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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我和卡尔相识于一次夏天野外绿色宴会上。卡尔当时33岁，比我大8岁，但他的坦诚、活力很快消除了年龄上的差距。我们的友谊发展成为爱情。
2008年5月的最后一天。卡尔突然出现在我工作的布鲁斯学校的办公室，我感到很吃惊，他看上去非常疲倦。为了结婚登记，卡尔去做了血液检查，由于他是个肾移植者，因此又被要求做肾功能检查。“亲爱的，”卡尔对我说，“我的肾出了点儿毛病，就是13年前我弟弟移植给我的那个。”卡尔在孩提时代得过一次感染，后来发展成为慢性肾炎，丧失了肾功能，因此不得不进行肾移植。1995年，他弟弟托尼的一个肾移植给他，手术很成功。
我们的婚礼原定在1个月后举行，现在我们的生活完全乱了，我很悲痛，也很伤心。此后卡尔的状况越来越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做手术，要么开始透析。透析可以延续他的生命，但花时间，又伤身体。卡尔选择了前者。
尽管卡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我们仍决定不推迟婚期，并开始为之筹划。毕竟我们在热恋中，没什么能改变这一切，卡尔的病情又加强了我们的关系。不过，医生建议我们取消意大利之行，因为卡尔不能离医院太远，以防病情加重或突然有捐献肾脏的。我们决定婚礼后在纽约待几天。由于身体衰弱，卡尔不得不停止工作。大夫把他列入需要移植名单之上，但也许要等上3年!每年有3万人要求肾移植，而可提供的肾只有千分之十。
另外的解决方法是靠亲属捐献，这对于卡尔家人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他的寡母太老了，弟弟托尼已经捐了一个了。最后只得考虑采用没有亲缘关系的人捐献的肾，这是现在治疗肾病的新途径，而一种新的抗排斥的药物的发明，更增长了这种移植的成功率。但是卡尔和我的亲属都不知道，我也在打算在婚礼后进行同样的化验，如果可能，我想把我的一个。肾移植给卡尔。我不能坐视卡尔忍受痛苦，我要拯救他。
2008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我们举行了婚礼。气氛相当好。可当我们告别亲友，钻入轿车，卡尔一下子就瘫倒在后座上，他喃喃地说：“感谢上帝，我感到很累，我几乎不能挺过这个下午。”
我们这个夏天的蜜月既苦又甜，卡尔很坚强，很少抱怨病痛。我们尽情地享受，但他日益恶化的身体也为我们的爱情生活笼罩上了阴影。我知道，这时卡尔更需要我不懈的爱。也就在此时，早晨起床时我突然呕吐、腹痛不止，卡尔随即陪我赶到医院，医生确诊我是急性肝结节坏死。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否则生命危在旦夕。
天哪，我需要肝移植，卡尔需要肾移植，上帝为什么这样残酷地惩罚我们?这时，卡尔紧紧地抱着痛哭的我：“玛丽，别哭了，无论怎样，我都爱你!”我抹着泪水也坚定地说：“我也永远爱你!’’
