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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生活的那个高歌猛进的激荡时代，在那个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时代，敢于摆脱“高大上”的目标模式，坚持在日常的学习、劳动、集体生活、休闲活动，乃至通常被视为“狭隘的”家庭关系之中，依据每一个学生道德发展的最大可能，确立自己的德育目标，体现出他勇于独立思考的胆识与坚定不移的求实精神。
苏霍姆林斯基的德育思想，一以贯之地指向“培养美好的人”这个最高目标。他说：“进行道德教育，造就真正的人——就是在号召做一个美的人。”[1]“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教育手段是十分尊重自己学生的人格。我们的使命是用这一手段去培植非常细腻而又精致的想法——希望成为一個好人，希望成为一个今天比昨天更好的人。”[2]他力图通过卓有成效的德育，让学生积累“做一个好人是最大的幸福”[3]的道德体验，进而成为真正的好人。“好人”，是他从“民间教育学”中直接引进的草根化概念，“培养好人”则是他在坚实大地上仰望星空的德育目标。
一、好人的本质：善良情感与奉献精神
如同给许多概念都冠以“真正的”一样，苏霍姆林斯基也提出过“真正的好人”的概念。他认为，真正的好人不是那种毫无原则、敌我不分的好好先生，不是那种伪善的利己主义者。他尖锐地批评说：标榜“独善其身”、借口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只想以达到社会最低要求而力求成为“白璧无瑕”的人，只能是市侩的典型。“一个心中缺乏真正的善良和人性的人总是在观察风向，盘算着如何行动才不至于给人留下坏印象。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发一点善心，但那是假的，是用来装样子的，是为了让别人将来能感谢他。”[4]在苏霍姆林斯基心目中，真正的好人“大写的人”“真正的人”，“就是指他是公民—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主义者，是祖国大地的英勇保卫者，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思想坚定的战士，是诚实的、干练的、热爱自己工作的劳动者，是集体主义者，是能享受欢乐和人生乐趣的有教养的人，是忠实的父亲和丈夫，是温柔的母亲和妻子”。[5]
他特别强调好人就是“美好、善良的人”。他说：“为了使每个学生随着年岁的增长，将来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而对他们进行的品德教育，……必须做到使孩子们的全部生活—他们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一切感受，都要使他形成信念，确信生活中最宝贵的是人；最高尚的品德、荣誉和道德精神，是给人造福，为人创造美，同时也使自己成为美好、善良的人。”[6]他相信，一个男孩子在得知同学生病不能上学时眼里泛出泪花，那他长大之后必定是个体贴关心人的丈夫和父亲。“善良情感，是良心的头道防线。”[7]好人也应是精神世界充实的人，是人性丰满的人。他们怀着成为好人的高尚意愿，“不是为显示，不是为求取赞扬，而是出于高尚情操的自然需求”[8]。
好人就是乐于奉献并从中获得快乐的人。苏霍姆林斯基写道：“教育伦理学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奉献。……对奉献的理解和感受，则是道德文明和道德素养的奠基石。”[9]奉献首先表现为慷慨。他引用一句名言说：“你奉献出来的东西，是属于你的；你隐藏起来的东西，你将永远失去。”吝啬使人贫乏，使人变成自私自利、视钱如命的可怜虫；只有最慷慨的人才会成为精神上最富有的人。精神上的奉献则是为他人尽义务、尽责任，奉献自己心中的温暖。奉献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为祖国的独立、幸福和强大奉献自己的一切。
善良情感与奉献精神相辅相成。一方面，善良情感是奉献精神之源。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当你为别人做了好事的时候，你会感觉良好、愉快；当你做了一件坏事、遭人责备的事的时候，你会感到难受”，这就是“一个人的良心”。人的羞耻心、责任心、义务感和奉献精神，都是从良心中“派生出来的”[10]。另一方面，善良需要通过奉献精神表现出来。“善良首先表现在，他把个人的一切都献给建设一个人们将创造性地、欢乐地生活于其中的社会。”[11]换言之，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只在那些善于为他人奉献自己精神力量的人心中存在。
