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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迷茫
那时候他留着一头齐腰的长发，搞的音乐类似BLUES和重金属的“私生子”，正如他一开始对自己的根很迷茫，也闯过几次北京，一直不停地不被赏识，找不到路子。
银川是一座很矛盾的城市，地处大西北却被称为塞上江南，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历史悠久，生活的却尽是移民——不是血统上不正确被迫逃亡的富农子弟，就是响应政治号召支援大西北的南方热血青年。苏阳的父母正好一边一个，他们分别来自河北赵县和浙江温岭。
当8岁的他被领着坐上火车，穿越辽阔的中国领土时，他还操着一口温岭方言，下车迎接他的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一个星期不到就改变了吃米饭的习惯。
稍大一点，他的青春时期贯穿西北数省，从陕西到青海最后又返回银川。除了把漂亮的歌厅女主持人娶做老婆外，他的音乐之路一直磕磕绊绊，尽管他已是银川最好的吉他手，也录了一张专辑，却一直没有拿出去的勇气。
他的“现在”是从35岁那年开始的——2003年，他听到一首非洲原生态民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这跟小时候听过的宁夏民谣好像！
从此以后，他就被这念头点燃。揣着录音机，一头扎进西北贫瘠的黄土里，一个村庄一条沟壑地寻找起民间艺人来，从他们嘴里掏出那些不断随着风沙和岁月产生和消亡的歌谣段子。
他不满足于“计划生育是国策”、“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段子，非要他们唱出那些内心藏匿最深的曲子，哪怕是黄色小调，因为那才是民歌的精华。他从书店、地摊和朋友们家里搜集来一册册的民歌书籍，一直到书架装不下。
他的音乐和人生，开始变化。种子开花
第二年——2004年，民谣歌手老狼去银川拍片，在当地一家酒吧里见到苏阳自弹自唱一首歌，当即被打动，“可能跟当地的水土特别契合吧，他的音乐……特别爷们儿。”回来后，他马上向一家唱片公司推荐，苏阳就此成为签约歌手。“我推荐他，跟我是做民谣出身的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觉得他的音乐有价值。”
他听到的那首歌，正是苏阳第一张专辑的名字——《贤良》。它本是一首只有四句的西海固民歌，却被他扩展成了一首歌词几百字、总长度5分36秒的歌。
银川市广电文化局副局长李世锋忘不了听到苏阳唱这首歌时的激动，这首歌是当年他从一个姓党的老大爷嘴里发掘出来，写进《西吉民歌选》里的。苏阳的二次创作让他觉得，这好比自己丢失多年的独生子被人领养，如今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
在这位昔日西吉县文化馆馆长的世界里，他无法想象这种神奇的效果：那首只有四句词的西海固民谣，居然能吸引来一大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蹦着跳着，一起上台高声合唱。“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缨哟。我要给你那新鲜的花儿，你让我闻到了刺骨的香味儿。”
十年时间，已经足够苏阳从民歌里挑选出的种子长大开花，他成功地举办了宁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个人演唱会，曲目都能从民歌里找到根源：《新鲜花儿开》，改编自固原县的一首宴席曲《牡丹花儿开》：《牛拉车车》原是永宁县流传的一首民歌：《招招手》是一首凉州贤孝：《早操晚操》是宁夏小曲《数花凋》：《像草一样》的副歌是一段秦腔牌曲……
他让那些在一张张或干瘪或丰实的口腔里流传几百年的歌，从宁夏、甘肃、陕西、青海汇聚到一起，让它们重新口口相传。吉他、贝斯、鼓被他用唢呐、板胡串接在一起，恰到好处。在北京、上海、广州，他都拥有一批死忠的年轻歌迷。若不是他，他们绝无可能对遥远落后的宁夏，那些名字独特的西北音乐“花儿”、“道情”、“贤孝”……产生什么印象。
“土地与歌”论坛版主杨文良是个虔诚的民歌迷，用十几年时间自费跑遍西部各省区收集民歌，他自称“民歌原教旨主义者”，专好原滋原味，反对改编。认识苏阳之后，他的观念开始逐渐改变，他给苏阳邮去了自己在甘肃拍摄的民歌大会视频。
