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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军事供给的解决与否直接决定着中央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中央苏区政府在乡村中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在后勤人员、军费和军粮供给方面有力保障军事战斗，从而支持了数次反“围剿”战争的进行。
[关键词]中央苏区，乡村动员，后勤供应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p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33-05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军事供给异常地艰难和复杂，但它又直接决定着中央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在反“围剿”战争中获得生存与胜利，苏区进行了军事上的动员，以寻求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有效补充。为此，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号召：“用一切的力量帮助前方红军作战，能够当红军的到红军中去，能够挑担的做佚子去，有钱的买公债票，有谷子的借谷子给红军。”能否把苏区群众动员到军事活动中，直接关系到党在苏区的革命基础是否牢固，关系到反“围剿”斗争的成败。以往对苏区军事斗争的研究多关注苏区中央政府机关的决策过程和红军的战斗经过，对各级苏维埃的组织动员论述较少。本文结合中央的军事动员政策、乡村政权在动员中的作用，以及这些动员措施在乡村社会中实施的情况，以期反映出苏区政权的后勤动员的全貌。
一、组织战时服务队
为了保证战时后勤供应，各地基层政府设立了运输委员会、战争动员委员会等，苏区乡村政权组织群众编成的各种战时服务队，主要包括：将劳动力组织成运输队、担架队、修路队、掩埋队等，为红军运输粮食弹药、抢救伤员、修筑工事、打扫战场；将妇女组织成慰劳队、救护队、洗衣队、缝衣队等，慰问部队，看护伤员，为红军煮饭、洗衣、缝补衣服；将少年儿童组织起来，为红军站岗放哨、传递消息、送茶送饭，等等。胜利县在1932年的组织和人员情况是：“参战队已改编七种组织。不分男女及青年界限——即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洗衣队、破坏队、乡(响)导队七种名称，均以乡为单位组织之。担架队每乡以三十人组织之，担架床十副，运输队每乡二十人组织之，慰劳队每乡以十人组织之，响导队每乡以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各队均设队长，并准备随时调动及准备各自带伙食的工作。”这些组织对保障苏区的军事后勤起到了重要作用，以送军鞋为例，才溪区的军鞋是慰劳队负责做和收集的，1933年5月前苏区未遭封锁时，8个乡平均每月每乡可集中布鞋500双。兴国县在1933年采取革命竞赛方法，全县集中到区的草鞋有上万余双，最好的是上社、方太，每区已集中1600余双，鼎龙区已集中1300余双。
从宁都县黄陂区苏维埃组织群众的方法略可了解这些组织当时的动员情况，苏区“先研究再在群众中开会宣传，进行动员说明意义与各种组织的任务和组织方法等。动员之后就开积极分子会，摸清什么人可以担任各组织的负责工作，摸清群众的年龄。编组后，便指定负责人，然后又开群众会，通过由群众选举负责人(先提出候选人)。之后就各组织分别召集队员开会了，苏维埃政府便主要抓负责人了。”而经过组织的民众在战争状态下能迅速地集合起来及时投入战时服务，据当时参加过担架队的胡伟茂回忆说：“一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时候，就提出而且实行了凡是45岁以内的男贫雇农每人都准备一只包袱，包袱里面放了一身褂子衫裤。一双鞋就绑在外面……政府随时招(召)唤，就随时背包袱出发。”此外，苏区还把一些地富分子强制性编入服务队中。如于都县沙心区的担架队包括有区别的两种：地主富农参加劳役队，是专门挑货物重担的；抬伤员和重要物资的就由贫苦工农负责，是正式的担架队。据1932年lO月统计，赣南各县参加支前的共60余万人，占全赣南苏区总人口的25％左右。
二、筹集军费
要应对敌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和夺取反“剿”战争的胜利，首先要有比较充分的战争经费，以供给红军的需要。除粮食和武器弹药一般不需要用钱购买外，药品、被服和其他的军用物资，需要数量相当大的经费。为此，乡村政权积极响应中央苏区制定的方针和措施，保证反“围剿”战争中的军费供给。