我的母亲62岁，父亲71岁，他们都已经超过了捐肝的年龄。医院只能把我列入需要肝移植名单之上，但也许要等上5年，因为可提供的肝源比肾源更少。
卡尔告诉我，他想知道我的血型。以前我没说我想给他捐肾，但知道他能猜到：现在我也猜到他已决定捐肝给我了。第二天，我们同时做了血型化验，竟然都是。型，我们俩拥抱在一起都哭了……卡尔从未试图阻止我捐肾，他了解我一旦作了决定，我是那么执拗。但是卡尔的体质比较差，我几次劝说卡尔不要捐肝给我，但是他说：“你不要我的肝，我就不要你的肾。”面对这样的答案，我无奈又无言。
下一步就要检查遗传物质是不是相配。医生警告说，不要抱太大希望，这种机遇是微小的……但是，我们仍然坚信：相爱必然相配。
终于，我在重病房接到了医院护七的电话。通话完毕，我马上打电话给在家里的卡尔，我的手在颤动：“亲爱的，护士告诉化验结果，我们在遗传物质上非常匹配。”
不久，卡尔赶到了医院。“卡尔，我真不敢相信，医院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了，也就是我捐肾给你，你捐肝给我，并称我们这是‘爱情行动’!”我的声音是沙哑的。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不敢相信，真是不可思议。”卡尔如是说。
随后的两周内，我们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医生告诉我，我们各自所捐的器官都很健康，手术后将会保持正常生活。我与卡尔的双向移植手术定在2008年7月15日，随着日子的临近，我感到很平静。手术前一天，我的父母及卡尔的妈妈都来到了医院，我父亲为手术成功做了祈祷。
次日清晨，当我们被推进手术室前，卡尔请护士先等一下：“我想吻一下我的妻子。”卡尔的嘴唇贴在了我的嘴唇上，轻轻地说：“亲爱的，我爱你，你是我的英雄。”我也说：“我也爱你，你也是我的英雄。”我能看见在场护士们眼睛湿润了。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4小时后我清醒过来，问护士：“卡尔在哪儿?”当被告知卡尔很好时，我又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两天后，我父母推我穿过走廊，第一次看见了我的丈夫。当我们四目相对时，我们都抑制不住我们的感情。父母们悄悄地离开了房间，我们说不出话来，只有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我们顺利地闯过了恢复期，其间家人、朋友、同事、教会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与卡尔出院时，被移植进我体内的肝已经长到1100多克，基本接近于正常人。同时卡尔也完全恢复了健康，因为我移给卡尔的肾也恢复了正常功能。医生说，因为我们是真爱配体移植，与亲体移植一样排异很小，只需要服用两年的药就可以了。出院后我们都回单位工作了，不久，我们开始了深造的硕士学位的学习。
那次难忘的手术已经过去近一年了，我们开始了新生活。在又一个夏季来临时，我们那没有成行的意大利爱情之旅实现了。卡尔·李乍得曾对一位记者说，爱情中的器官捐献者是真正的英雄——她就是我卡尔的英雄。
编辑 张金余
2008年5月的最后一天。卡尔突然出现在我工作的布鲁斯学校的办公室，我感到很吃惊，他看上去非常疲倦。为了结婚登记，卡尔去做了血液检查，由于他是个肾移植者，因此又被要求做肾功能检查。“亲爱的，”卡尔对我说，“我的肾出了点儿毛病，就是13年前我弟弟移植给我的那个。”卡尔在孩提时代得过一次感染，后来发展成为慢性肾炎，丧失了肾功能，因此不得不进行肾移植。1995年，他弟弟托尼的一个肾移植给他，手术很成功。
我们的婚礼原定在1个月后举行，现在我们的生活完全乱了，我很悲痛，也很伤心。此后卡尔的状况越来越糟，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做手术，要么开始透析。透析可以延续他的生命，但花时间，又伤身体。卡尔选择了前者。
尽管卡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我们仍决定不推迟婚期，并开始为之筹划。毕竟我们在热恋中，没什么能改变这一切，卡尔的病情又加强了我们的关系。不过，医生建议我们取消意大利之行，因为卡尔不能离医院太远，以防病情加重或突然有捐献肾脏的。我们决定婚礼后在纽约待几天。由于身体衰弱，卡尔不得不停止工作。大夫把他列入需要移植名单之上，但也许要等上3年!每年有3万人要求肾移植，而可提供的肾只有千分之十。
另外的解决方法是靠亲属捐献，这对于卡尔家人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他的寡母太老了，弟弟托尼已经捐了一个了。最后只得考虑采用没有亲缘关系的人捐献的肾，这是现在治疗肾病的新途径，而一种新的抗排斥的药物的发明，更增长了这种移植的成功率。但是卡尔和我的亲属都不知道，我也在打算在婚礼后进行同样的化验，如果可能，我想把我的一个。肾移植给卡尔。我不能坐视卡尔忍受痛苦，我要拯救他。
2008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我们举行了婚礼。气氛相当好。可当我们告别亲友，钻入轿车，卡尔一下子就瘫倒在后座上，他喃喃地说：“感谢上帝，我感到很累，我几乎不能挺过这个下午。”
我们这个夏天的蜜月既苦又甜，卡尔很坚强，很少抱怨病痛。我们尽情地享受，但他日益恶化的身体也为我们的爱情生活笼罩上了阴影。我知道，这时卡尔更需要我不懈的爱。也就在此时，早晨起床时我突然呕吐、腹痛不止，卡尔随即陪我赶到医院，医生确诊我是急性肝结节坏死。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否则生命危在旦夕。
天哪，我需要肝移植，卡尔需要肾移植，上帝为什么这样残酷地惩罚我们?这时，卡尔紧紧地抱着痛哭的我：“玛丽，别哭了，无论怎样，我都爱你!”我抹着泪水也坚定地说：“我也永远爱你!’’