宁夏之声
“里面有一种宁夏的、西北的东西，那种口口相传的生命力，花儿的。”这几年总是去看苏阳的演出，老狼对“花儿”之类的词汇已不再陌生。他说，如果没有苏阳，他对西北音乐的了解“最多也就到西安”。
头号文化名人张贤亮来自江苏，跟苏阳的父亲一样因政治原因定居宁夏，他常收到读者来信，地址是“甘肃省银川市”或者“内蒙古银川市”。张本人自嘲，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了他三天，节目播出时，旁白中仍说“张贤亮住在内蒙古银川市”。普通宁夏人出去，常有被矮化之感。
“我这种感觉特别明显”，21岁的中央电视台实习编导佟学远说。他来自宁夏东北部的盐池县，和无数宁夏籍的大学生一样，从到北京上大学开始，他就成了苏阳的最忠实推介者，孜孜不倦地在寝室放苏阳的专辑，“听听听听，这是我们宁夏的声音”，一直放到所有的人都对苏阳和他的音乐产生兴趣，开始寻觅苏阳的专场演出消息为止。现在工作了，他这一习惯仍未改变。
佟学远想推介的“宁夏”还有家乡特产的羊肉，可别人只有亲身去了才能吃到：再就是张贤亮的镇北堡影视城，每次和别人说到这个地方，他得强调“就是拍大话西游的地方”才行，这样也很难让人对“宁夏”有更直观的印象，唯有苏阳的音乐，人人都能听懂，而且推广极其容易。
佟学远的这种态度甚至影响到了父亲佟建新，身为盐池县文化局的副局长，他这些年时常能在外地感受到苏阳的影响力。去甘肃、陕西等临近省份开会时，常有人问他：“唱歌的苏阳，是不是真是你们那里的？”他总是一昂头回答：“就是！我们宁夏的！你们去网上搜嘛，他的新专辑叫《像草一样》……”
“他们那态度，明显是不太相信，你们也有这样有水平的歌手？”佟建新曾在上海读过书，对当年的不快记忆犹新。“一说我是宁夏的，没几个人知道宁夏在哪儿。现在人家知道苏阳了，身为一个宁夏人我特别自豪。”苏阳去盐池采风，佟建新非要请他吃午饭，饿着肚子等到下午两点。
然而，佟氏父子的努力，不过是个人行为。
尽管被看作宁夏的一个文化符号，这么多年苏阳从未得到过来自官方层面的一点儿助推，旅居的宁夏人仍然只能在地铁里，看着偶尔出现的家乡旅游广告而暗自兴奋，然后再神伤一下。正如李世锋他们当年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工作任务”收集的民歌，与让民歌重新复活、流传，是看起来相似却关系不大的两码事。
还是西北
“我看过他（苏阳）很多演出，那么多年轻人跟着他连唱带跳的，唱传统民歌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如今的杨文良说起来深有感触：起源于农耕时代、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民歌衰退是自然现象，不可避免。苏阳让民歌又有了生命力。“我和苏阳在银川一个小饭馆里吃饭，刚进去就有一个年轻人认出他，找他签名。一问，是个中学生。”
不过，苏阳还是那个苏阳。
按他的朋友，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的话说，简单、粗糙、直接，“典型的西北”。
他还是习惯于聚会时趁上厕所的机会悄悄埋单，却超级不擅长推介自己。
微博常常一个星期不发一条，至今只有一万多粉丝，而他一次演唱会就能卖出一万张票：经常有人在微博上给他发私信也不回。他写歌的速度更慢，平均五年才能出一张专辑，因为要采风，要喝酒。记者来采访，他总是领去吃特产的羊脖子肉，甭管别的先喝一顿酒，再问：“深度采访？深不深，县委书记知道。”
在央视录《民歌中国》时，他还穿着那双采风时常穿的布鞋，一个编导嫌不好看叫他去换，他一梗脖子：“要是非换不可，我就不上了。”最后，全部乐队成员都没有改变任何一点妆扮。“老苏一带头，我们都特牛。”他的管乐手安彪说，“后来有人跟我讲：你们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上节目不换任何妆扮的。”
现在他偶尔回浙江老家，听当地的越剧，觉得也挺好听，但已完全产生不了共鸣。从外表到内里，他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北男人。童年习惯的浙江方言完全忘掉，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的演唱会，最后一首总是习惯性的《长在银川》。
他说：“过几年一定要回到银川生活。我就这儿的人，我能去哪儿啊？”