1 推销公债
为了筹集战争经费，中央苏区政府鼓励群众购买战争公债。“发展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对红军作战经费经常供给和接济，是决定战争胜利重要条件之一，这是目前苏维埃临时政府发行革命战争公债的重大意义。”1932年6月苏区政府决定“向全苏区工农群众募集革命战争短期公债60万元，专为充裕革命战争的用费”，规定半年还本付息，其中在中央苏区发行50万元。同年10月，“为更充分的保障这次战争的完全胜利，充分准备战争的经费，特别是动员一切工农群众，更迅速完成这一准备，中央政府特再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120万元，专为充裕战争的费用。各乡村苏维埃都积极进行动员，向群众推销。以长冈乡为例，该乡设立了专门机构来负责此事，有公债发行委员会，委员5人，每村另有1个主任。推销过程是首先乡主席到县到区开会认销，回来召集代表会议，由各村代表确认本村的销数；而在各村，则是代表事先各代表级宣传队做个别宣传，再召集本村群众开会，讲明购买公债的意义。当场各代表及各推提的负责人首先认购，群号跟着认购，席上登记起来。通过乡、村政府上下的努力，长冈乡五千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从开始至销完只有十五天。在兴国县田村乡，乡主席回来后组织推销委员会，召集各村总代表来开会，干部首先认购，按人口和生活情况分到各村，村的总代表召集各代表开会，研究各家的生活情况，配合数字，然后召开村的群众大会(1932年时各村分代表同时召开小会)，说明为什么今年要发行公债、多少利息、几年归还，并且在会上选传。接着干部带头认购(如1932年时有一个干部带头认购了20元)，在群众大会上提出名字来要大家来学他。贫农团的成员和红军家属生活好的，都会带头认购。对于富农则要把更高的数额配给他，强制购买。群众中有生活较好而不愿买的，则由代表和推销委员会作个别宣传动员，给他算细账，提高他对革命的认识，对那些卖了谷子、猪或牛的，就会向他宣传要他买些，如1932年一家卖了头牛，他家就买了27元，一般农民家里买5角、1元、2元不等。
为了支援红军作战，减轻苏区政府的经济压力，各地还响应中央号召，领导群众开展公债延期还本的活动。如1933年云集区第四乡群众集体致信中央人民委员会，要求中央政府对第二期公债票，延迟六个月或一年还本，不要在六月底退还，而是到1934年正月或7月再还给他们，拿这笔准备归还的钱来供给前方的战费。还有的地方在经济动员中进行退还公债的宣传，如1933年瑞金黄安区在各个群众团体会议中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在“四—一二”纪念大会上，以乡为单位设立了 退还二期公债处。因此到了“四·一二”那天，各乡的群众，都很热烈地把公债带来会场，当场退还。特别是大埠、超田、黄安、梅坑四个乡表现得更是踊跃，在这一天共退还大洋2571元。而到了布置“五一”示威的工作中，该区继续前次的经验，又在各方面动员，结果在“五一”示威大会那天又退还公债1400余元。
2 节省经费运动
因国民党军队几次“围剿”的相隔时间很短，战争动员任务异常紧迫，针对苏维埃政府不能如期完成筹款任务的问题，红军和各级政府还开展节省经费运动，以应对战争的需要。1930年11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了通告，指出：“节省经费是保证着促进革命之胜利，是争取阶级决战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各地纷纷采取措施来开展这一运动，如公略县各区乡苏主席在1933年的查田扩大会中宣布节省八月份一个月伙食费，结果全县共节省大洋1420.61元。才溪区苏、区委及各团体机关，为了实现中央的号召，开展一切节省，发对一切浪费，集中一切经费。他们召集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一致决定每天每人节省一个铜板，不吃零星小食，尽量节省一切办公费，努力种植菜蔬，除自己建立的菜园外还要增建菜园，完全不买菜吃，节省买菜费用，并决议全体工作人员自己回家带五天来食和不分五天的伙食尾子。这一运动不仅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各地也把它推广到群众中，从而产生了更大的效果。瑞金城市区南郊乡发动妇女开展节省运动，“几天工夫，自动的节省了五元，他们进行的方式是以屋为单位，宣传每个妇女要节省经济，为着革命战争，使他们自动的每天节省一片，或两片。收集的方法是每个屋子选出一个代表，到了每天早晨或晚上都到群众家里去把他们节省的钱收拢来，同时每天都有一个统计，将钱送到乡，再转到区”。同样又如“兴国城岗区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响应九县苏维埃负责人员联席大会要求节省一月火食的号召，召集各支社负责人员联席大会，由社长报告目前政治形势，目前工作任务及节省火食的重大意义后，全场一致诚恳的接受，决定节省火食一个月供给前方战费，在九月一号开始进行，全月统计共有大洋五十七元”。