二、好人的“前身”：好孩子、好学生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真正的好人需要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成长和检验。学校为使自己的毕业生将来成为好公民、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首先需要立足当下，努力培养好孩子、好学生等。好孩子、好学生可视为好人的“前身”—他们在正常情况下多会成长为真正的经得起社会实践检验的好人。与好人一样，好孩子、好学生是各式各样的，而其共同特征同样在于善良情感和奉献精神。苏霍姆林斯基写道：“我们呼唤做好孩子的意向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善良（的）意志，这是奉献的源泉”。[12]在此前提下，他批评过现实中许多关于“好学生”的误解和偏见，以申述自己与某些世俗观点迥然不同的“好学生观”。
他不同意“分数好的学生就是好学生”的观点。他批评这种偏见无端赋予分数以道德含义，使教育者容易忽视高分学生隐藏的品德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六年级有个很有数学才能的学生。每次测验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得5分，是全班瞩目的“小数学家”。可是有一次测验中得5分的不仅有那位“数学家”，还有四个同学也得了5分，绝大多数人得了4分，不及格的一个也没有。“数学家”顿时不高兴了，甚至放声大哭起来。苏霍姆林斯基分析说：一些教师总喜欢把分数好的学生与常得3分、2分的学生作比较，于是形成了一种定势：我是个好学生是因为有差学生，没有差学生便显示不出我这个好学生，这就容易使“好学生”滋生希望周围同学“差”以显示自己“好”的阴暗心理。显而易见，这种缺乏善良情感的学生称不上好学生。恰恰相反，苏霍姆林斯基相信每一位智力平平，甚至考分较差的学生，在道德发展上都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峰。他强调：“要善于在每一个学生面前，甚至是最平庸的、在智力发展上最有困难的学生面前，都向他打开他的精神发展的领域，使他能在这个领域里达到顶点，……这个领域就是道德发展。在这里，通往顶点的道路对任何人都没有封锁，这里有真正的和毫无限制的平等，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人。”[13] 他不同意“遇事漠然处之，事事顺从教师的学生是好学生”的观点。他看到有些孩子在教师面前，显得文静、谦恭、腼腆，举止上有点不合群，不爱与同学们交往。这样的孩子执行能力强，只要让他理解了老师的要求，他就会把事情做得停停当当。在稍有破坏纪律行为的场合中，老师只要扫他一眼，就足以使他变得又安静又柔顺。许多教师总是喜欢这样的孩子，看不到他们在胆小怕事背后深藏着的严重阻碍道德发展的根子。他举例说：“有个男孩名叫科利亚，性情文静，特别不爱显露自己，恰恰使我不安的是，他太温顺了……他过于勤恳地去完成我在课堂上、在我们学校里所提出的要求”，这“使我不安”。[14]他提醒说：要害怕出现对什么都宁肯俯首帖耳的顺从和沉默的学生，这是一个人身上最可怕的缺点，它能导致一个人对敌对和丑恶势力的妥协与顺从，甚至会助纣为虐。他说：“我们绝不给那些在课堂上默不作声，对精神生活中任何事都毫无反应的学生评‘优’（即5分）。这种缺乏个性的行为，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15]
相应地，他不同意“调皮学生不是好学生”的观点。他回忆自己在教育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些无可挑剔的模范学生，而是别具特点、与众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当难于管教的孩子。这些孩子从表面看有许多毛病，甚至表现出不可驾驭的淘气、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等，但透过这些现象却可以看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潜在着某种特殊优点。为此他提醒同事说：“应该懂得，有头脑、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看法的小淘气，对作为教育者的你来说是一种幸运；而那种像影子一样无意志的、头脑中的独立思想被你的‘强力’手段打掉了的、对你总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的学生，则是你的不幸。要知道，管不住的淘气鬼和爱吵闹的学生，在紧要时刻可能表现为一个善良的、好心的人，而那种无意志的、唯唯诺诺的学生，则往往是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的（他自己不知道这一点），甚至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顾亲人的痛苦。”[16]他对同行大声疾呼：“就让你们的学生成为带刺的、倔强的、任性的人吧。这总要比默不作声地俯首帖耳，比优柔寡断好得多。”[17]“没有比企图摧折少年的执拗态度和强令他服从更坏的了。”