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斯诺问鲁迅中国最优秀的散文杂文家有哪几位,鲁迅总共列出五个,依次是: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陈独秀和梁启超[1]。其时鲁迅与周作人决裂已达十三年之久了,所以鲁迅作出这样的排名绝非是要往胞弟脸上贴金,可以说是十分公允的。其实在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散文驰誉天下,声名极隆。郁达夫曾称:“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2]郁达夫作为诗人小说家,其鉴赏力至为高明,然而他还没有提到一点,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伟大,还在于他的作品,尤其是像《雨天的书》那样闲适“言志派”作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我们按照周作人自己的著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提出的中国新文学之发达实际上是晚明小品文——尤其是公安派、竟陵派小品文——的复兴来看待周氏的小品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周作人的散文既上承苏轼及公安竟陵的这一独抒个人性灵的“言志”传统,又在理论和实践上泽披俞平伯、废名、梁实秋乃至谢冰心、朱自清的审美观念和创作实践,同时又开启学者写作艺术性的文化随笔之先河,这条线索上名家辈出,包括沈从文、钟敬文、钱钟书、张中行、余光中等等,人数极多,但在艺术上堪与周氏平分秋色的实际上还是寥寥无几[3]。但就以上两点便足以奠定周作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师的地位,更无论他在文体上的不断尝试开拓和对散文理论的研究及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了。
　　周作人最具个性的散文大抵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当然是他的闲适小品文,也便是当时所通称的“美文”了。研究者通常用“冲淡平和”来概括周氏这一类作品的风格。空谈于事无补,不如征引两段来细加品味: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雅俗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雨天的书·喝茶》)[4]
　　有些有不醉之量的,愈饮愈是脸白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可以欣羡,只可惜他们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好像是美人之不肯显示她们的颜色,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泽泻集·谈酒》)[5]
　　这两段同经常被人征引称道的《故乡的野菜》的开头一样,能够显示出周氏闲适风格之一斑。周作人的“闲适冲淡”大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题材的闲适,文章所谈的都是日常生活琐事或细微之物,如喝酒、吃茶、草木虫鱼之类;其二是文风的冲淡,周氏散文的遣词造句绝不刻意雕琢,却无处不是精心安排的,实将陈望道所说的“消极修辞”的手段运用到了极致。以我们所引的第一句为例:“用雅俗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字数参差,看是散漫随便道来,可实际上却是大有讲究的。如果我们足够细致的话就不难体会到一种内在的节奏感。这节奏一方面来自意思上的层递发展;另一方面是产生于相同句式的并置,“用……茶具”、“同……共饮”、“得……之闲”、“抵……尘梦”,是四个结构相当的扩展了的动宾短语,但由于作者在每句之中使用了不同的字数,所以便使重复的句式隐藏在字句表面之下了,因此也就抹去了刻意求工整的痕迹了。这样的方法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实在是随处可见的。像以上这样的文章,实在正如郁达夫所作的评断:“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6]而后一段的美人之喻就更是出人意表,妙到毫巅。这个比喻的精妙之处,固然在于情态的贴切,但更微妙的是酒与美人本来就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如此比喻,自然会引出一丝文外的遐想。
　　然而,尽管周作人后来也说自己有“浮躁凌厉”和“闲适冲淡”两类文章,但他早先却不太承认自己已经真正达到了闲适冲淡的境地。他在《秉烛后谈序》中曾自己感慨说:“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7],可见周氏认为平淡只是自己文章的表面而已。实际上这类文章在周作人的全部作品中所占分量是很小的,他自己便说写这类文章仅仅只是“副业”,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说:“我写闲适文章,确是吃茶喝酒似的,正经文章则仿佛馒头或大米饭。”[8]。可是由于他这些“偶尔涉笔”的消遣风格独特,艺术魅力极强,实开一代散文之风气,影响巨大,致使“闲适冲淡”一词后来几乎便成了周作人风格的标签了。
　　其实周作人社会批判的杂文也是独树一帜的,既不是后来被左翼作家奉为正统的鲁迅式的一针见血辛辣偏激,也不是林语堂式的充满智慧的幽默调侃。而是常将极深沉的感情和强烈的批判意识隐藏在字面意思之下,甚或隐藏在句法和篇章结构之中。《死法》一篇将近两千字左右的篇幅,前面一千五百字左右都是东拉西扯无关宏旨,唯在最后一段才微微涉及主旨,令人恍然大悟作者用心之所在。有时候文章达到通篇全是反语,不露一点正面意思的地步。此处亦举两段聊作分析: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篇是《碰伤》:
　　因此可以知道,碰伤在中国实在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 (《泽泻集》)[9]
　　像《碰伤》这样的通篇全是反语的文章,截出一段来虽然也能够让人管中窥豹,但却只有将整篇文章连起来通读两遍以上方能体会到作者用心之良苦。如果我们将这一段与上面所引两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本段语句远没有上面两段来得通畅流利,相反,在句式上是处处显示出僵硬的别扭,大量的副词使得语句读起来有点刻意地绕来绕去的感觉。这些正是作者强制着把自己的想法往相反的方向去表达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症候。
