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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小波在小说《黄金时代》中，运用狂欢话语和黑色幽默来描写特定时代荒诞的现实，把对个体生存处境的揭露和反思寓于众声喧哗式的多层叙事中，使读者得以站在崭新的视角和高度窥见历史本原，展开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1]。
关键词：黄金时代；叙事学；狂欢化；黑色幽默；诗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02
王小波被妻子李银河誉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2]，其中篇小说《黄金时代》与他有着同样的气质。与“伤痕文学”同样取材于文革这一族群记忆，《黄金时代》不落窠臼，在层层嵌套的叙事中，以拆解历史严肃性的狂欢话语独特再现了当时荒誕的社会现实，叙述了北京知青王二在云南插队时与同为知青的医生陈清扬追求“奢望”，反抗“罪孽”，发展“伟大友谊”的故事。其黑色幽默蕴涵在无赖逻辑中，令人哑然失笑，并与感伤的诗意语言一起，试图“以荒诞对抗荒诞， 以叛逆对抗压抑”[3]，引起人们对艰难生存处境的反思。
一、多层叙事与多重视角
在热奈特的叙事理论中，叙述人以及他的讲故事行为构成叙事文学的内在特质[4]。《黄金时代》便是典型。它以主角“王二”讲故事的思路和陈清扬的话语为主线，恣意穿插叙事，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叙事以及从不同人物视角展开的高频率情节重述，使故事全貌以一种由模糊到清晰的方式被呈现，给予读者奇异观感。
以《黄金时代》第七节为例，王二与陈清扬酒店重逢时，王二以回忆“写交代”的方式，叙述当年他与陈清扬黎明时分在山上的结合：“陈清扬骑在我身上，一起一落，她背后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雾气……”随后，几乎等同于隐含作者的王二把话题岔到了人保组没收他牛角匕首的事情，紧接着又转回陈清扬在酒店里红了脸斥王二“永远是个混蛋”的现实情况，引出当年山上结合后陈清扬所说的那回王二“比哪回都混蛋”[5]这句话，最后以多个“陈清扬说”为引子，站在陈清扬视角叙述山上结合之事。
对陈清扬上山找王二这一情节的叙述则始于第三节“陈清扬来找我时，乘着白色的风。风从衣服下面钻进来，流过全身，好像爱抚和嘴唇”，中间穿插陈清扬被污蔑为“破鞋”的情节，直到第四节才重新提起：“陈清扬到山里找我的事又可以简述如下……可是她走进草房，看到王二就坐在床上……却吓得尖叫起来。”[5]
除了层层嵌套的叙事层和时间网，借人物之口来构成高频率情节重述的多重叙述视角也是《黄金时代》叙事的特色。仍以陈清扬上山为例，这一情节在第三、四节提起，却到第十节才以王二听陈清扬说话的角度，完善了叙述内容。“陈清扬说，她去找我时，树林里飞舞着金蝇。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陈清扬说，她到山里找我时，爬过光秃秃的山岗。风从衣服下面吹进来……那时她感到的性欲，就如风一样捉摸不定。”“陈清扬说，她到我的小草房里去时，想到了一切东西，就是没想到小和尚……”[5]读者在反复的、多视角的片段重述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填补故事情节，产生奇异观感。
《黄金时代》的叙事显示了“有意以暧昧性延展虚实之间的文字张力”[6]的王小波的精巧构思。其看似杂乱的重复叙事和人物话语，设置了悬念和想象空间，使读者得以在错落的叙述中从各个角度入手，窥见故事全貌，并由陌生感产生对历史事件的全新认识。
二、性与生命力构成的狂欢话语
王小波说：“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成为生活的主题……‘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1]他的《黄金时代》叙述的便是发生在文革这一阶级性压抑人性的年代的故事。那个年代可以说是谈性色变。对经常威胁要锤骟知青们的队长来说，王二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愣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然而在王二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