[18]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一观点使人联想到洛克，洛克也曾表示他宁愿看到一些任性，甚至放荡的青年，也不愿见到那些心情沮丧、胆怯、驯良、唯唯诺诺、郁郁寡欢的青年。他认为，“放荡的青年，通常显得生气勃勃，精神饱满，一旦走上正轨，常常可变成能干、杰出的人物”；而“心情沮丧的儿童则不然，他们……很不容易振作，这种人也极难获得任何成就”。[19]倘若对那些任性放荡的青年严加管束，则有可能“在一个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恶少的位子，置换上了一个唯唯诺诺、颓丧消沉的懦夫，他的违反本性的拘谨状态或许可取悦不明事理的人们……（然而）就其发展态势而言，这种儿童的整个一生，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毫无用处可言”。[20]洛克的观点与苏霍姆林斯基颇为相似，只是不及后者平和。
三、德育目标：“激励学生要实现成为一个好人的志向”[21]
自苏格拉底始，教育与做人的联系就十分密切。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人“怎样做人”，教人“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他一生都在劝人向善，教人美德，勉人敦品笃行。他使那些跟随他学习的人后来都成了更好的人，也使某些有犯罪倾向的人打消了犯罪念头。这也许是苏霍姆林斯基德育思想的重要源头—他在著作中确实提到过苏格拉底。
培养好人的德育目标源于苏霍姆林斯基的人性论。他坚信孩子生性中潜藏着成为好人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德育得以发生的前提。他写道：“您可以强迫孩子去干什么，但不可能强迫他做什么样的人。”[22]“如果孩子没有内部的精神动力，如果孩子没有做一个好人的愿望，学校便不可想象，教育也不可想象。”[23]孩子想成为好人的愿望不仅蕴藏在天性中，而且能在良好的早期教育中得到激发，特别是能受到家庭内外的教导、训话以及表扬、鼓励等方式的积极影响。孩子们从小会听到许多关于水手战胜海盗、好人战胜巫婆、光明战胜黑暗、善良战胜邪恶的童话故事，他们往往会把自己摆在故事里好人的位置上—年幼孩子总爱把故事里的人物简单地分为好与坏，并且表现出对坏人坏事的愤慨和毫不妥协的精神。这是德育得以顺利进行的正能量。苏霍姆林斯基还指出：“教育的核心”“教育的最宝贵之点”，就是“善于在青年心灵中不断激起做好人的愿望，想今天比昨天做得更好的愿望，以及对自己应有的自尊感”。[24]
培养孩子成为好人的愿望也体现着社会发展进步的最高要求。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培养好人和建设美好社会互为前提和基础。“如果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年轻人都生活得充满崇高的理想，如果理想成为每个人良心的捍卫者，那么，我们的社会无疑将是一个思想、道德、精神都崇高美好的世界。到那时候，正像高尔基所向往的，每个人在别人面前都将像星星一样闪耀着光彩。”[25]相反，如果“不把人培养成美好的人，……就不可能使我们的生活变成美好的生活”[26]。与此同时，培养孩子成为好人的目标也离不开社会提供的物质的、精神的、人际关系的条件，这些条件将保证教育能顺利地把人类社会美好的精神要素移植到新一代身上，意味着教育能引导孩子们从书籍中、从杰出人物身上、从日常交往中广泛吸收丰富的精神营养。“只有当少年不仅学会仔细观察周围世界，而且学会仔细观察自己时，只有当他不仅渴望认识自己周围的事物和现象，而且渴望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只有当他心灵的力量集注于使自己变得更美好、更完善时，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27]
好人与好事紧密相连。世上没有哪位好人不做好事，也没有不做好事的好人。“做好事”固然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助人为乐，而更主要的则是让孩子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劳动创造出美好事物，“使每个人把自己的精力、智慧、意志、发明才干都倾注在劳动的物质成果上，在自己用双手和心智创造出来的物品中看到自己。……只有已经体验到成功的欢乐的人，才会情不自禁地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美好。”[28]“为创造美而进行劳动，能使年幼的心灵高尚起来，……孩子们在创造大地上的美的过程中，自己也就变得更美好，更纯洁和更可爱。”[29]做一个好人还意味着，他在追求他人的或共同的幸福的过程中将获得个人的幸福。“道德美不是为了履行崇高的公民義务，要他们放弃个人的幸福，而是为他们获得个人幸福打下基础。具有道德美的人之所以幸福，正是因为他能献身于为人民谋求共同福利和幸福的斗争事业。”[30]这样，“做好事”与“做好人”，亦即尼采所说的“可视的道德”和“不可视的道德”，[31]便在一个人身上融为一体了。 四、让目标内化：引领学生向着道德高峰
