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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新中国工业摇篮的“老工业基地”，在时代变革中发生了巨变，昔日辉煌不再，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也相对薄弱，投身工业题材创作的积极性和投身的优秀作者都非常缺少，甚至处于失语的状态。“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变迁给新世纪都市文学创作究竟带来些什么？当下作家在现代化工业文明进程势不可挡的今天如何重新找寻都市文学创作的新的生长点，并以何种角度再现“老工业基地”的美丽梦想？
评论家：工业仍为宝贵的文学资源
“老工业基地”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曾缺少激情和想象。以都市文学创作的维度，追寻“老工业基地”诞生、发展、变迁的历史踪迹，是将书写现实与历史感结合在一起，思考的是新中国工业的兴衰荣辱，透过一个民族的工业文化在这片黑土地的发展历史，看到中国历史顽强的生命意志，也看到大批产业工人为生存与发展而斗争的壮烈与悲凉。《芒种》主编张啟智提出，迄今为止的工业题材作品虽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但对“老工业基地”作出文学和哲学深度的生活体察、细致审视和现实思考、文化批判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面对今天社会的特殊的历史现实，为何中国作家对工业革命复杂性的认识不够深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指出，作家的生活基地都在豪宅里，要人中间没有作家，也缺乏深入基层的能力，所以能和这块土地相称的作品不多。评论家陈福民提出，今天谈论老工业基地，有很多沉重的历史记忆和复杂的情感记忆，不是说要痛下决心割舍这些，而是应该看清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由原来的历史记忆承载的文明记忆与现在的关联，关注文明的差异性和渐变性，这是很多作家缺乏的，我们很难从老的机器文明中发现新的东西，这是需要值得研究的。
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催生了新时期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改革文学”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现代化工业进程给“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也给当下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些都给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元素。
如何深化、丰富我们的都市文学，贺绍俊提出两点：一是应该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我们进入工业题材的文学资源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先进的阶级立场才会进入到本质性的认识并进行深入分析；二是应该有一种城市立场，城市中承载着一种都市精神，如何以老工业基地作为一个文学资源去开拓都市文学写作，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从沈阳到辽宁，再到整个东北，真是工业题材的摇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指现，从中国第一部工业题材小说《原动力》起，可以看到工业基地和工业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比如邓刚的《阵痛》、肖克凡的《机器》，通过工厂的转型，写出了社会的演变。工业基地也是文学的沃土，希望作家们在这个领域深入进去，创作出有时代特色的优秀工业题材之作。
对“老工业基地”重大历史变迁的文学书写需要放到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中考察，放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宏观发展态势中审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认为，这些年工业题材的都市文学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辽宁、沈阳等地涌现了优秀作家和作品，但是远远不够。现在谈到老工业基地的时候，作家们还是比较习惯于按照历史，带着一点历史悲情。尤其是涉及作家个人经验，这种历史的悲情和个人的感伤联系起来了，这都是有道理。“但我也同时觉得，应该注意到，历史就在痛苦的蜕变中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在表现工业题材的时候，应该尽量全面看待、掌握它，这对于工业题材、都市题材的文学创作都是很重要的。”
作家：工业题材已离时代远去
20世纪80年代末，天津作家肖克凡的小说《黑砂》和《最后一个工人》被改编成话剧上演时的轰动和好评似乎恍若隔世。时光流淌到2012年，有人将他的工业题材小说推荐给影视公司时，专家论证的结论却是“工人阶级不存在了，拍这种题材的电视剧有谁看啊！”这样的结论令肖克凡受到震动：工人阶级竟然不存在了。难道真的都变成工薪阶层了吗？
在工厂待过25年的作家蒋子龙，曾经写出《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等一系列掷地有声的作品。几十年过去，他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已经不复存在。在他看来，当年所谓的工业题材的小说，也像“天津重机”一样淡出公众视野，应该重新考量和界定。
蒋子龙觉得，严格意义上的“工业题材”概念是指关注经济的核心、经济的脊梁的作品；还有一种泛工业题材，当下很多作品都掺合一点工业内容。工业品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身边，比如有人做心脏搭桥手术，他的心脏是半工业心脏；写灯红酒绿的作品，也是在工业氛围中。现在，恐怕工人的身份也变得多重。农民工是工人吗？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并非完全具备工人的本质。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也最缺乏工人形象，缺乏能够触及工人的“魂”的作品。