女主角陈清扬则被谣传偷汉，被强加“破鞋”之名，否认罪孽而不得。这时与她相遇的王二恰巧处于对生命与世界充满好奇与渴求的时期。“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5]王二遇见了急需证明自己清白的陈清扬，他开始以伟大友谊之名，反其道而行之，带着陈清扬冲破“强加罪孽—证明清白”的文革游戏规则，索性明目张胆地追求在那个年代成为奢望的灵肉欢愉。如果说文革的荒诞在于压抑人性，那么王二便是以性冲动的本能、以双倍的荒诞来反抗这一压抑。
于是在小说中，性爱成了男女主角的主要互动方式，颇为讽刺。大量对“现存的秩序、规范、特权、禁令的暂时摆脱”[7]的性爱话语，符合巴赫金提出的狂欢化理论，拆解了革命的严肃性，引导人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一段历史。同时，这些话语除了戏谑，又充满诗意，令人体会到文革高压下人突破“障碍”的强烈生命力，感动油然心生。
那个年代设置了太多“人性的障碍”，千千万万处于“黄金时代”的知青成为文革逻辑的牺牲品，连追求“食色”的本能欲望尚且被压抑。“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王二的话语，体现了他逃脱文革套路的生存本能以及深陷大环境漩涡的无奈，流露出一个个体对保罗·萨特所说的“自为存在 ”的渴求。
而王小波对主人公通过性爱追求“自为存在”的描写，常常超脱日常生活认识，充满诗意，“我侧躺在她身后，枕着她的头发进入她的身体……闭上眼睛，好像两只海豚在海里游动。山上有一股风，无声无息地吹下去。”[5]王二与陈清扬们以最本能的方式，在高压下追求自己的“奢望”，在夹缝中尝试满足本性所趋却在那个时代成为“罪孽”的生活要求，引发读者对人生的哲理思考。此外，通过对诸如“去你妈的罢”、“鸡巴”等粗俗口语的直接展示，王小波颠覆了大众对文革严肃的印象，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总体上，《黄金时代》中狂欢话语的基调是昂扬有力的。这些话语对文革强加罪孽、压抑人性的荒诞现实进行软性反击。“后来我们在饭店里重温伟大友谊……还谈到了我的小和尚……那时人家要把我们锤掉，但是没有锤动。我到今天还强硬如初……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5]在对性爱的描写中，主角对生命本原的执着和渴求自然流露，时代荒诞性的压抑愈强烈，人被激发的本能愈明显，生命力愈旺盛。 三、对抗荒诞的黑色幽默
文革年代是政治话语与阶级性高于一切的年代，充斥着荒谬逻辑，因而在社会每一角落，都存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荒诞现象。如斯大林所说，对待强盗最好的方式就是强盗的方式，对待荒谬的较好办法或许就是双倍的荒谬。王小波以黑色幽默来戏拟文革时期的流氓逻辑，令人哑然失笑，与伤痕文学对这段历史或愤怒或沉重的叙述完全不同。
“她真白，难怪搞破鞋。”一开篇，被无端污蔑为“破鞋”的陈清扬请王二为她证明清白，王二却认为，“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5]看似无赖的王二，实际上一语道破了时代的荒谬逻辑。他带着被动的陈清扬跳出文革游戏圈套，以明目张胆的性爱游戏作为反抗武器。发展到后来，甚至每次因为“思想淫乱，作风腐败”被斗争后，俩人都会趁着兴奋进行性交。“她丝毫也不怕成为破鞋，这比被人叫做破鞋而不是破鞋好得多。”[5]
由此，王二始终没帮陈清扬证明成“清白”，他认为“觉得自己清白无辜，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罪孽”。而陈清扬直到多年后再次与他相见，依然认为自己清白无辜，“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把她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说她不是破鞋，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5]陈清扬的天真与时代的荒诞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在文革定罪—反抗的时代逻辑中完全陷入被动。
而王二在文革时代中虽是边缘人，却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把控命运的主动权，即使这命运并不如意。如王小波所说：“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1]王二可以说是这种逻辑的最佳诠释者。被他请去吃鱼的陈清扬问他鱼在哪里，没拦住鱼的王二只好说“鱼还在河里”。面对“情敌”军代表，王二“像野猪一样看他，像发傻一样看他，像公猫看母猫一样看他”[5]，看得军代表没了脾气。他以荒诞对抗荒诞，用处处令人发笑的思维和话语把生活变得有趣。
