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萍,70年代生人,安徽省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二水中学纪事》,中短篇小说《红灯·绿灯·黄灯》等,发表散文作品百万余字,在《华商报》等多家报刊开有专栏。
　　
　　拥美无数的张学良以道德警察的身份,一再贬斥民国外交奇才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直揭画皮:老牛吃嫩草,专找年青男子;赖牌(一掷千金富家女何至于此啊)、隐瞒年龄……大男子主义者一向以鄙视富家女来显示自己在精神上的优越感。
　　提及黄蕙兰,大多以“有钱乏趣”定论,好像财富和趣味倒成反比例。而我等无产者却并不受用。中国人有微妙的仇富情结,物质上受其重压,便靠精神翻身:用文字敲击一下,取得精神上的大捷,这是多么大快人心的豪举。物质已不堪,精神还不能强大:可怕的双重贫瘠。我们不一定要膜拜富人,见到就磕头;但也未必在暗处举棒使棍吧?内心真正强大的人,何惧他富己贫呢!
　　徐志摩以为,男人厌恶到女人的身体便是厌恶到顶点。黄蕙兰比张学良大8岁,他却感到比自己大一倍——厌恶人厌恶到年龄,那才是厌恶到极点。其实黄蕙兰只是有钱,有钱而强势,少帅便鼻子不对鼻子,眼不对眼了。
　　张学良大揭黄蕙兰之短,却让我们于不经意间见到她可爱的一面。彼时,顾维钧和杨光泩夫人严幼韵(即顾四任妻子)关系密切,是社交界公开秘密。张学良曝光杨光泩三位千金之一便是“顾维钧版”。有一天,朋友们在杨光泩家打麻将。黄蕙兰来了。拽顾。顾岿然不动。黄蕙兰遂指着严幼韵开骂,严端然不动。倒将朋友臊得慌。黄蕙兰技穷,顺手抄起茶水,哗哗哗浇了顾一头一脸。顾死活就是不动弹——呵呵,仪式感很强。
　　黄蕙兰便走了——大家闺秀和坊间悍妇毕竟不一样。
　　张学良拿生活作风来贬损黄蕙兰其实有欠绅士风度——即使她真的有许多男朋友,在开风气之先的民国,大家彼此彼此,只要掌握住分寸,不关乎千秋大义、民族大节,似乎也就忽略不计。相较严的恶性出轨,黄蕙兰还算给顾留足了面子。张学良对严不置一词,何苦私开道德法庭审判黄蕙兰的私生活,对其妇德及人格开刀问斩?黄蕙兰再有错,总有一样功劳:她将顾维钧的事业推向高峰。
　　八卦的第一卦是乾卦,乾卦的第五爻叫“飞龙在天”,是人生的最佳状态,人生的极致,黄蕙兰一手打造了顾维钧的“飞龙在天”黄金时代。顾维钧字组阁前,章士钊有妙评:以顾夫人的多金,顾维钧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
　　顾维钧晚年回忆黄蕙兰:“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招待他们。”黄蕙兰是顾维钧最得力的助手。黄蕙兰具备外交官夫人的硬软件:谙熟欧洲风俗和各国语言(她的法语,连顾维钧都自叹弗如),她舍得卖力气,活跃于国际政坛,周旋于王公伯爵左右,凭着青春和财富,赢得掌声一片。她认识到外国社交界在很大程度上根据顾维钧和她的表现来确定对中国的看法,因此,以“中国的橱窗”自我定位。她的家,沙龙主人的她皆是橱窗的附件,她斥巨资修葺中国驻巴黎使馆,力求让“橱窗”精致些,使外国人在窗口看中国的月亮和星星。
　　当别人都对顾维钧的外交业绩大唱赞美诗,宋美龄却将视线投向黄蕙兰:“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外交官袁道丰道:“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当中,最出色的中国大使太太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
　　外交场合的黄金搭档,生活里却有不谐调之音,妆扮整洁的黄蕙兰期待着顾维钧的赞许,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一眼而已——“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他痛快地花着她的钱,痛快地以鄙视她来“正当防卫”奇异的自尊心。顾每用一回她的钱,对她便多一份排斥。晚年,黄蕙兰撰写自传《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提及顾维钧,怨而不懑,但评价仍很高: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对顾维钧和严的始乱终合,黄蕙兰不予承认,口气很强硬:我才是顾太太,虽然我们已经分居了;我们家里人也不承认的,我的小孩在新年只给我磕头。
　　情感的纵横捭阖、大起大落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