不懈前行
苏霍姆林斯基的德育目标既立足学校，又放眼于学生毕业之后的持续发展，他指出：对一个好学生而言，主要的考试不是看他在书面考卷上答得如何，而是看他在社会上、在劳动中和家庭里能否顺利通过各种考验，交上一份份出色的人生答卷；对一所学校而言，真正的庆典不是在发给毕业证书的那一天，而是往日的学生作为公民，自豪地领着自己的子女送到他所信赖的学校的那一天。[32]简言之，只有在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广阔的社会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中，在数十年如一日的人生长河中，才能造就并确认真正的好人。因此，他总是千方百计将学校德育目标内化为学生自我德育的目标，让学生在离开学校后仍能怀着向道德目标继续进发的热忱，立志成为新的学习和劳动集体中的优秀成员、为社会尽职尽责的优秀公民、捍卫祖国独立自由的优秀儿女，特别是不忘初心，“永远仰望着闪着崇高思想的高峰”。为此，他要求学生既能关注生活中的细节，从小事开始给人以帮助，又不应专注于琐事，不应忘记仰望精神高地。他提醒说：“在人的情感世界中，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非常渺小、微不足道的尘屑，这种感情是最可怕的”[33]，他总是“教育学生对于那些干瘪、平庸的人物毫不容忍”[34]。他多次提出：孩子应当“对攀登上道德品格高峰的人深表敬意，……应当去仰望人的高峰，而不应当低着头去凝视坑洼和沼泽。让少年公民的头永远仰望着闪着崇高思想的高峰，……要对孩子们讲英雄业绩美，使他们的眼界永远向着高峰。”[35]他坚信并让同事们和孩子们坚信：一个才智平平的普通人，甚至屡屢被“聪明人”讥为“傻瓜”的人，都能以自己执着的凡人善举登上道德高峰。他鼓励学生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向道德顶峰的攀登是不间断、无止境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说“我已达到顶峰了”，新的道德目标总是像地平线一样在前面召唤着人们，他希望学生在一生中马不停蹄，艰难而幸福地行进在道德完善的征途上。
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生活的那个高歌猛进的激荡时代，在那个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时代，敢于摆脱“高大上”的目标模式，坚持在日常的学习、劳动、集体生活、休闲活动，乃至通常被视为“狭隘的”家庭关系之中，依据每一个学生道德发展的最大可能，确立自己的德育目标，体现出他勇于独立思考的胆识与坚定不移的求实精神。我们看到在他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同样的目标。著名的西班牙哲学家萨瓦特尔享有盛名的《伦理学的邀请》一书，副标题即为“做个好人”。中国也有学者指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引导人去做好事、做好人，使人的灵魂持续地处在一种善的状态，并一直追求着至善”，“在终极意义上，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积极的行动超越思想的平庸以造就沉思的好人，并通过好人成就一个好的社会。”[36]可以认为，苏霍姆林斯基于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培养好人”的德育目标，今天已获普遍认同。
参考文献：
[1][12][14][16][22][24][32][35]蔡汀，王义高，祖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2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92，293，209-210，827-828，293，718，484，506-507.
[2][8][9][10][25][29][33]蔡汀，王义高，祖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3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434，126，182，356，853，30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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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7][18][30]蔡汀，王义高，祖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1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16，94，612，425-426，709.