此外，主角被迫写关于交代男女关系的材料的情节也处处体现黑色幽默，充分展现文革时期人的变态，揭露了大众对隐私的窥探欲。“当人事干部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别人写的交待材料。”到后来，王二以别人爱看他的交代材料为荣，陈清扬则以自己是被斗的“破鞋”中最美的一个为荣，反映人性在荒诞现实中的被迫适应和扭曲。“领导上挽救我们，让我写交待材料，这是多么的宽大！”[5]
黑色幽默背后隐藏的，是对命运不顺的自我解嘲，笑中带泪。“同样的事做多了就不再有趣。所以她还想下山，忍受人世的摧残。”[5]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蕴含着直面荒唐现实与现实所强加的罪孽的无奈，以及追求奢望的巨大勇气和能量。
四、感伤的诗意哲理
由于狂欢话语和黑色幽默的运用，《黄金时代》对文革記忆的描绘被镀上了一层喜剧色彩，但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性。《黄金时代》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开创了一个回看文革的全新视角，还以诗意的语言把对故事的叙写上升到人生哲理高度，哲理中又萦绕着感伤情绪，这也反映了王小波细腻的一面。
感伤的情愫通常来自在荒谬逻辑中始终被动的女主角陈清扬。“那时她心里也有很多奢望。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那时她被人叫作破鞋。”读者跟随听着风声对一切产生怀疑的陈清扬，跟随听浩荡风声从头顶涌过的王二，不由自主地对荒诞的现实和人生进行哲学思考，达到灵魂潮兴。
王小波简练朴实的环境白描满含感伤诗意，同时又蕴含强烈的生命意味。“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天上还有鸽子在飞。鸽哨的声音叫人终身难忘。”[5]这些画面，让人感受到了原始的自然本真，甚至令人对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心驰神往。“陈清扬说，她去找我时，树林里飞舞着金蝇。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穿过衣襟，爬到身上……炎热的阳光好像细碎的云母片，从天顶落下来。”
如诗般美好的自然环境描写也反衬了人物内心“奢望”被压抑的痛苦，“陈清扬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借被强加罪孽的女主角之口，《黄金时代》无情地揭露了人在荒诞时代中的艰难生存处境，感伤又无奈。但“下一瞬间她就下定了决心，走上前来，接受摧残，心里快乐异常”。人物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使小说诗意得到强化，哲理再度升华，在引起对生存处境的反思的同时，给予人强大的精神力量。
五、结语
王小波打破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文革或愤懑或哀伤的叙述方式，在《黄金时代》中以层层嵌套的自由叙事，展开对文革时期荒诞现实的反击。他以生命力旺盛的狂欢话语打破历史权威，黑色幽默与感伤诗意交织，反映出把人性本能压抑为“奢望”的荒诞，以及处于“黄金时代”的主角对被强加的罪孽的戏谑性反抗，使人得以在站在崭新视角体会文革历史，由此产生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并为人的强烈生命力而久久地感动。
参考文献：
[1]王小波.王小波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李银河.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小波[J].新闻出版交流，1998（2）：32-33.
[3]马骁.谈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挑战书写[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07-109.
[4]王先霈，孙文宪.文学理论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王小波.黄金时代[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宋如珊.人本自由狂欢——论王小波小说集《黄金时代》[J].励耘学刊（文学卷），2006（2）：166-187.