此运动取得了较好效果，如胜利县“区一级所节省出来的办公费，就有百余元，同时又发动群众参加节省运动，如桥头、曲洋两区的群众，所节省的经济，都有一千多毫，特别是曲洋党团区委及区苏，不但节省了办公费，而且负责人所分的伙食尾子，都节省有八十多毫洋。正因为如此，中央苏区在筹集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经费时，原计划需要三个月时间，但结果只用了两个半月，这所差半个月就是通过各级政府开展节省运动来解决的。
三、粮食供应
裕粮食的供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在粮食紧张时期，这一问题尤为重要，“由于过去对粮食问题的不可容许的忽视：比如无计划的运输出口，以及放任奸商的操纵，不管民间的浪费，以致如今受到了粮食的困难，尤其在今年六七两月青黄不接之际，粮食的缺乏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在某些地方开始发生了粮食恐慌和米价暴涨的现象”。为此，乡村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以下的措施来保证军粮的供应。
1 集中粮食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准备过程中，苏区政府就特别强调集中粮食，要求各地做到红军一到就要有饭吃。1931年1月18日，闽西工农民主政府要求“各县、区，红军到达何地，即由该地政府很迅速的将米食付与红军，此项米食可将当地收土地税，或粮食调剂局的谷子现行付出，再将数目报告县苏，以便政府核算”。《红色中华》的社论强调：“现在党团政府工会应该立即准备发动贫农团，雇农工会，乡苏代表会，以及妇女代表会，讨论如何鼓励群众卖谷子给政府，并宣传收集粮食的意义。”据此要求，各地乡村苏维埃做好宣传、协调工作。瑞金县召开了各区党政负责人员会议，讨论完成节省16000担谷子卖给红军的任务的进行方法。“在这一会议上，各区负责人都热烈地发表了新颖的意见，并自动地认定了自己本区所担负的数目，散会后，各区负责人即各自回本区发动群众进行这一工作。安远县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区乡立即派员进行充分鼓动，召集乡苏代表、雇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会议来报告节省粮食卖给红军吃的意义，深入群众中去发动群众自愿尽量节省谷子(对富农可以清查，如有的可以强迫省出)，送到乡苏或区苏集中。”并要求保障军需供应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同时要组织管理委员会(三人至五人可以政府人员兼任)保管登记每个群众节省送来的谷子数目。以便日后红军籴它时按数与群众结账，其谷子要待红军来时或上级调籴时会写信或派员来籴才可以粜米(谷价大洋六元四角一百斤净谷)，不准随时任何乱粜或给何部队吃了所粜的谷钱仍要按数归还群众，政府不得动用分文，这是供给目前战争需要的主要工作”博生县黄陂区的情况同样是：“粮食就在区粮食局(乡设粮食站)和义仓的谷挑去，烧的柴是耕田队的负责，如果多的话就在村里成立砍柴队。”区、乡政府动员群众尽量多地收集粮食，以公平的价格卖给红军，禁止哄抬物价，保证粮食的稳定供应。“粮食的来源：1.公堂众产2.群众多余的粮食，不管公堂的众产还是群众的余粮，送去(做成米)之后，红军都是出钱买。红军来了，区里会下通知分配各村的送粮任务和送达地点……为了做红军生活物资的供应工作，区、乡政府的干部分别下去向群众宣传……价格是公买公卖，大人小孩送去都是一样的价钱，我们不能抬高市价，群众卖了东西回来，干部还会问卖得了多少钱。”而在重大战役中。苏区地方政府的支持作用更为突出，赖世宏回忆地方政府为主力红军作战提供补给的情况说：“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前，我们黄陂区准备了大量的物资，如粮食、菜类等物资事先都安排和购买好了，红军主力来打黄陂时，食的、用的各种物资应用尽用(应有尽有)，保证了供应。”
2 借谷运动