“你来银川一口酒都没喝，我心里很不安。”他挠挠脑袋。“我这话说的，像不像个县委书记？”
那时候他留着一头齐腰的长发，搞的音乐类似BLUES和重金属的“私生子”，正如他一开始对自己的根很迷茫，也闯过几次北京，一直不停地不被赏识，找不到路子。
银川是一座很矛盾的城市，地处大西北却被称为塞上江南，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历史悠久，生活的却尽是移民——不是血统上不正确被迫逃亡的富农子弟，就是响应政治号召支援大西北的南方热血青年。苏阳的父母正好一边一个，他们分别来自河北赵县和浙江温岭。
当8岁的他被领着坐上火车，穿越辽阔的中国领土时，他还操着一口温岭方言，下车迎接他的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一个星期不到就改变了吃米饭的习惯。
稍大一点，他的青春时期贯穿西北数省，从陕西到青海最后又返回银川。除了把漂亮的歌厅女主持人娶做老婆外，他的音乐之路一直磕磕绊绊，尽管他已是银川最好的吉他手，也录了一张专辑，却一直没有拿出去的勇气。
他的“现在”是从35岁那年开始的——2003年，他听到一首非洲原生态民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这跟小时候听过的宁夏民谣好像！
从此以后，他就被这念头点燃。揣着录音机，一头扎进西北贫瘠的黄土里，一个村庄一条沟壑地寻找起民间艺人来，从他们嘴里掏出那些不断随着风沙和岁月产生和消亡的歌谣段子。
他不满足于“计划生育是国策”、“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段子，非要他们唱出那些内心藏匿最深的曲子，哪怕是黄色小调，因为那才是民歌的精华。他从书店、地摊和朋友们家里搜集来一册册的民歌书籍，一直到书架装不下。
他的音乐和人生，开始变化。种子开花
第二年——2004年，民谣歌手老狼去银川拍片，在当地一家酒吧里见到苏阳自弹自唱一首歌，当即被打动，“可能跟当地的水土特别契合吧，他的音乐……特别爷们儿。”回来后，他马上向一家唱片公司推荐，苏阳就此成为签约歌手。“我推荐他，跟我是做民谣出身的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觉得他的音乐有价值。”
他听到的那首歌，正是苏阳第一张专辑的名字——《贤良》。它本是一首只有四句的西海固民歌，却被他扩展成了一首歌词几百字、总长度5分36秒的歌。
银川市广电文化局副局长李世锋忘不了听到苏阳唱这首歌时的激动，这首歌是当年他从一个姓党的老大爷嘴里发掘出来，写进《西吉民歌选》里的。苏阳的二次创作让他觉得，这好比自己丢失多年的独生子被人领养，如今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
在这位昔日西吉县文化馆馆长的世界里，他无法想象这种神奇的效果：那首只有四句词的西海固民谣，居然能吸引来一大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蹦着跳着，一起上台高声合唱。“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缨哟。我要给你那新鲜的花儿，你让我闻到了刺骨的香味儿。”
十年时间，已经足够苏阳从民歌里挑选出的种子长大开花，他成功地举办了宁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个人演唱会，曲目都能从民歌里找到根源：《新鲜花儿开》，改编自固原县的一首宴席曲《牡丹花儿开》：《牛拉车车》原是永宁县流传的一首民歌：《招招手》是一首凉州贤孝：《早操晚操》是宁夏小曲《数花凋》：《像草一样》的副歌是一段秦腔牌曲……
他让那些在一张张或干瘪或丰实的口腔里流传几百年的歌，从宁夏、甘肃、陕西、青海汇聚到一起，让它们重新口口相传。吉他、贝斯、鼓被他用唢呐、板胡串接在一起，恰到好处。在北京、上海、广州，他都拥有一批死忠的年轻歌迷。若不是他，他们绝无可能对遥远落后的宁夏，那些名字独特的西北音乐“花儿”、“道情”、“贤孝”……产生什么印象。
“土地与歌”论坛版主杨文良是个虔诚的民歌迷，用十几年时间自费跑遍西部各省区收集民歌，他自称“民歌原教旨主义者”，专好原滋原味，反对改编。认识苏阳之后，他的观念开始逐渐改变，他给苏阳邮去了自己在甘肃拍摄的民歌大会视频。
宁夏之声
“里面有一种宁夏的、西北的东西，那种口口相传的生命力，花儿的。”这几年总是去看苏阳的演出，老狼对“花儿”之类的词汇已不再陌生。他说，如果没有苏阳，他对西北音乐的了解“最多也就到西安”。