[7]巩红玉，巍钰霏.浅论王小波《黄金时代》的狂欢化[J].云南电大学报，2012（1）：39-43.
关键词：黄金时代；叙事学；狂欢化；黑色幽默；诗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02
王小波被妻子李银河誉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2]，其中篇小说《黄金时代》与他有着同样的气质。与“伤痕文学”同样取材于文革这一族群记忆，《黄金时代》不落窠臼，在层层嵌套的叙事中，以拆解历史严肃性的狂欢话语独特再现了当时荒誕的社会现实，叙述了北京知青王二在云南插队时与同为知青的医生陈清扬追求“奢望”，反抗“罪孽”，发展“伟大友谊”的故事。其黑色幽默蕴涵在无赖逻辑中，令人哑然失笑，并与感伤的诗意语言一起，试图“以荒诞对抗荒诞， 以叛逆对抗压抑”[3]，引起人们对艰难生存处境的反思。
一、多层叙事与多重视角
在热奈特的叙事理论中，叙述人以及他的讲故事行为构成叙事文学的内在特质[4]。《黄金时代》便是典型。它以主角“王二”讲故事的思路和陈清扬的话语为主线，恣意穿插叙事，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叙事以及从不同人物视角展开的高频率情节重述，使故事全貌以一种由模糊到清晰的方式被呈现，给予读者奇异观感。
以《黄金时代》第七节为例，王二与陈清扬酒店重逢时，王二以回忆“写交代”的方式，叙述当年他与陈清扬黎明时分在山上的结合：“陈清扬骑在我身上，一起一落，她背后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雾气……”随后，几乎等同于隐含作者的王二把话题岔到了人保组没收他牛角匕首的事情，紧接着又转回陈清扬在酒店里红了脸斥王二“永远是个混蛋”的现实情况，引出当年山上结合后陈清扬所说的那回王二“比哪回都混蛋”[5]这句话，最后以多个“陈清扬说”为引子，站在陈清扬视角叙述山上结合之事。
对陈清扬上山找王二这一情节的叙述则始于第三节“陈清扬来找我时，乘着白色的风。风从衣服下面钻进来，流过全身，好像爱抚和嘴唇”，中间穿插陈清扬被污蔑为“破鞋”的情节，直到第四节才重新提起：“陈清扬到山里找我的事又可以简述如下……可是她走进草房，看到王二就坐在床上……却吓得尖叫起来。”[5]
除了层层嵌套的叙事层和时间网，借人物之口来构成高频率情节重述的多重叙述视角也是《黄金时代》叙事的特色。仍以陈清扬上山为例，这一情节在第三、四节提起，却到第十节才以王二听陈清扬说话的角度，完善了叙述内容。“陈清扬说，她去找我时，树林里飞舞着金蝇。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陈清扬说，她到山里找我时，爬过光秃秃的山岗。风从衣服下面吹进来……那时她感到的性欲，就如风一样捉摸不定。”“陈清扬说，她到我的小草房里去时，想到了一切东西，就是没想到小和尚……”[5]读者在反复的、多视角的片段重述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填补故事情节，产生奇异观感。
《黄金时代》的叙事显示了“有意以暧昧性延展虚实之间的文字张力”[6]的王小波的精巧构思。其看似杂乱的重复叙事和人物话语，设置了悬念和想象空间，使读者得以在错落的叙述中从各个角度入手，窥见故事全貌，并由陌生感产生对历史事件的全新认识。
二、性与生命力构成的狂欢话语
王小波说：“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成为生活的主题……‘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1]他的《黄金时代》叙述的便是发生在文革这一阶级性压抑人性的年代的故事。那个年代可以说是谈性色变。对经常威胁要锤骟知青们的队长来说，王二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愣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然而在王二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
女主角陈清扬则被谣传偷汉，被强加“破鞋”之名，否认罪孽而不得。这时与她相遇的王二恰巧处于对生命与世界充满好奇与渴求的时期。“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5]王二遇见了急需证明自己清白的陈清扬，他开始以伟大友谊之名，反其道而行之，带着陈清扬冲破“强加罪孽—证明清白”的文革游戏规则，索性明目张胆地追求在那个年代成为奢望的灵肉欢愉。如果说文革的荒诞在于压抑人性，那么王二便是以性冲动的本能、以双倍的荒诞来反抗这一压抑。