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发出了在两个月内完成“借20万担谷子给红军”的号召，动员地方举行借谷竞赛。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基层各级政府接到训令后，“依照借谷办法，马上召集各乡主席联席会议，计划分配，并派人分头出发去各区乡开代表会、贫农团、雇农工会、选民大会等，将别处群众自动借谷的热烈与办法向本地群众宣传解释，并组织竞赛，使大家踊跃借谷”。在此号召下，借谷竞赛在地方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如兴国上社区“各乡主席和突击队提出了订立挑战跳跃……仁田乡在全支党员大会、支干会、乡代表全会中，就完成节省谷子一百七十二担，上社乡一个全支大会中节省谷子五十二担，一个乡代表会议中节省谷子七十二担；合富乡在各级团体会议中完成节省谷子五十七担，榔木乡一个支部大会中节省谷子三十五担，杨澄乡节省谷子五十担，该区共节省谷子一千五百四十担”。由于苏区基层政府的积极动员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上述借谷运动在各地大多超额提前完成。成绩较好的如博生县黄陂区，1933年县苏原定该区借谷一千五百，已经算是各区中最大的数字了。黄陂区自接到通知后，立即召集各乡代表的紧急会议，讨论具体动员方法。到会同志都充分发表意见，决定该区一共借5000担谷子给红军，以帮助红军粮食。各乡代表回到本乡后，立即动员广大群众，到3月5日前已完成4000担，正在春成白米，运往前方。同时，各地还号召群众将借谷变成退还谷票的捐谷行动，如瑞金县武阳区的负责人提出了将自己所借出来的谷子不要政府归还，把谷票退还政府的号召。而且各人下乡区动员群众，将目前战争环境详细告之群众，同时党团员也起了很大的领导作用。因此大部分群众都积极退还谷票，不到3天功夫，已在各乡政府集中了10000斤的谷票。在“五一”示威那天，各乡共计退还谷票20000。之后该区石水乡群众把全乡的借谷票一概都愿退还政府，不要政府还谷。新丰乡群众亦愿将所借的谷票退回，已退还了四十六担，武阳乡群众亦退回了三十四担二斗，该两乡仍在继续进行中。又桃黄区杨四乡群众，两天内退还了谷票7500斤并还在继续进行中。
各级苏维埃采取种种办法来保证战时后勤供应，有效支援了革命战争，鼓舞了群众的参战热情，使红军在供给方面获得充分保障。对此，苏区政府总结说：“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同时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两年以来凭借了苏区与白去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使我们对这事业亦已建立了相当的基础。”
[关键词]中央苏区，乡村动员，后勤供应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p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33-05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军事供给异常地艰难和复杂，但它又直接决定着中央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在反“围剿”战争中获得生存与胜利，苏区进行了军事上的动员，以寻求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有效补充。为此，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号召：“用一切的力量帮助前方红军作战，能够当红军的到红军中去，能够挑担的做佚子去，有钱的买公债票，有谷子的借谷子给红军。”能否把苏区群众动员到军事活动中，直接关系到党在苏区的革命基础是否牢固，关系到反“围剿”斗争的成败。以往对苏区军事斗争的研究多关注苏区中央政府机关的决策过程和红军的战斗经过，对各级苏维埃的组织动员论述较少。本文结合中央的军事动员政策、乡村政权在动员中的作用，以及这些动员措施在乡村社会中实施的情况，以期反映出苏区政权的后勤动员的全貌。
一、组织战时服务队