“现在一切核心的核心都是GDP，”蒋子龙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太潦草了，缺乏核心工业，核心技术完全轻而易举从国外购买代替了。好的工业工人凤毛麟角，原来一个强大的技术队伍都涣散了，而且没有在培养。他特别希望像农村调查一样，搞一次工业调查，多跑几个像造船厂、机床厂这样有代表性的行业，对中国目前的工业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以我在生活中了解到的现象和部分调查，到处都是粗制滥造。”蒋子龙说，就目前的多数状况，他对中国工业题材的创作不太乐观。不过，他去过太原重型机器厂参观之后非常激动。他对太原重机厂总经理说，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脊梁。蒋子龙说，自己还要写一部关注工业的作品，就写天津工业最好的时候。他希望用作品证明工业振兴的源头和力量。
几十年来一直关注煤矿工人的刘庆邦看到，煤矿产业的手段在发生变化，手工变成机械化产业，木头支护变成钢铁的综合支护，这些不是他着重关注的，他更关注人的心理的变化。他常常一个人深入到煤矿，不和任何人打招呼，没有任何应酬，一杆子扎到底。有一次他去河北的一家小煤矿，发现那里还用骡子拉煤；他偶尔走走“关系”，通过朋友介绍深入到国营煤矿，住在矿工宿舍里，和矿工一起排队买饭。靠着这种扎扎实实的“接地气”，虽然离开一线，刘庆邦仍能准确地把握到现代矿工的心理变化。刘庆邦说，矿工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70%的能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他希望写一部矿工群像的生活，写矿工奉献与牺牲的精神。为此，他深入到郑州煤业（集团）公司，这里的大平煤矿曾在2004年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一百多人死亡，刘庆邦陆续采访了矿难后职工家属，关注他们怎么战胜伤痛，面对生活。 “矿区大都在城乡接合部，矿工多数来自农村。从农村到煤矿，从农民到工人有很大转变。刘庆邦说，矿工是特殊的生态群体，作业环境和任何行业都不同，看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狭小、黑暗的环境中，只有矿灯一点微弱的光亮。他们饱受水、火、瓦斯等灾害的威胁。但是，他们在黑暗中维护着中国的光明。”
现今有不少工业题材文学作品，只是文学界将它归为“打工文学”。肖克凡分析，如此归类的原因，是我们将如今在工厂里干活儿的工人称为“农民工”。“我回忆当年我16岁进厂学徒时，很多工人师傅也是进城做工的，他们的家庭都在农村，每逢春节享受‘探亲假’回农村家里团聚。那时候他们都是正儿八经的产业工人，今天却都叫农民工。”
“现在提倡市场化，假若市场不需要工业题材作品，它就很难振兴。如今市场需要娱乐，所以娱乐作品不用我们振兴它就欢蹦乱跳了。”肖克凡说：从普世意义讲，工业题材也是文学范畴，普通劳动者不应当被社会瞧不起，这个社会不是只有白领，还有蓝领大量存在。然而，由于蓝领生活缺乏华丽风光，不好吸引眼球，久而久之就愈来愈少了。所以，肖克凡说：“如果必须要我提个建议，这可能与文学无关，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适度尊重普通劳动者，不要放弃劳动光荣这个价值观。”
一个写作者没有忧患意识，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李铁说，这种意识注定了他的悲剧情怀，没有办法，工人的命运带有悲剧色彩，而只有悲剧才更有震撼力，才更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写工业题材的创作需要更多优秀的作家也参与进来。”李铁认为，工业题材处于边缘状态，有作家的责任，也有出版者的责任，通常认为这类题材的小说没有商业卖点，出版社不愿出这类书籍，连出版都困难，作家在写这类题材时也就会持迟疑和谨慎的态度了。恶性循环，工业题材的作品就越来越少。“我从来不认为有工厂元素存在的小说艺术质量会容易低，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元素更适合出高艺术水准的小说。与众多的见解相左，我还认为以工厂为背景的小说更容易是现代性的，或先锋性的，如果把工厂里的一些生产片段或工人的生活片段写出来，不人为地强加故事，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去想象其中会发生的故事，这就会是一篇或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对于如何才能振兴工业题材的文学书写，李铁提出，首先应该重视，出版和评奖都不应歧视这类题材；第二就是作者本身要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当代人都面临两个不同的窘境，一个是生存的困境，一个是精神的困境。一个写作者要从文学的角度正视这种状况的存在。我们的所谓“工业题材”写作不能只面对那些所谓的社会问题，人类的精神上的问题才是文学的问题，用文学的叙事来呈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灵魂所在，才是作家的责任。写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生活经验之上的，不了解当代工人的生活，只熟悉已经脱离了工人阶级的老总们是写不好“工业题材”的。
振兴任何题材的文学书写都需要一个前提，作家曹征路认为，那就是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文化艺术积累，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传统，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趣，这些东西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一点都不输给其他民族。中国有13亿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普通劳动者，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去为他们服务，而是去满足少数精英的趣味，去追求“与世界接轨”，这种艺术有什么前途？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曹征路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中央电视台久违地喊出了“工人伟大劳动光荣”，青歌赛上奏起了交响乐《红旗颂》。是春江水暖？还是临阵磨枪？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主流媒体这种改变还是令我恍如隔世感慨万千。他说：“一位远方的朋友告诉我，只有精神强大的民族，才能产生伟大的交响乐。我深以为然。”