[6][7][15][21]蔡汀，王义高，祖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4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18，320，31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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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约翰·洛克.教育漫话[M].杨汉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9，41.
[23]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的艺术.肖勇，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25.
[27][28]蔡汀，王义高，祖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5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31，342-343.
[31]尼采.快乐的科学[M].黄明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3.
[34]苏霍姆林斯基.年轻一代的道德理想教育[M].陈炳文，王树椿，刘锡辰，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73.
[36]王建华.平庸时代的道德教育[J].大学教育科学，2014（6）：10-15.
【孙孔懿，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秦 岩
苏霍姆林斯基的德育思想，一以贯之地指向“培养美好的人”这个最高目标。他说：“进行道德教育，造就真正的人——就是在号召做一个美的人。”[1]“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教育手段是十分尊重自己学生的人格。我们的使命是用这一手段去培植非常细腻而又精致的想法——希望成为一個好人，希望成为一个今天比昨天更好的人。”[2]他力图通过卓有成效的德育，让学生积累“做一个好人是最大的幸福”[3]的道德体验，进而成为真正的好人。“好人”，是他从“民间教育学”中直接引进的草根化概念，“培养好人”则是他在坚实大地上仰望星空的德育目标。
一、好人的本质：善良情感与奉献精神
如同给许多概念都冠以“真正的”一样，苏霍姆林斯基也提出过“真正的好人”的概念。他认为，真正的好人不是那种毫无原则、敌我不分的好好先生，不是那种伪善的利己主义者。他尖锐地批评说：标榜“独善其身”、借口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只想以达到社会最低要求而力求成为“白璧无瑕”的人，只能是市侩的典型。“一个心中缺乏真正的善良和人性的人总是在观察风向，盘算着如何行动才不至于给人留下坏印象。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发一点善心，但那是假的，是用来装样子的，是为了让别人将来能感谢他。”[4]在苏霍姆林斯基心目中，真正的好人“大写的人”“真正的人”，“就是指他是公民—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主义者，是祖国大地的英勇保卫者，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思想坚定的战士，是诚实的、干练的、热爱自己工作的劳动者，是集体主义者，是能享受欢乐和人生乐趣的有教养的人，是忠实的父亲和丈夫，是温柔的母亲和妻子”。[5]
他特别强调好人就是“美好、善良的人”。他说：“为了使每个学生随着年岁的增长，将来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而对他们进行的品德教育，……必须做到使孩子们的全部生活—他们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一切感受，都要使他形成信念，确信生活中最宝贵的是人；最高尚的品德、荣誉和道德精神，是给人造福，为人创造美，同时也使自己成为美好、善良的人。”[6]他相信，一个男孩子在得知同学生病不能上学时眼里泛出泪花，那他长大之后必定是个体贴关心人的丈夫和父亲。“善良情感，是良心的头道防线。”[7]好人也应是精神世界充实的人，是人性丰满的人。他们怀着成为好人的高尚意愿，“不是为显示，不是为求取赞扬，而是出于高尚情操的自然需求”[8]。
好人就是乐于奉献并从中获得快乐的人。苏霍姆林斯基写道：“教育伦理学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奉献。……对奉献的理解和感受，则是道德文明和道德素养的奠基石。”[9]奉献首先表现为慷慨。他引用一句名言说：“你奉献出来的东西，是属于你的；你隐藏起来的东西，你将永远失去。”吝啬使人贫乏，使人变成自私自利、视钱如命的可怜虫；只有最慷慨的人才会成为精神上最富有的人。精神上的奉献则是为他人尽义务、尽责任，奉献自己心中的温暖。奉献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为祖国的独立、幸福和强大奉献自己的一切。