为了保证战时后勤供应，各地基层政府设立了运输委员会、战争动员委员会等，苏区乡村政权组织群众编成的各种战时服务队，主要包括：将劳动力组织成运输队、担架队、修路队、掩埋队等，为红军运输粮食弹药、抢救伤员、修筑工事、打扫战场；将妇女组织成慰劳队、救护队、洗衣队、缝衣队等，慰问部队，看护伤员，为红军煮饭、洗衣、缝补衣服；将少年儿童组织起来，为红军站岗放哨、传递消息、送茶送饭，等等。胜利县在1932年的组织和人员情况是：“参战队已改编七种组织。不分男女及青年界限——即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洗衣队、破坏队、乡(响)导队七种名称，均以乡为单位组织之。担架队每乡以三十人组织之，担架床十副，运输队每乡二十人组织之，慰劳队每乡以十人组织之，响导队每乡以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各队均设队长，并准备随时调动及准备各自带伙食的工作。”这些组织对保障苏区的军事后勤起到了重要作用，以送军鞋为例，才溪区的军鞋是慰劳队负责做和收集的，1933年5月前苏区未遭封锁时，8个乡平均每月每乡可集中布鞋500双。兴国县在1933年采取革命竞赛方法，全县集中到区的草鞋有上万余双，最好的是上社、方太，每区已集中1600余双，鼎龙区已集中1300余双。
从宁都县黄陂区苏维埃组织群众的方法略可了解这些组织当时的动员情况，苏区“先研究再在群众中开会宣传，进行动员说明意义与各种组织的任务和组织方法等。动员之后就开积极分子会，摸清什么人可以担任各组织的负责工作，摸清群众的年龄。编组后，便指定负责人，然后又开群众会，通过由群众选举负责人(先提出候选人)。之后就各组织分别召集队员开会了，苏维埃政府便主要抓负责人了。”而经过组织的民众在战争状态下能迅速地集合起来及时投入战时服务，据当时参加过担架队的胡伟茂回忆说：“一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时候，就提出而且实行了凡是45岁以内的男贫雇农每人都准备一只包袱，包袱里面放了一身褂子衫裤。一双鞋就绑在外面……政府随时招(召)唤，就随时背包袱出发。”此外，苏区还把一些地富分子强制性编入服务队中。如于都县沙心区的担架队包括有区别的两种：地主富农参加劳役队，是专门挑货物重担的；抬伤员和重要物资的就由贫苦工农负责，是正式的担架队。据1932年lO月统计，赣南各县参加支前的共60余万人，占全赣南苏区总人口的25％左右。
二、筹集军费
要应对敌人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和夺取反“剿”战争的胜利，首先要有比较充分的战争经费，以供给红军的需要。除粮食和武器弹药一般不需要用钱购买外，药品、被服和其他的军用物资，需要数量相当大的经费。为此，乡村政权积极响应中央苏区制定的方针和措施，保证反“围剿”战争中的军费供给。
1 推销公债
为了筹集战争经费，中央苏区政府鼓励群众购买战争公债。“发展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对红军作战经费经常供给和接济，是决定战争胜利重要条件之一，这是目前苏维埃临时政府发行革命战争公债的重大意义。”1932年6月苏区政府决定“向全苏区工农群众募集革命战争短期公债60万元，专为充裕革命战争的用费”，规定半年还本付息，其中在中央苏区发行50万元。同年10月，“为更充分的保障这次战争的完全胜利，充分准备战争的经费，特别是动员一切工农群众，更迅速完成这一准备，中央政府特再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120万元，专为充裕战争的费用。各乡村苏维埃都积极进行动员，向群众推销。以长冈乡为例，该乡设立了专门机构来负责此事，有公债发行委员会，委员5人，每村另有1个主任。推销过程是首先乡主席到县到区开会认销，回来召集代表会议，由各村代表确认本村的销数；而在各村，则是代表事先各代表级宣传队做个别宣传，再召集本村群众开会，讲明购买公债的意义。当场各代表及各推提的负责人首先认购，群号跟着认购，席上登记起来。通过乡、村政府上下的努力，长冈乡五千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从开始至销完只有十五天。在兴国县田村乡，乡主席回来后组织推销委员会，召集各村总代表来开会，干部首先认购，按人口和生活情况分到各村，村的总代表召集各代表开会，研究各家的生活情况，配合数字，然后召开村的群众大会(1932年时各村分代表同时召开小会)，说明为什么今年要发行公债、多少利息、几年归还，并且在会上选传。接着干部带头认购(如1932年时有一个干部带头认购了20元)，在群众大会上提出名字来要大家来学他。贫农团的成员和红军家属生活好的，都会带头认购。对于富农则要把更高的数额配给他，强制购买。群众中有生活较好而不愿买的，则由代表和推销委员会作个别宣传动员，给他算细账，提高他对革命的认识，对那些卖了谷子、猪或牛的，就会向他宣传要他买些，如1932年一家卖了头牛，他家就买了27元，一般农民家里买5角、1元、2元不等。
为了支援红军作战，减轻苏区政府的经济压力，各地还响应中央号召，领导群众开展公债延期还本的活动。如1933年云集区第四乡群众集体致信中央人民委员会，要求中央政府对第二期公债票，延迟六个月或一年还本，不要在六月底退还，而是到1934年正月或7月再还给他们，拿这笔准备归还的钱来供给前方的战费。还有的地方在经济动员中进行退还公债的宣传，如1933年瑞金黄安区在各个群众团体会议中进行充分的宣传鼓动，在“四—一二”纪念大会上，以乡为单位设立了 退还二期公债处。因此到了“四·一二”那天，各乡的群众，都很热烈地把公债带来会场，当场退还。特别是大埠、超田、黄安、梅坑四个乡表现得更是踊跃，在这一天共退还大洋2571元。而到了布置“五一”示威的工作中，该区继续前次的经验，又在各方面动员，结果在“五一”示威大会那天又退还公债1400余元。
