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时背景下，薛暮桥以高级官员的身份揭露和批判由自己亲自参与建立的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确实需要很大勇气。
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薛暮桥一直活跃在我国的经济战线上，即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薛暮桥20岁就成为沪杭铁路最年轻的站长，其间加入铁路工人运动，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杭州被捕入狱。三年的牢狱生涯中，他阅读了大量的世界通史和西方及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出狱后，薛暮桥来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跟随该所负责人陈瀚笙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工作，从此步入经济研究领域。陈瀚笙早年曾留学美国和德国，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开创者，其研究以注重第一手调查资料著称。
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加入新四軍，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长。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等著作，其中《政治经济学》被刘少奇指定为干部读物和学校教科书。“皖南事变”后，薛暮桥辗转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在同伪币、法币的斗争中，他提出以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来稳定币值的观点并付诸实践，最终稳定了物价并驱逐了伪币和法币，为山东解放区赢得了良好的财政局面。这些观点在信用本位的今天看来已是常识，但在金本位或者金汇兑本位下的抗日战争时期，实属十分超前的理念。
1949年建国以后，薛暮桥一直担任中国经济界的高层领导，参与了最高层的经济决策。他曾相继担任过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在参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他也体验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在“文革”前，他曾明确提出要改革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并认为要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工作，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不赞成对集体经济完全采用指令性计划，主张非国有经济更要由市场来自发调节。此外，他还对超越国力、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发展表示过异议。“文革”期间，薛暮桥被打倒，住过“牛棚”，进过干校。第二次丧失人身自由时，已年逾花甲的他开始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部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又对书稿进行修改。这本书系统地总结了过去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重点批判了违背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正确轨道，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当时背景下，薛暮桥以高级官员的身份揭露和批判由自己亲自参与建立的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确实需要很大勇气，也正因为此，使得该书有较强的说服力。
在授予薛暮桥中国经济学奖时，颁奖辞中肯地评价道：“他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观点，并勇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错误的、过时的理念。”
薛暮桥复出后，一直致力于推动市场化改革，1979年7月，时任国家计委顾问和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针对大批知青返城后造成的就业推力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文章，指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改革劳动管理制度，丰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同年，中国开始出现“个体户”，并在随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1980年9月，时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的薛暮桥在党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做《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时，首次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该《初步意见》是国务院专职机构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具有纲领性文件的性质，奠定了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基调。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针对我国的改革在思想和舆论上出现了一些阻力和障碍，1991年初，已是耄耋之年的薛暮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对商品、货币、市场、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问题进行分析，对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商品经济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薛暮桥一直活跃在我国的经济战线上，即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薛暮桥20岁就成为沪杭铁路最年轻的站长，其间加入铁路工人运动，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杭州被捕入狱。三年的牢狱生涯中，他阅读了大量的世界通史和西方及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出狱后，薛暮桥来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跟随该所负责人陈瀚笙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工作，从此步入经济研究领域。陈瀚笙早年曾留学美国和德国，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开创者，其研究以注重第一手调查资料著称。
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加入新四軍，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长。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等著作，其中《政治经济学》被刘少奇指定为干部读物和学校教科书。“皖南事变”后，薛暮桥辗转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在同伪币、法币的斗争中，他提出以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来稳定币值的观点并付诸实践，最终稳定了物价并驱逐了伪币和法币，为山东解放区赢得了良好的财政局面。这些观点在信用本位的今天看来已是常识，但在金本位或者金汇兑本位下的抗日战争时期，实属十分超前的理念。
1949年建国以后，薛暮桥一直担任中国经济界的高层领导，参与了最高层的经济决策。他曾相继担任过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在参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他也体验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在“文革”前，他曾明确提出要改革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要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并认为要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工作，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不赞成对集体经济完全采用指令性计划，主张非国有经济更要由市场来自发调节。此外，他还对超越国力、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发展表示过异议。“文革”期间，薛暮桥被打倒，住过“牛棚”，进过干校。第二次丧失人身自由时，已年逾花甲的他开始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部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又对书稿进行修改。这本书系统地总结了过去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重点批判了违背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正确轨道，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当时背景下，薛暮桥以高级官员的身份揭露和批判由自己亲自参与建立的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确实需要很大勇气，也正因为此，使得该书有较强的说服力。
在授予薛暮桥中国经济学奖时，颁奖辞中肯地评价道：“他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观点，并勇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错误的、过时的理念。”
薛暮桥复出后，一直致力于推动市场化改革，1979年7月，时任国家计委顾问和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针对大批知青返城后造成的就业推力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文章，指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改革劳动管理制度，丰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同年，中国开始出现“个体户”，并在随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1980年9月，时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的薛暮桥在党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做《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时，首次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该《初步意见》是国务院专职机构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具有纲领性文件的性质，奠定了我国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基调。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针对我国的改革在思想和舆论上出现了一些阻力和障碍，1991年初，已是耄耋之年的薛暮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对商品、货币、市场、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问题进行分析，对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商品经济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