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支两军”是“文革”期间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的支持“左派”群众、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工业生产、对要害和核心部门及地区进行军事管制、对大中专院校师生实行军政训练任务的简称。它是人民解放军全面介入“文革”的标志，也是“文革”期间人民解放军肩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更是建国以后党史和军史研究当中一个绕不开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对于“三支两军”历程和背景的介绍，相关文章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对于“三支两军”的评价则总体上比较宏观和简略，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重点对“三支两军”的功与过做进一步的评说。
　　历史概貌
　　“支左”是“三支两军”的核心工作。“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向党中央呈送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转述了安徽造反派组织提出的派部队对批判斗争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等人的会议进行警卫的要求。同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按照这一批示，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指出：“现在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是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地支持革命左派。”“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从此，军队“支左”工作便拉开帷幕。
　　1967年2月，“文革”波及到农村地区，同时，广大农村由南而北进入春耕季节。可是，许多地方的农民越来越多地参加到“文革”当中，影响了春耕生产。鉴于此，中共中央“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2月2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支农”就此开始。
　　1967年3月3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助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信中宣布“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支工”宣告开始。
　　全国出现严重动乱后，危及到了边防、交通、专政机构、机密单位、电台、军工厂、港口、仓库等要害部门的安全和正常工作。为了制止这些情况，从1967年1月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陆续作出对一系列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人民解放军开始遵照上级命令，对一些要害部门和重要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1966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師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指示。据此，全军各部队按照《通知》精神，开始陆续派出干部承担起对地方学校师生的军政训练任务。
　　到了1967年3月，夺权风暴愈演愈烈，全国局势更加混乱。鉴于此，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的三支两军任务。”这是中央军委第一次将“三支两军”这五项任务作为一个整体提了出来。之后，全军师以上机关纷纷成立了“三支两军办公室”，“三支两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三支两军”工作进行到197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反映，“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思想作风；有些“三支两军”人员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存在着特权思想。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该《纪要》上批示：“地方党委已经成立，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立即撤回部队，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即应撤销；所有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应一律由地方党委统一管理，组织关系和人事档案，都要转到地方。”从此，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官兵陆续撤回部队，“三支两军”工作宣告结束。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前后持续五年之久，共出动官兵280余万人。
　　历史功绩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那么“三支两军”到底有哪些历史功绩呢？
　　第一，大力制止武斗，减少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各地群众组织派系林立，武斗不断升级。当时在吉林、南宁、合肥、武汉、徐州、芜湖、郑州、福州、上海、南京、四川等地都发生过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像合肥P派与G派的武斗，武汉“百万雄师”和“工造总司”的武斗、河南“二七”和“五四”之间的武斗、四川万县的武斗等，都曾经惊动全国。人民解放军冒着生命危险在武斗现场宣讲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力劝双方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在制止武斗的过程中，武斗双方攻击对方的凶器包括子弹、手榴弹，凶器常常会落到解放军官兵身上，解放军官兵还经常被骂作“阿斗兵”“保皇兵”。尽管如此，参加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仍然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坚决完成制止武斗的任务。这里简单举几个例子，1967年7月，福建福州的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武斗，干部战士手挽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至许多战士手臂被打成骨折。8月份，解放军某师在南京制止武斗，有565名干部战士挨打，无一人还手。当时奉命在安徽主抓“三支两军”工作的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将军，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披露，他的部队在安徽淮南一带制止武斗时，曾用集体卧轨和卧路的方式成功制止了几批准备坐火车和汽车到外地进行大规模武斗的群众行为。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的伤亡也主要发生于制止武斗的过程中。可以说，解放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使许多工人、学生避免了无谓的流血牺牲。
　　第二，保卫了要害部门和重要设施，维持了社会秩序。
　　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仅在1967年前五个月中，就对全国7000多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000多个单位进行了警卫保护。此段时间，全军抽调担任军管和警卫保护任务的干部战士约达15万人；实行“军管”的省9个、大城市25个、县176个。同时，对中央各部、委机关，除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系统派出军管会（组）外，预定实行军管的部、委机关达37个；对占全国银行总数42%的各地银行实行了“军管”；对占全国广播电台总数24%的广播电台（站），和占全国全部报社53%的报社进行了“军管”；对全国18个铁路局中的10个实行了“军管”；对1041个厂矿实行了“军管”，另对153个重点厂矿实行了军事保护。在最为混乱的一段时期中，‘三支两军”人员分布在2.7万多个工矿企业、公社、农牧场和院校等单位，军管了近8000个单位，保护了如南京长江大桥等600多个重要目标。除了制止武斗、进行军管和军事保护外，军队还为城镇居民进行武装巡逻、拉粮、运煤、运菜、运垃圾（当时，因有些地方只有军人、军车能在武斗势力封锁区内行动，如地方车辆通行则可能遭到对立面的枪击），保护商店、粮店、煤店、饭店、旅店、影剧院的开门营业，组织恢复公路、铁路交通。在各地公检法部门瘫痪的情况下，解放军以武力镇压了危害社会生活、公共秩序的“打、砸、抢”分子及其他犯罪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