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远古时候有一种猛兽叫貔貅,长得像熊罴一样健壮,老虎一样凶猛,专门吃豺狼虎豹。因此,唐代以前,貔貅又叫“辟邪”,是镇宅辟邪之神。到了唐代,貔貅的功能增多了,人们在用它作镇宅之物的同时,又赋予了其守财的功能,模样也有了新的变化:嘴,大如狮子;臀,滚如犀牛;更加匠心独具的是,没有屁眼。意思是:只进不出,只纳不吐。
　　实际上,这样去塑造和认识貔貅,是无理性的。作为一种有机生命体,光吃不屙、光纳不吐,违背生物循环规律,肯定成活不了。而作为一种单一思维,一种排他性的主观愿望,进入人的大脑,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自我想象的产物、感觉的产物,其结果必然导致唯我论,导致主观唯心主义。这种思维进入实践的结果,必然是盲目的、极端荒谬的。
　　十年“文革”期间,这种似貔貅一样的排他思维就大行其道,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落后,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先进”;等等。这种思维指导下的群体行动,曾经给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在今天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思维的影子,如光想占便宜、不想吃亏,光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光想坐享其成、不想承担责任之类,这个“光想”,便是一种排他思维。再如,用人上“有色眼镜”行事,任人唯亲,任人唯近;工作中形而上学猖獗,先看本本上有无论述、红头文件上有无规定,凡是找不到依据的,不敢越雷池半步,“唯本本是瞻”;抓落实投上所好,上级强调什么就大呼隆抓什么,上级关注什么就“一窝蜂”上什么,“唯领导马头是瞻”,这其中的“唯”,也是一种排他思维。还有,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对立起来,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割裂,把“我为人人”与“人人为我”分离,等等。仔细看一下,这种类貔貅思维,不管承认不承认,几乎人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具体表现,区别只是程度不同。
　　中共党史上几次著名的思想大解放,也可以说是同这种思维的斗争: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反对的是“唯书”(本本主义);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的是“唯上”(两个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兴起的思想大解放,反对的是“唯公”(姓“资”还是姓“社”),这个“唯”字,显然也是一种貔貅式的单一思维。诚然,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给了类貔貅思维以重创,可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今天我们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许多不和谐、不协调、不科学的现象和问题,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响。如“发展是个硬道理”,眼下已经成为共识,但到底该怎样发展?是单纯GDP增长式的“唯发展”,还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实质上仍然是与类貔貅思维的斗争。
　　类貔貅思维是荒谬的,也是十分可怕的,然而去除它又是艰难的,尤其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哲学家带着学生在郊外的一片草地上,上学业结束前的最后一课。题目是:旷野里长满杂草,应当如何去除它?学生们七嘴八舌,有的说用铲子铲,有的说用火或石灰烧,也有的主张斩草除根,把草根挖出来。待学生都讲完后,哲学家让他们都回去按照各自的方法去除一片杂草。一年后,弟子们再来相聚。不过原来相聚的地方变成了一片长满谷子的庄稼地。弟子们围着庄稼地坐下,等哲学家到来,可是哲学家没有来。多年后,哲学家去世了。弟子们整理其言论时在后面补了一章:要想除掉旷野里的杂草,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在上面种上庄稼。
　　可见,要去除在人脑中顽固生长着的思想杂草,唯一办法就是像在旷野里种植庄稼一样,种植哲学思维。尽管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但应当坚信,只要我们坚持“认真”二字,认真学习,认真实践,改造主客观世界,就会逐步远离盲目的有悖事物规律的“必然王国”,走向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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