于是在小说中，性爱成了男女主角的主要互动方式，颇为讽刺。大量对“现存的秩序、规范、特权、禁令的暂时摆脱”[7]的性爱话语，符合巴赫金提出的狂欢化理论，拆解了革命的严肃性，引导人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一段历史。同时，这些话语除了戏谑，又充满诗意，令人体会到文革高压下人突破“障碍”的强烈生命力，感动油然心生。
那个年代设置了太多“人性的障碍”，千千万万处于“黄金时代”的知青成为文革逻辑的牺牲品，连追求“食色”的本能欲望尚且被压抑。“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王二的话语，体现了他逃脱文革套路的生存本能以及深陷大环境漩涡的无奈，流露出一个个体对保罗·萨特所说的“自为存在 ”的渴求。
而王小波对主人公通过性爱追求“自为存在”的描写，常常超脱日常生活认识，充满诗意，“我侧躺在她身后，枕着她的头发进入她的身体……闭上眼睛，好像两只海豚在海里游动。山上有一股风，无声无息地吹下去。”[5]王二与陈清扬们以最本能的方式，在高压下追求自己的“奢望”，在夹缝中尝试满足本性所趋却在那个时代成为“罪孽”的生活要求，引发读者对人生的哲理思考。此外，通过对诸如“去你妈的罢”、“鸡巴”等粗俗口语的直接展示，王小波颠覆了大众对文革严肃的印象，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总体上，《黄金时代》中狂欢话语的基调是昂扬有力的。这些话语对文革强加罪孽、压抑人性的荒诞现实进行软性反击。“后来我们在饭店里重温伟大友谊……还谈到了我的小和尚……那时人家要把我们锤掉，但是没有锤动。我到今天还强硬如初……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5]在对性爱的描写中，主角对生命本原的执着和渴求自然流露，时代荒诞性的压抑愈强烈，人被激发的本能愈明显，生命力愈旺盛。 三、对抗荒诞的黑色幽默
文革年代是政治话语与阶级性高于一切的年代，充斥着荒谬逻辑，因而在社会每一角落，都存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荒诞现象。如斯大林所说，对待强盗最好的方式就是强盗的方式，对待荒谬的较好办法或许就是双倍的荒谬。王小波以黑色幽默来戏拟文革时期的流氓逻辑，令人哑然失笑，与伤痕文学对这段历史或愤怒或沉重的叙述完全不同。
“她真白，难怪搞破鞋。”一开篇，被无端污蔑为“破鞋”的陈清扬请王二为她证明清白，王二却认为，“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5]看似无赖的王二，实际上一语道破了时代的荒谬逻辑。他带着被动的陈清扬跳出文革游戏圈套，以明目张胆的性爱游戏作为反抗武器。发展到后来，甚至每次因为“思想淫乱，作风腐败”被斗争后，俩人都会趁着兴奋进行性交。“她丝毫也不怕成为破鞋，这比被人叫做破鞋而不是破鞋好得多。”[5]
由此，王二始终没帮陈清扬证明成“清白”，他认为“觉得自己清白无辜，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罪孽”。而陈清扬直到多年后再次与他相见，依然认为自己清白无辜，“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把她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说她不是破鞋，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5]陈清扬的天真与时代的荒诞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在文革定罪—反抗的时代逻辑中完全陷入被动。
而王二在文革时代中虽是边缘人，却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把控命运的主动权，即使这命运并不如意。如王小波所说：“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做黑色幽默。”[1]王二可以说是这种逻辑的最佳诠释者。被他请去吃鱼的陈清扬问他鱼在哪里，没拦住鱼的王二只好说“鱼还在河里”。面对“情敌”军代表，王二“像野猪一样看他，像发傻一样看他，像公猫看母猫一样看他”[5]，看得军代表没了脾气。他以荒诞对抗荒诞，用处处令人发笑的思维和话语把生活变得有趣。