　　另一篇比《碰伤》更为精彩的是《死法》,作者看似兴趣盎然地用大量的篇幅列举了各种死法,并评判其优劣之后说:
　　…于是乎最后想到了枪毙。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他实在同丈八蛇矛嚓喇一下子是一样,不过更文明了,便是说更便利了,而且使用地是那样的广和多!在身体上钻一个窟窿,把里面的机关搅坏一点,流出些蒲公英的白汁似的红水,这件事就完了……三月十八日中法大学生胡锡爵君在执政府被害,学校离开追悼会的时候,我送去一副对联,文曰: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这末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倘若说美中不足,便是子弹太大,掀去了一块皮肉,稍为触目,如能发明一种打鸟用的铁纱似的东西,穿过去好像是一支粗铜丝的痕,那就更美满了……(《泽泻集》)[10]
　　不难看出,此段和上段都一样使用了众多的表示强调、转折与让步的词,如“实在”、“不过”、“便是”、“不必”、“而且”……这些词获得的效果和上面分析过的是一致的。还有一点也是很容易注意到的,即两篇文章都使用了一些与现实相对立的因素,如第一段中提到“有刺钢甲”、“见毒的蛇”、“剑仙”;第二段中对枪毙极尽夸张的描述和想象性的对枪毙进行改造的意见都是一些荒谬绝伦的内容,而作者却用明白清楚的推理形式向读者说明这种荒谬是符合逻辑的。这样作者就把文章中的荒谬的世界同现实中的世界联系了起来,从而从中获取了一股强有力的批判力量。这与卡夫卡的小说实际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看似荒诞不经的笑料却能够深入人心,读之使人不寒而栗。
　　周氏再有一类文章是以《夜读抄》为代表的极有争议的“读书抄”体,此类文章征引起来颇为不便,所以只能泛泛而谈了。这类文章作法大抵是这样的:先引出一个话题(多是从书上得来的),再广加引述古今中外相关的言论,而作者只对所引的内容加几条简单的按语。不用说,这看起来有点像是偷懒的做法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批评指摘。理由不外有二:其一是有剽窃之嫌;其二是有卖弄学问之嫌。
　　然而郁达夫却对此类文章评价甚高,说:“近年来,一变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道了。”[11]确实,这种“述而不著”的文章非得胸中藏书万卷者不能作,更难的是,要想从汗牛充栋的书堆中拴取出适合的材料非得有阔大的眼界和敏锐的判断力不可。然而周作人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常常能够从像虱子、鬼神、茶酒这样芝麻大的题材中深入进行文化比较和文化批判的工作。不过这种工作通常是隐蔽进行的,并不明确说明。对于这类散文的艺术性,尤其是文章枯涩苍老的风格与作者晚年苦涩悲凉的心境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散文史家进一步去探索。
　　周作人的散文数量惊人,种类繁多,远在鲁迅之上,就对散文艺术的影响而言已不逊于鲁迅。本篇文章所做的考察只能说是九牛之一毛,宝山之片瓦。由于长期以来大家对他的偏见严重了些,实际上目前中国学术界对周作人遗产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1979年出版的唐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给了周作人一页的篇幅,而且是批判为主[12];1998钱理群等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对周作人进行了重新定位,给予周氏应有的——但还不是足够的——定位;舒芜所著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对周氏的散文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认为周氏实为现代散文的第一大家。近年来学术界对周作人的批评贡献似乎极为感兴趣,温儒敏《中国文学现代批评史》和刘锋杰的《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都给了周作人很高的评价。但总得来说,目前学界对周作人在文学上的贡献估计还是不足的,尤其是对他后期散文的艺术价值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
　　
　　注释:
　　[1]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p352,注释1,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2]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3]现代学者散文的发展详情可参阅:喻大翔:《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周作人:《雨天的书》第5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周作人:《泽泻集》第2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第14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7]周作人:《立春以前》第17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过去的工作》第8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9]周作人:《泽泻集》第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0]周作人:《泽泻集》第51-5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第14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2]唐詜:《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第238-2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许冬晶,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