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三农”问题已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相关的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也在报刊媒体上大量发表，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及其生存状态的关切程度实属空前。对于问题的症结所在，有关的专家学者已基本达成了共识：占全国64％的农村人口给有限的农业资源带来巨大的压力，而这又根源于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因此，当务之急是大力推进城市化，加快农村人口转移，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释放空间。
　　 诚然，城市化对于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只有通过城市化不断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传统的自我封闭的小农经营模式才能被规模化、集约型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替代，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才能分享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成果，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得以实现。世界各国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也表明，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时，也应看到，在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知识化、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最高水平代表的城市，其产业结构日益高度化，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就业门槛也随之相应地抬高，低素质劳动力已呈过剩之势。事实上，广大农村地区科教事业落后，农民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即使彻底破除政策上和体制上的壁垒，赋予农民自由迁徙权和择业权，让其实现地域意义上的迁移，他们也最终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原驻城市居民平等地竞争就业，从而很难被正规部门吸纳，而只能从事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脏、累、险的工作。社会经济地位难以改变，也就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之中。近几年来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边缘化的生产生活状态已向我们警示了这一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城市化进程最终将受制于农村人口受教育状况，只有通过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城市化战略才能顺利地推进。
　　 然而，经费短缺这一“瓶颈”始终制约着广大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农村中小学校校舍简陋、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短缺、体育设施残缺不全乃至空白，与城市学校现代化的教学楼群、设施完备的体育场馆、宽敞舒适的宿舍形成强烈的反差。教育资源的严重匮乏自然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这又与我国不合理的公共品财政投入结
　　 构紧密联系着。在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对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公共品的投入，中央财政明显倾向于城市，而对于农村公共品的建设则很少投入。因此，城市的基础设施诸如学校、医院、道路、通讯都已相当完善发达，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则很薄弱。自从 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县和乡镇财力受到很大削弱，而事权则层层下放，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对称。农村基础教育这一最重大的公共服务由财力最弱的乡镇一级承担着，教育经费支出成为乡镇财政最大的支出，财政收入缺口大，自然通过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转嫁给农民，农民事实上已经承担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大部分经费。而且近几年来，农业和农村经济难以为继，农民没有经济实力办教育，农村基础教育的积贫积弱也就在情理之中。
　　 此外，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许多高校在“教育产业化”思潮的推动下，脱离实际过高过快提高收费标准，使得一般农民家庭难以承受高昂的教育费用，国家助学贷款的推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但出于对风险问题的考虑，商业银行的行为很难与国家政策目标保持一致，助学贷款远未惠及每一个贫困学生。据有关人士统计，截至2002年11月底，银行已经审批贷款人数占申请人数的41．92％，还有半数以上贫困生拿不到助学贷款。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被淘汰出局。
　　 总之，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农村人口接受教育受到经济条件的严重制约，这对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十分不利。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无论从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平等实现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工业化过程农民作出的巨大贡献角度考虑，国家都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把农村教育作为当前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权利，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平等实现也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手段。一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大机会是教育，对农民及其子女而言更是如此。如果农民无法平等地接受教育，自身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他们又怎能主动进取地同城市居民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奢谈什么“国民待遇”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另一方面，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指导下，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将大量农业财富转化为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巨额资本原始积累，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我国最终得以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时至今日，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而“三农”问题也浮出水面，通过适当方式加强国家和城市对农民和农村的反哺正当其时，而最好的回馈方式就是对农村教育的扶持。
　　 综上所述，财政投资结构应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大力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同时要稳定高校收费标准，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等支持贫困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切实保障农村人口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赋予其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初始条件。唯有如此，新转移到城里的农民才能真正享受到“市民待遇”，农民向市民真正意义上的转化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运动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