我的母亲62岁，父亲71岁，他们都已经超过了捐肝的年龄。医院只能把我列入需要肝移植名单之上，但也许要等上5年，因为可提供的肝源比肾源更少。
卡尔告诉我，他想知道我的血型。以前我没说我想给他捐肾，但知道他能猜到：现在我也猜到他已决定捐肝给我了。第二天，我们同时做了血型化验，竟然都是。型，我们俩拥抱在一起都哭了……卡尔从未试图阻止我捐肾，他了解我一旦作了决定，我是那么执拗。但是卡尔的体质比较差，我几次劝说卡尔不要捐肝给我，但是他说：“你不要我的肝，我就不要你的肾。”面对这样的答案，我无奈又无言。
下一步就要检查遗传物质是不是相配。医生警告说，不要抱太大希望，这种机遇是微小的……但是，我们仍然坚信：相爱必然相配。
终于，我在重病房接到了医院护七的电话。通话完毕，我马上打电话给在家里的卡尔，我的手在颤动：“亲爱的，护士告诉化验结果，我们在遗传物质上非常匹配。”
不久，卡尔赶到了医院。“卡尔，我真不敢相信，医院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了，也就是我捐肾给你，你捐肝给我，并称我们这是‘爱情行动’!”我的声音是沙哑的。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不敢相信，真是不可思议。”卡尔如是说。
随后的两周内，我们又做了一系列检查，医生告诉我，我们各自所捐的器官都很健康，手术后将会保持正常生活。我与卡尔的双向移植手术定在2008年7月15日，随着日子的临近，我感到很平静。手术前一天，我的父母及卡尔的妈妈都来到了医院，我父亲为手术成功做了祈祷。
次日清晨，当我们被推进手术室前，卡尔请护士先等一下：“我想吻一下我的妻子。”卡尔的嘴唇贴在了我的嘴唇上，轻轻地说：“亲爱的，我爱你，你是我的英雄。”我也说：“我也爱你，你也是我的英雄。”我能看见在场护士们眼睛湿润了。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4小时后我清醒过来，问护士：“卡尔在哪儿?”当被告知卡尔很好时，我又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两天后，我父母推我穿过走廊，第一次看见了我的丈夫。当我们四目相对时，我们都抑制不住我们的感情。父母们悄悄地离开了房间，我们说不出话来，只有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我们顺利地闯过了恢复期，其间家人、朋友、同事、教会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与卡尔出院时，被移植进我体内的肝已经长到1100多克，基本接近于正常人。同时卡尔也完全恢复了健康，因为我移给卡尔的肾也恢复了正常功能。医生说，因为我们是真爱配体移植，与亲体移植一样排异很小，只需要服用两年的药就可以了。出院后我们都回单位工作了，不久，我们开始了深造的硕士学位的学习。
那次难忘的手术已经过去近一年了，我们开始了新生活。在又一个夏季来临时，我们那没有成行的意大利爱情之旅实现了。卡尔·李乍得曾对一位记者说，爱情中的器官捐献者是真正的英雄——她就是我卡尔的英雄。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