善良情感与奉献精神相辅相成。一方面，善良情感是奉献精神之源。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当你为别人做了好事的时候，你会感觉良好、愉快；当你做了一件坏事、遭人责备的事的时候，你会感到难受”，这就是“一个人的良心”。人的羞耻心、责任心、义务感和奉献精神，都是从良心中“派生出来的”[10]。另一方面，善良需要通过奉献精神表现出来。“善良首先表现在，他把个人的一切都献给建设一个人们将创造性地、欢乐地生活于其中的社会。”[11]换言之，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只在那些善于为他人奉献自己精神力量的人心中存在。
二、好人的“前身”：好孩子、好学生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真正的好人需要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成长和检验。学校为使自己的毕业生将来成为好公民、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首先需要立足当下，努力培养好孩子、好学生等。好孩子、好学生可视为好人的“前身”—他们在正常情况下多会成长为真正的经得起社会实践检验的好人。与好人一样，好孩子、好学生是各式各样的，而其共同特征同样在于善良情感和奉献精神。苏霍姆林斯基写道：“我们呼唤做好孩子的意向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善良（的）意志，这是奉献的源泉”。[12]在此前提下，他批评过现实中许多关于“好学生”的误解和偏见，以申述自己与某些世俗观点迥然不同的“好学生观”。
他不同意“分数好的学生就是好学生”的观点。他批评这种偏见无端赋予分数以道德含义，使教育者容易忽视高分学生隐藏的品德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六年级有个很有数学才能的学生。每次测验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得5分，是全班瞩目的“小数学家”。可是有一次测验中得5分的不仅有那位“数学家”，还有四个同学也得了5分，绝大多数人得了4分，不及格的一个也没有。“数学家”顿时不高兴了，甚至放声大哭起来。苏霍姆林斯基分析说：一些教师总喜欢把分数好的学生与常得3分、2分的学生作比较，于是形成了一种定势：我是个好学生是因为有差学生，没有差学生便显示不出我这个好学生，这就容易使“好学生”滋生希望周围同学“差”以显示自己“好”的阴暗心理。显而易见，这种缺乏善良情感的学生称不上好学生。恰恰相反，苏霍姆林斯基相信每一位智力平平，甚至考分较差的学生，在道德发展上都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峰。他强调：“要善于在每一个学生面前，甚至是最平庸的、在智力发展上最有困难的学生面前，都向他打开他的精神发展的领域，使他能在这个领域里达到顶点，……这个领域就是道德发展。在这里，通往顶点的道路对任何人都没有封锁，这里有真正的和毫无限制的平等，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独一无二的人。”[13] 他不同意“遇事漠然处之，事事顺从教师的学生是好学生”的观点。他看到有些孩子在教师面前，显得文静、谦恭、腼腆，举止上有点不合群，不爱与同学们交往。这样的孩子执行能力强，只要让他理解了老师的要求，他就会把事情做得停停当当。在稍有破坏纪律行为的场合中，老师只要扫他一眼，就足以使他变得又安静又柔顺。许多教师总是喜欢这样的孩子，看不到他们在胆小怕事背后深藏着的严重阻碍道德发展的根子。他举例说：“有个男孩名叫科利亚，性情文静，特别不爱显露自己，恰恰使我不安的是，他太温顺了……他过于勤恳地去完成我在课堂上、在我们学校里所提出的要求”，这“使我不安”。[14]他提醒说：要害怕出现对什么都宁肯俯首帖耳的顺从和沉默的学生，这是一个人身上最可怕的缺点，它能导致一个人对敌对和丑恶势力的妥协与顺从，甚至会助纣为虐。他说：“我们绝不给那些在课堂上默不作声，对精神生活中任何事都毫无反应的学生评‘优’（即5分）。这种缺乏个性的行为，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15]