评论家：工业仍为宝贵的文学资源
“老工业基地”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曾缺少激情和想象。以都市文学创作的维度，追寻“老工业基地”诞生、发展、变迁的历史踪迹，是将书写现实与历史感结合在一起，思考的是新中国工业的兴衰荣辱，透过一个民族的工业文化在这片黑土地的发展历史，看到中国历史顽强的生命意志，也看到大批产业工人为生存与发展而斗争的壮烈与悲凉。《芒种》主编张啟智提出，迄今为止的工业题材作品虽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但对“老工业基地”作出文学和哲学深度的生活体察、细致审视和现实思考、文化批判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面对今天社会的特殊的历史现实，为何中国作家对工业革命复杂性的认识不够深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指出，作家的生活基地都在豪宅里，要人中间没有作家，也缺乏深入基层的能力，所以能和这块土地相称的作品不多。评论家陈福民提出，今天谈论老工业基地，有很多沉重的历史记忆和复杂的情感记忆，不是说要痛下决心割舍这些，而是应该看清楚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由原来的历史记忆承载的文明记忆与现在的关联，关注文明的差异性和渐变性，这是很多作家缺乏的，我们很难从老的机器文明中发现新的东西，这是需要值得研究的。
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催生了新时期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改革文学”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现代化工业进程给“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也给当下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些都给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元素。
如何深化、丰富我们的都市文学，贺绍俊提出两点：一是应该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我们进入工业题材的文学资源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先进的阶级立场才会进入到本质性的认识并进行深入分析；二是应该有一种城市立场，城市中承载着一种都市精神，如何以老工业基地作为一个文学资源去开拓都市文学写作，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从沈阳到辽宁，再到整个东北，真是工业题材的摇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指现，从中国第一部工业题材小说《原动力》起，可以看到工业基地和工业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比如邓刚的《阵痛》、肖克凡的《机器》，通过工厂的转型，写出了社会的演变。工业基地也是文学的沃土，希望作家们在这个领域深入进去，创作出有时代特色的优秀工业题材之作。
对“老工业基地”重大历史变迁的文学书写需要放到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中考察，放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宏观发展态势中审视。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认为，这些年工业题材的都市文学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辽宁、沈阳等地涌现了优秀作家和作品，但是远远不够。现在谈到老工业基地的时候，作家们还是比较习惯于按照历史，带着一点历史悲情。尤其是涉及作家个人经验，这种历史的悲情和个人的感伤联系起来了，这都是有道理。“但我也同时觉得，应该注意到，历史就在痛苦的蜕变中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在表现工业题材的时候，应该尽量全面看待、掌握它，这对于工业题材、都市题材的文学创作都是很重要的。”
作家：工业题材已离时代远去
20世纪80年代末，天津作家肖克凡的小说《黑砂》和《最后一个工人》被改编成话剧上演时的轰动和好评似乎恍若隔世。时光流淌到2012年，有人将他的工业题材小说推荐给影视公司时，专家论证的结论却是“工人阶级不存在了，拍这种题材的电视剧有谁看啊！”这样的结论令肖克凡受到震动：工人阶级竟然不存在了。难道真的都变成工薪阶层了吗？
在工厂待过25年的作家蒋子龙，曾经写出《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等一系列掷地有声的作品。几十年过去，他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已经不复存在。在他看来，当年所谓的工业题材的小说，也像“天津重机”一样淡出公众视野，应该重新考量和界定。
蒋子龙觉得，严格意义上的“工业题材”概念是指关注经济的核心、经济的脊梁的作品；还有一种泛工业题材，当下很多作品都掺合一点工业内容。工业品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身边，比如有人做心脏搭桥手术，他的心脏是半工业心脏；写灯红酒绿的作品，也是在工业氛围中。现在，恐怕工人的身份也变得多重。农民工是工人吗？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并非完全具备工人的本质。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也最缺乏工人形象，缺乏能够触及工人的“魂”的作品。