此外，主角被迫写关于交代男女关系的材料的情节也处处体现黑色幽默，充分展现文革时期人的变态，揭露了大众对隐私的窥探欲。“当人事干部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别人写的交待材料。”到后来，王二以别人爱看他的交代材料为荣，陈清扬则以自己是被斗的“破鞋”中最美的一个为荣，反映人性在荒诞现实中的被迫适应和扭曲。“领导上挽救我们，让我写交待材料，这是多么的宽大！”[5]
黑色幽默背后隐藏的，是对命运不顺的自我解嘲，笑中带泪。“同样的事做多了就不再有趣。所以她还想下山，忍受人世的摧残。”[5]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蕴含着直面荒唐现实与现实所强加的罪孽的无奈，以及追求奢望的巨大勇气和能量。
四、感伤的诗意哲理
由于狂欢话语和黑色幽默的运用，《黄金时代》对文革記忆的描绘被镀上了一层喜剧色彩，但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性。《黄金时代》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开创了一个回看文革的全新视角，还以诗意的语言把对故事的叙写上升到人生哲理高度，哲理中又萦绕着感伤情绪，这也反映了王小波细腻的一面。
感伤的情愫通常来自在荒谬逻辑中始终被动的女主角陈清扬。“那时她心里也有很多奢望。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那时她被人叫作破鞋。”读者跟随听着风声对一切产生怀疑的陈清扬，跟随听浩荡风声从头顶涌过的王二，不由自主地对荒诞的现实和人生进行哲学思考，达到灵魂潮兴。
王小波简练朴实的环境白描满含感伤诗意，同时又蕴含强烈的生命意味。“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亮，天上还有鸽子在飞。鸽哨的声音叫人终身难忘。”[5]这些画面，让人感受到了原始的自然本真，甚至令人对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心驰神往。“陈清扬说，她去找我时，树林里飞舞着金蝇。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穿过衣襟，爬到身上……炎热的阳光好像细碎的云母片，从天顶落下来。”
如诗般美好的自然环境描写也反衬了人物内心“奢望”被压抑的痛苦，“陈清扬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摧残，一直到死。”借被强加罪孽的女主角之口，《黄金时代》无情地揭露了人在荒诞时代中的艰难生存处境，感伤又无奈。但“下一瞬间她就下定了决心，走上前来，接受摧残，心里快乐异常”。人物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使小说诗意得到强化，哲理再度升华，在引起对生存处境的反思的同时，给予人强大的精神力量。
五、结语
王小波打破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文革或愤懑或哀伤的叙述方式，在《黄金时代》中以层层嵌套的自由叙事，展开对文革时期荒诞现实的反击。他以生命力旺盛的狂欢话语打破历史权威，黑色幽默与感伤诗意交织，反映出把人性本能压抑为“奢望”的荒诞，以及处于“黄金时代”的主角对被强加的罪孽的戏谑性反抗，使人得以在站在崭新视角体会文革历史，由此产生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并为人的强烈生命力而久久地感动。
参考文献：
[1]王小波.王小波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李银河.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小波[J].新闻出版交流，1998（2）：32-33.
[3]马骁.谈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挑战书写[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07-109.
[4]王先霈，孙文宪.文学理论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王小波.黄金时代[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宋如珊.人本自由狂欢——论王小波小说集《黄金时代》[J].励耘学刊（文学卷），2006（2）：166-187.
[7]巩红玉，巍钰霏.浅论王小波《黄金时代》的狂欢化[J].云南电大学报，2012（1）：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