相应地，他不同意“调皮学生不是好学生”的观点。他回忆自己在教育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些无可挑剔的模范学生，而是别具特点、与众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当难于管教的孩子。这些孩子从表面看有许多毛病，甚至表现出不可驾驭的淘气、调皮捣蛋、不服管教等，但透过这些现象却可以看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潜在着某种特殊优点。为此他提醒同事说：“应该懂得，有头脑、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看法的小淘气，对作为教育者的你来说是一种幸运；而那种像影子一样无意志的、头脑中的独立思想被你的‘强力’手段打掉了的、对你总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的学生，则是你的不幸。要知道，管不住的淘气鬼和爱吵闹的学生，在紧要时刻可能表现为一个善良的、好心的人，而那种无意志的、唯唯诺诺的学生，则往往是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的（他自己不知道这一点），甚至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顾亲人的痛苦。”[16]他对同行大声疾呼：“就让你们的学生成为带刺的、倔强的、任性的人吧。这总要比默不作声地俯首帖耳，比优柔寡断好得多。”[17]“没有比企图摧折少年的执拗态度和强令他服从更坏的了。”[18]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一观点使人联想到洛克，洛克也曾表示他宁愿看到一些任性，甚至放荡的青年，也不愿见到那些心情沮丧、胆怯、驯良、唯唯诺诺、郁郁寡欢的青年。他认为，“放荡的青年，通常显得生气勃勃，精神饱满，一旦走上正轨，常常可变成能干、杰出的人物”；而“心情沮丧的儿童则不然，他们……很不容易振作，这种人也极难获得任何成就”。[19]倘若对那些任性放荡的青年严加管束，则有可能“在一个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恶少的位子，置换上了一个唯唯诺诺、颓丧消沉的懦夫，他的违反本性的拘谨状态或许可取悦不明事理的人们……（然而）就其发展态势而言，这种儿童的整个一生，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毫无用处可言”。[20]洛克的观点与苏霍姆林斯基颇为相似，只是不及后者平和。
三、德育目标：“激励学生要实现成为一个好人的志向”[21]
自苏格拉底始，教育与做人的联系就十分密切。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人“怎样做人”，教人“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他一生都在劝人向善，教人美德，勉人敦品笃行。他使那些跟随他学习的人后来都成了更好的人，也使某些有犯罪倾向的人打消了犯罪念头。这也许是苏霍姆林斯基德育思想的重要源头—他在著作中确实提到过苏格拉底。
培养好人的德育目标源于苏霍姆林斯基的人性论。他坚信孩子生性中潜藏着成为好人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德育得以发生的前提。他写道：“您可以强迫孩子去干什么，但不可能强迫他做什么样的人。”[22]“如果孩子没有内部的精神动力，如果孩子没有做一个好人的愿望，学校便不可想象，教育也不可想象。”[23]孩子想成为好人的愿望不仅蕴藏在天性中，而且能在良好的早期教育中得到激发，特别是能受到家庭内外的教导、训话以及表扬、鼓励等方式的积极影响。孩子们从小会听到许多关于水手战胜海盗、好人战胜巫婆、光明战胜黑暗、善良战胜邪恶的童话故事，他们往往会把自己摆在故事里好人的位置上—年幼孩子总爱把故事里的人物简单地分为好与坏，并且表现出对坏人坏事的愤慨和毫不妥协的精神。这是德育得以顺利进行的正能量。苏霍姆林斯基还指出：“教育的核心”“教育的最宝贵之点”，就是“善于在青年心灵中不断激起做好人的愿望，想今天比昨天做得更好的愿望，以及对自己应有的自尊感”。[24]
培养孩子成为好人的愿望也体现着社会发展进步的最高要求。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培养好人和建设美好社会互为前提和基础。“如果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年轻人都生活得充满崇高的理想，如果理想成为每个人良心的捍卫者，那么，我们的社会无疑将是一个思想、道德、精神都崇高美好的世界。到那时候，正像高尔基所向往的，每个人在别人面前都将像星星一样闪耀着光彩。”[25]相反，如果“不把人培养成美好的人，……就不可能使我们的生活变成美好的生活”[26]。与此同时，培养孩子成为好人的目标也离不开社会提供的物质的、精神的、人际关系的条件，这些条件将保证教育能顺利地把人类社会美好的精神要素移植到新一代身上，意味着教育能引导孩子们从书籍中、从杰出人物身上、从日常交往中广泛吸收丰富的精神营养。“只有当少年不仅学会仔细观察周围世界，而且学会仔细观察自己时，只有当他不仅渴望认识自己周围的事物和现象，而且渴望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只有当他心灵的力量集注于使自己变得更美好、更完善时，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27]