2 节省经费运动
因国民党军队几次“围剿”的相隔时间很短，战争动员任务异常紧迫，针对苏维埃政府不能如期完成筹款任务的问题，红军和各级政府还开展节省经费运动，以应对战争的需要。1930年11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了通告，指出：“节省经费是保证着促进革命之胜利，是争取阶级决战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各地纷纷采取措施来开展这一运动，如公略县各区乡苏主席在1933年的查田扩大会中宣布节省八月份一个月伙食费，结果全县共节省大洋1420.61元。才溪区苏、区委及各团体机关，为了实现中央的号召，开展一切节省，发对一切浪费，集中一切经费。他们召集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一致决定每天每人节省一个铜板，不吃零星小食，尽量节省一切办公费，努力种植菜蔬，除自己建立的菜园外还要增建菜园，完全不买菜吃，节省买菜费用，并决议全体工作人员自己回家带五天来食和不分五天的伙食尾子。这一运动不仅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各地也把它推广到群众中，从而产生了更大的效果。瑞金城市区南郊乡发动妇女开展节省运动，“几天工夫，自动的节省了五元，他们进行的方式是以屋为单位，宣传每个妇女要节省经济，为着革命战争，使他们自动的每天节省一片，或两片。收集的方法是每个屋子选出一个代表，到了每天早晨或晚上都到群众家里去把他们节省的钱收拢来，同时每天都有一个统计，将钱送到乡，再转到区”。同样又如“兴国城岗区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响应九县苏维埃负责人员联席大会要求节省一月火食的号召，召集各支社负责人员联席大会，由社长报告目前政治形势，目前工作任务及节省火食的重大意义后，全场一致诚恳的接受，决定节省火食一个月供给前方战费，在九月一号开始进行，全月统计共有大洋五十七元”。
此运动取得了较好效果，如胜利县“区一级所节省出来的办公费，就有百余元，同时又发动群众参加节省运动，如桥头、曲洋两区的群众，所节省的经济，都有一千多毫，特别是曲洋党团区委及区苏，不但节省了办公费，而且负责人所分的伙食尾子，都节省有八十多毫洋。正因为如此，中央苏区在筹集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经费时，原计划需要三个月时间，但结果只用了两个半月，这所差半个月就是通过各级政府开展节省运动来解决的。
三、粮食供应
裕粮食的供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在粮食紧张时期，这一问题尤为重要，“由于过去对粮食问题的不可容许的忽视：比如无计划的运输出口，以及放任奸商的操纵，不管民间的浪费，以致如今受到了粮食的困难，尤其在今年六七两月青黄不接之际，粮食的缺乏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在某些地方开始发生了粮食恐慌和米价暴涨的现象”。为此，乡村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以下的措施来保证军粮的供应。
1 集中粮食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准备过程中，苏区政府就特别强调集中粮食，要求各地做到红军一到就要有饭吃。1931年1月18日，闽西工农民主政府要求“各县、区，红军到达何地，即由该地政府很迅速的将米食付与红军，此项米食可将当地收土地税，或粮食调剂局的谷子现行付出，再将数目报告县苏，以便政府核算”。《红色中华》的社论强调：“现在党团政府工会应该立即准备发动贫农团，雇农工会，乡苏代表会，以及妇女代表会，讨论如何鼓励群众卖谷子给政府，并宣传收集粮食的意义。”据此要求，各地乡村苏维埃做好宣传、协调工作。瑞金县召开了各区党政负责人员会议，讨论完成节省16000担谷子卖给红军的任务的进行方法。“在这一会议上，各区负责人都热烈地发表了新颖的意见，并自动地认定了自己本区所担负的数目，散会后，各区负责人即各自回本区发动群众进行这一工作。