头号文化名人张贤亮来自江苏，跟苏阳的父亲一样因政治原因定居宁夏，他常收到读者来信，地址是“甘肃省银川市”或者“内蒙古银川市”。张本人自嘲，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了他三天，节目播出时，旁白中仍说“张贤亮住在内蒙古银川市”。普通宁夏人出去，常有被矮化之感。
“我这种感觉特别明显”，21岁的中央电视台实习编导佟学远说。他来自宁夏东北部的盐池县，和无数宁夏籍的大学生一样，从到北京上大学开始，他就成了苏阳的最忠实推介者，孜孜不倦地在寝室放苏阳的专辑，“听听听听，这是我们宁夏的声音”，一直放到所有的人都对苏阳和他的音乐产生兴趣，开始寻觅苏阳的专场演出消息为止。现在工作了，他这一习惯仍未改变。
佟学远想推介的“宁夏”还有家乡特产的羊肉，可别人只有亲身去了才能吃到：再就是张贤亮的镇北堡影视城，每次和别人说到这个地方，他得强调“就是拍大话西游的地方”才行，这样也很难让人对“宁夏”有更直观的印象，唯有苏阳的音乐，人人都能听懂，而且推广极其容易。
佟学远的这种态度甚至影响到了父亲佟建新，身为盐池县文化局的副局长，他这些年时常能在外地感受到苏阳的影响力。去甘肃、陕西等临近省份开会时，常有人问他：“唱歌的苏阳，是不是真是你们那里的？”他总是一昂头回答：“就是！我们宁夏的！你们去网上搜嘛，他的新专辑叫《像草一样》……”
“他们那态度，明显是不太相信，你们也有这样有水平的歌手？”佟建新曾在上海读过书，对当年的不快记忆犹新。“一说我是宁夏的，没几个人知道宁夏在哪儿。现在人家知道苏阳了，身为一个宁夏人我特别自豪。”苏阳去盐池采风，佟建新非要请他吃午饭，饿着肚子等到下午两点。
然而，佟氏父子的努力，不过是个人行为。
尽管被看作宁夏的一个文化符号，这么多年苏阳从未得到过来自官方层面的一点儿助推，旅居的宁夏人仍然只能在地铁里，看着偶尔出现的家乡旅游广告而暗自兴奋，然后再神伤一下。正如李世锋他们当年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工作任务”收集的民歌，与让民歌重新复活、流传，是看起来相似却关系不大的两码事。
还是西北
“我看过他（苏阳）很多演出，那么多年轻人跟着他连唱带跳的，唱传统民歌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如今的杨文良说起来深有感触：起源于农耕时代、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民歌衰退是自然现象，不可避免。苏阳让民歌又有了生命力。“我和苏阳在银川一个小饭馆里吃饭，刚进去就有一个年轻人认出他，找他签名。一问，是个中学生。”
不过，苏阳还是那个苏阳。
按他的朋友，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的话说，简单、粗糙、直接，“典型的西北”。
他还是习惯于聚会时趁上厕所的机会悄悄埋单，却超级不擅长推介自己。
微博常常一个星期不发一条，至今只有一万多粉丝，而他一次演唱会就能卖出一万张票：经常有人在微博上给他发私信也不回。他写歌的速度更慢，平均五年才能出一张专辑，因为要采风，要喝酒。记者来采访，他总是领去吃特产的羊脖子肉，甭管别的先喝一顿酒，再问：“深度采访？深不深，县委书记知道。”
在央视录《民歌中国》时，他还穿着那双采风时常穿的布鞋，一个编导嫌不好看叫他去换，他一梗脖子：“要是非换不可，我就不上了。”最后，全部乐队成员都没有改变任何一点妆扮。“老苏一带头，我们都特牛。”他的管乐手安彪说，“后来有人跟我讲：你们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上节目不换任何妆扮的。”
现在他偶尔回浙江老家，听当地的越剧，觉得也挺好听，但已完全产生不了共鸣。从外表到内里，他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北男人。童年习惯的浙江方言完全忘掉，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的演唱会，最后一首总是习惯性的《长在银川》。
他说：“过几年一定要回到银川生活。我就这儿的人，我能去哪儿啊？”
“你来银川一口酒都没喝，我心里很不安。”他挠挠脑袋。“我这话说的，像不像个县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