好人与好事紧密相连。世上没有哪位好人不做好事，也没有不做好事的好人。“做好事”固然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助人为乐，而更主要的则是让孩子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劳动创造出美好事物，“使每个人把自己的精力、智慧、意志、发明才干都倾注在劳动的物质成果上，在自己用双手和心智创造出来的物品中看到自己。……只有已经体验到成功的欢乐的人，才会情不自禁地希望自己变得更加美好。”[28]“为创造美而进行劳动，能使年幼的心灵高尚起来，……孩子们在创造大地上的美的过程中，自己也就变得更美好，更纯洁和更可爱。”[29]做一个好人还意味着，他在追求他人的或共同的幸福的过程中将获得个人的幸福。“道德美不是为了履行崇高的公民義务，要他们放弃个人的幸福，而是为他们获得个人幸福打下基础。具有道德美的人之所以幸福，正是因为他能献身于为人民谋求共同福利和幸福的斗争事业。”[30]这样，“做好事”与“做好人”，亦即尼采所说的“可视的道德”和“不可视的道德”，[31]便在一个人身上融为一体了。 四、让目标内化：引领学生向着道德高峰
不懈前行
苏霍姆林斯基的德育目标既立足学校，又放眼于学生毕业之后的持续发展，他指出：对一个好学生而言，主要的考试不是看他在书面考卷上答得如何，而是看他在社会上、在劳动中和家庭里能否顺利通过各种考验，交上一份份出色的人生答卷；对一所学校而言，真正的庆典不是在发给毕业证书的那一天，而是往日的学生作为公民，自豪地领着自己的子女送到他所信赖的学校的那一天。[32]简言之，只有在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广阔的社会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中，在数十年如一日的人生长河中，才能造就并确认真正的好人。因此，他总是千方百计将学校德育目标内化为学生自我德育的目标，让学生在离开学校后仍能怀着向道德目标继续进发的热忱，立志成为新的学习和劳动集体中的优秀成员、为社会尽职尽责的优秀公民、捍卫祖国独立自由的优秀儿女，特别是不忘初心，“永远仰望着闪着崇高思想的高峰”。为此，他要求学生既能关注生活中的细节，从小事开始给人以帮助，又不应专注于琐事，不应忘记仰望精神高地。他提醒说：“在人的情感世界中，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非常渺小、微不足道的尘屑，这种感情是最可怕的”[33]，他总是“教育学生对于那些干瘪、平庸的人物毫不容忍”[34]。他多次提出：孩子应当“对攀登上道德品格高峰的人深表敬意，……应当去仰望人的高峰，而不应当低着头去凝视坑洼和沼泽。让少年公民的头永远仰望着闪着崇高思想的高峰，……要对孩子们讲英雄业绩美，使他们的眼界永远向着高峰。”[35]他坚信并让同事们和孩子们坚信：一个才智平平的普通人，甚至屡屢被“聪明人”讥为“傻瓜”的人，都能以自己执着的凡人善举登上道德高峰。他鼓励学生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向道德顶峰的攀登是不间断、无止境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说“我已达到顶峰了”，新的道德目标总是像地平线一样在前面召唤着人们，他希望学生在一生中马不停蹄，艰难而幸福地行进在道德完善的征途上。
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生活的那个高歌猛进的激荡时代，在那个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时代，敢于摆脱“高大上”的目标模式，坚持在日常的学习、劳动、集体生活、休闲活动，乃至通常被视为“狭隘的”家庭关系之中，依据每一个学生道德发展的最大可能，确立自己的德育目标，体现出他勇于独立思考的胆识与坚定不移的求实精神。我们看到在他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同样的目标。著名的西班牙哲学家萨瓦特尔享有盛名的《伦理学的邀请》一书，副标题即为“做个好人”。中国也有学者指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引导人去做好事、做好人，使人的灵魂持续地处在一种善的状态，并一直追求着至善”，“在终极意义上，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积极的行动超越思想的平庸以造就沉思的好人，并通过好人成就一个好的社会。”[36]可以认为，苏霍姆林斯基于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培养好人”的德育目标，今天已获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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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孔懿，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秦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