安远县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区乡立即派员进行充分鼓动，召集乡苏代表、雇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会议来报告节省粮食卖给红军吃的意义，深入群众中去发动群众自愿尽量节省谷子(对富农可以清查，如有的可以强迫省出)，送到乡苏或区苏集中。”并要求保障军需供应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同时要组织管理委员会(三人至五人可以政府人员兼任)保管登记每个群众节省送来的谷子数目。以便日后红军籴它时按数与群众结账，其谷子要待红军来时或上级调籴时会写信或派员来籴才可以粜米(谷价大洋六元四角一百斤净谷)，不准随时任何乱粜或给何部队吃了所粜的谷钱仍要按数归还群众，政府不得动用分文，这是供给目前战争需要的主要工作”博生县黄陂区的情况同样是：“粮食就在区粮食局(乡设粮食站)和义仓的谷挑去，烧的柴是耕田队的负责，如果多的话就在村里成立砍柴队。”区、乡政府动员群众尽量多地收集粮食，以公平的价格卖给红军，禁止哄抬物价，保证粮食的稳定供应。“粮食的来源：1.公堂众产2.群众多余的粮食，不管公堂的众产还是群众的余粮，送去(做成米)之后，红军都是出钱买。红军来了，区里会下通知分配各村的送粮任务和送达地点……为了做红军生活物资的供应工作，区、乡政府的干部分别下去向群众宣传……价格是公买公卖，大人小孩送去都是一样的价钱，我们不能抬高市价，群众卖了东西回来，干部还会问卖得了多少钱。”而在重大战役中。苏区地方政府的支持作用更为突出，赖世宏回忆地方政府为主力红军作战提供补给的情况说：“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前，我们黄陂区准备了大量的物资，如粮食、菜类等物资事先都安排和购买好了，红军主力来打黄陂时，食的、用的各种物资应用尽用(应有尽有)，保证了供应。”
2 借谷运动
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发出了在两个月内完成“借20万担谷子给红军”的号召，动员地方举行借谷竞赛。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基层各级政府接到训令后，“依照借谷办法，马上召集各乡主席联席会议，计划分配，并派人分头出发去各区乡开代表会、贫农团、雇农工会、选民大会等，将别处群众自动借谷的热烈与办法向本地群众宣传解释，并组织竞赛，使大家踊跃借谷”。在此号召下，借谷竞赛在地方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如兴国上社区“各乡主席和突击队提出了订立挑战跳跃……仁田乡在全支党员大会、支干会、乡代表全会中，就完成节省谷子一百七十二担，上社乡一个全支大会中节省谷子五十二担，一个乡代表会议中节省谷子七十二担；合富乡在各级团体会议中完成节省谷子五十七担，榔木乡一个支部大会中节省谷子三十五担，杨澄乡节省谷子五十担，该区共节省谷子一千五百四十担”。由于苏区基层政府的积极动员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上述借谷运动在各地大多超额提前完成。成绩较好的如博生县黄陂区，1933年县苏原定该区借谷一千五百，已经算是各区中最大的数字了。黄陂区自接到通知后，立即召集各乡代表的紧急会议，讨论具体动员方法。到会同志都充分发表意见，决定该区一共借5000担谷子给红军，以帮助红军粮食。各乡代表回到本乡后，立即动员广大群众，到3月5日前已完成4000担，正在春成白米，运往前方。同时，各地还号召群众将借谷变成退还谷票的捐谷行动，如瑞金县武阳区的负责人提出了将自己所借出来的谷子不要政府归还，把谷票退还政府的号召。而且各人下乡区动员群众，将目前战争环境详细告之群众，同时党团员也起了很大的领导作用。因此大部分群众都积极退还谷票，不到3天功夫，已在各乡政府集中了10000斤的谷票。在“五一”示威那天，各乡共计退还谷票20000。之后该区石水乡群众把全乡的借谷票一概都愿退还政府，不要政府还谷。新丰乡群众亦愿将所借的谷票退回，已退还了四十六担，武阳乡群众亦退回了三十四担二斗，该两乡仍在继续进行中。又桃黄区杨四乡群众，两天内退还了谷票7500斤并还在继续进行中。
各级苏维埃采取种种办法来保证战时后勤供应，有效支援了革命战争，鼓舞了群众的参战热情，使红军在供给方面获得充分保障。对此，苏区政府总结说：“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同时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两年以来凭借了苏区与白去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使我们对这事业亦已建立了相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