“现在一切核心的核心都是GDP，”蒋子龙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太潦草了，缺乏核心工业，核心技术完全轻而易举从国外购买代替了。好的工业工人凤毛麟角，原来一个强大的技术队伍都涣散了，而且没有在培养。他特别希望像农村调查一样，搞一次工业调查，多跑几个像造船厂、机床厂这样有代表性的行业，对中国目前的工业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以我在生活中了解到的现象和部分调查，到处都是粗制滥造。”蒋子龙说，就目前的多数状况，他对中国工业题材的创作不太乐观。不过，他去过太原重型机器厂参观之后非常激动。他对太原重机厂总经理说，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脊梁。蒋子龙说，自己还要写一部关注工业的作品，就写天津工业最好的时候。他希望用作品证明工业振兴的源头和力量。
几十年来一直关注煤矿工人的刘庆邦看到，煤矿产业的手段在发生变化，手工变成机械化产业，木头支护变成钢铁的综合支护，这些不是他着重关注的，他更关注人的心理的变化。他常常一个人深入到煤矿，不和任何人打招呼，没有任何应酬，一杆子扎到底。有一次他去河北的一家小煤矿，发现那里还用骡子拉煤；他偶尔走走“关系”，通过朋友介绍深入到国营煤矿，住在矿工宿舍里，和矿工一起排队买饭。靠着这种扎扎实实的“接地气”，虽然离开一线，刘庆邦仍能准确地把握到现代矿工的心理变化。刘庆邦说，矿工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70%的能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他希望写一部矿工群像的生活，写矿工奉献与牺牲的精神。为此，他深入到郑州煤业（集团）公司，这里的大平煤矿曾在2004年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一百多人死亡，刘庆邦陆续采访了矿难后职工家属，关注他们怎么战胜伤痛，面对生活。 “矿区大都在城乡接合部，矿工多数来自农村。从农村到煤矿，从农民到工人有很大转变。刘庆邦说，矿工是特殊的生态群体，作业环境和任何行业都不同，看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狭小、黑暗的环境中，只有矿灯一点微弱的光亮。他们饱受水、火、瓦斯等灾害的威胁。但是，他们在黑暗中维护着中国的光明。”
现今有不少工业题材文学作品，只是文学界将它归为“打工文学”。肖克凡分析，如此归类的原因，是我们将如今在工厂里干活儿的工人称为“农民工”。“我回忆当年我16岁进厂学徒时，很多工人师傅也是进城做工的，他们的家庭都在农村，每逢春节享受‘探亲假’回农村家里团聚。那时候他们都是正儿八经的产业工人，今天却都叫农民工。”
“现在提倡市场化，假若市场不需要工业题材作品，它就很难振兴。如今市场需要娱乐，所以娱乐作品不用我们振兴它就欢蹦乱跳了。”肖克凡说：从普世意义讲，工业题材也是文学范畴，普通劳动者不应当被社会瞧不起，这个社会不是只有白领，还有蓝领大量存在。然而，由于蓝领生活缺乏华丽风光，不好吸引眼球，久而久之就愈来愈少了。所以，肖克凡说：“如果必须要我提个建议，这可能与文学无关，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应当适度尊重普通劳动者，不要放弃劳动光荣这个价值观。”
一个写作者没有忧患意识，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李铁说，这种意识注定了他的悲剧情怀，没有办法，工人的命运带有悲剧色彩，而只有悲剧才更有震撼力，才更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写工业题材的创作需要更多优秀的作家也参与进来。”李铁认为，工业题材处于边缘状态，有作家的责任，也有出版者的责任，通常认为这类题材的小说没有商业卖点，出版社不愿出这类书籍，连出版都困难，作家在写这类题材时也就会持迟疑和谨慎的态度了。恶性循环，工业题材的作品就越来越少。“我从来不认为有工厂元素存在的小说艺术质量会容易低，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些元素更适合出高艺术水准的小说。与众多的见解相左，我还认为以工厂为背景的小说更容易是现代性的，或先锋性的，如果把工厂里的一些生产片段或工人的生活片段写出来，不人为地强加故事，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去想象其中会发生的故事，这就会是一篇或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对于如何才能振兴工业题材的文学书写，李铁提出，首先应该重视，出版和评奖都不应歧视这类题材；第二就是作者本身要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当代人都面临两个不同的窘境，一个是生存的困境，一个是精神的困境。一个写作者要从文学的角度正视这种状况的存在。我们的所谓“工业题材”写作不能只面对那些所谓的社会问题，人类的精神上的问题才是文学的问题，用文学的叙事来呈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灵魂所在，才是作家的责任。写作是建立在作家的生活经验之上的，不了解当代工人的生活，只熟悉已经脱离了工人阶级的老总们是写不好“工业题材”的。
振兴任何题材的文学书写都需要一个前提，作家曹征路认为，那就是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文化艺术积累，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传统，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趣，这些东西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一点都不输给其他民族。中国有13亿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普通劳动者，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去为他们服务，而是去满足少数精英的趣味，去追求“与世界接轨”，这种艺术有什么前途？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曹征路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中央电视台久违地喊出了“工人伟大劳动光荣”，青歌赛上奏起了交响乐《红旗颂》。是春江水暖？还是临阵磨枪？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主流媒体这种改变还是令我恍如隔世感慨万千。他说：“一位远方的朋友告诉我，只有精神强大的民族，才能产生伟大的交响乐。我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