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穿山甲公子”的爆红，让今已不多用的“公子”尊称从历史和辞典中，重新在当代社会语境中鲜活而生动起来。这可能是继“小姐”由深闺称呼之雅而至娼门称呼之俗之后，又一个沦陷的古雅称谓。
　　考证源流，“公子”一称始现于周。周天子分封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公爵的儿子被尊称为“公子”，孙子则尊称为“公孙”。《通志》：“公孙氏，春秋时诸侯之孙，亦以为 （姓） 氏者。”《仪礼·丧服》：“诸侯之子称公子”。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公子”，是一个天团，史称“战国四公子”。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此扩大本国势力，对抗强秦的入侵，挽救国家危亡。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尽管最后都沒有实现，但他们不拘一格的人才观，以及对人才的礼遇，使天下名士、方士，归心投诚，一时名望。历史记住了他们的名字：齐国公子孟尝君、赵国公子平原君、魏国公子信陵君、楚国公子春申君。
　　以诸侯之子称“公子”，“战国四公子”既是轰隆的先声，也是历史的绝唱，他们运用人才来拯救国家于危难， 看重忠信仁义，因才施用，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时人和后人的眼里，“公子”之称，不仅关乎他们对诸侯之子这个社会阶层和等级的高度认可，更关乎他们发自内心对有为且有德才者的尊重和敬仰。
　　这种尊重和敬仰空落了将近2000年，直到明朝末年，方有了新的精神投射。那便是“明末四公子”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的出现。
　　四公子都是缔结复社的骨干，以翰墨辞章而担负天下兴亡的重任。陈贞慧既是文人，又是东林党魁、都御史陈于廷之子，身份显贵；方以智则出身世家；侯方域、冒辟疆风流倜傥，以传记散文为投枪，勇斗阉党余孽，甚为时人称道。他们身上，既有“战国四公子”忧于国事的风骨，又对礼贤下士的精神进行了新的发扬：爱宾客、广交游；出则忠义、入则孝悌。他们的“四公子”组合，与“战国四公子”组合最大的不同，是已经跳出了诸侯之子这个特定的阶层属性，而成为那个时代有风骨的读书人的代称。
　　只可惜，他们和“战国四公子”的宿命是一样的，都未能挽救国家危难于既倒，明亡后的不同命运，更增加了“四公子”的悲剧色彩。或许于此，方才显出了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珍贵品质。
　　近代史上的“民国四公子”组合，无论是张伯驹、袁克文，还是溥侗、张学良，都不难看出他们豪门士族的背景。人们之所以将他们以“四公子”合称，第一因于他们出身豪门士族这个共同点，还因他们大都热爱琴棋书画。此外，他们一律年轻英俊、天资才华、风流倜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淀，像极“明末四公子”。只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民国四公子”并非个个都从心底里愿意或者积极参与国事，除了张学良外，他们中的其他三公子，更愿意躲入书斋，学诗作文，钻研琴棋书画。历史上，“战国四公子”和“明末四公子”忧国伤时的风骨，在他们这个组合里，已经淡化若无了。
　　从“公子”这个雅称和尊称演进的历史脉络来看，很显然，除了出身富贵人家这点，“穿山甲公子”不配在精神层面享有“公子”这个称谓。网民此番热情地给他贴上“公子”这个标签，自然绝少尊敬的本意，反倒多了些调侃、戏谑甚至嘲讽的意味。此次“穿山甲事件”对“公子”一词的荼毒，具有典型的转折意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公子”这个词条要修订，将来或许应该加上一个新的注解：对那些无脑炫富的人的一种蔑称。
　　（选自《看历史》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