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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910-1920年《小说月报》中为数众多的翻译小说的翻译方式,可以对清末民初的“译述”行为提出新的理解。“译述”的盛行是创作者（翻译者）、编辑与读者三方默契的产物,同时更说明中国传统的言说主体性具有相当强大的文化惯性,而这些因素,与商业考量和政治需求一起,共同塑造了“翻译”方式的实际表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