅玄的《赠扶风马钧序》和潘尼的《赠二李郎诗序》。两文篇幅都极短，不过两三句话而已。由此可见，初起时的赠序，在内容上仅为临别之际的几句赠言。此后，赠序中渐渐多了叙事的成分，如《送孟东野序》、《送东阳马生序》等，皆为很好的例证。而使赠序的内容得以大幅扩展的，则要归功于唐代的韩愈。他将过去“赠序”中单纯的叙友情、别情，拓展为“述主张，议时事，咏怀抱，劝德行，极大地充实了赠序文的思想内容，而且在写法上也灵活多样”（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这不仅丰富了文体的内容，也使这一文体本身在形式上愈加成熟起来。
　　除此而外，序言还可分为“他序”和“自序”两种。他序如前。而所谓“自序”，顾名思义，就是给自己的著作写序言，介绍自己著述的缘起、意图和写作过程，以及著述中的所思所感。本人案头即有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小字白劳》，便是他的自序专集。此书收录了李零先生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每一本新著问世时所写下的序言。李零著书从不请人作序，序言无一例外都是由他自己来写。如今将这些序言辑为一集，不仅有了一种“学术编年”的味道，同时也反映出作者不同时期学术思想的变化。那么这本“自序集”，本身的序记该由谁来执笔呢？翻开此书，见到书后有一篇“后记”，乃由孟繁之操刀。孟繁之何许人也？读完后记方知，其为李零先生的同乡后学。这不免让人诧异。李零作为一位学界颇负声望的著名学者，为其撰写后记者，竟然是一位昔日的助手！名家出書反请后学为序，实属罕见，而在时下，更与利益原则相背离。可见，一篇序言，也是一个人人品和为学态度的折射。
　　其实，并不是每本书都一定要有序言。顾亭林在《日知录·书不当两序》一文中说：“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为佐其说，他还引用了两段话：一段是征引杜牧《答庄充书》所言：“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庄充虽为长者，但杜牧说自己不是宗师，所以没资格为他写序言。至此，顾先生正色说道：“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另一段，则引用了娄坚在《重刻〈元氏长庆集〉序》中所说的一段话：“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唯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游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引文之后，顾先生又道：“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追古抚今，不难发现，作序，从来便有以能为他人之书写序而称幸者，也有借为别书作序而抬高身价者。其实，在皇皇巨著面前，再好的“序言”也不能与原著同日而语，何况是那些等同于蛇足或狗尾续貂的序文呢！但我们也不可否认，有些古籍，原著虽然已经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而其序跋至今仍留存于世，且颇为可读，有名的《兰亭集序》便是一例。《兰亭集》一书早不复见，但其序文则已成为传世之作。这就是经典序言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