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上涨的学费，正给全世界的寒门学子心中再撒上一把盐。有媒体日前报道，英国政府计划大幅削减支出，其中教育预算削减幅度可能达到50亿英镑。媒体推测，英国大学的学费将因此提高到每年7000英镑以上，英国将成为经合组织中高等教育学费最高的国家。
　　最近几十年，学费上涨似乎是普遍趋势。过去30年里，美国大学的学费已经调高约5倍，明年起常青藤高校学费还将平均上涨3.76%，外加住宿等强制性费用，学生一年的花费最高可达6.3万美元。亚洲也不例外，在新学年到来之际，新加坡6所大学的学费将上调0.6%至8%。2015至2016年，菲律宾也将有400多家学校计划再次上涨学费。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国家经济形势与大学学费呈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国家经济一陷入衰退，政府入不敷出，对高校的拨款和资助缩水，高校学费上涨，学生上不起大学，失业率上升，政府负担就更重，只好继续削减预算。
　　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因此不堪重负。穷学生因学费上涨不断示威抗议，菲律宾卡昂国立大学的一位女学生甚至因为交不起学费上吊自杀。更多的学生不得不推迟或放弃大学学业，或者只能基于“性价比”，而不是根据理想兴趣和学术能力来选择大学、专业和课程，而口腔医学等“贵族专业”，则聚集了大量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机会，在上学之初就相差巨大。
　　除此之外，从2000年起，美国学生贷款额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目前，学生债务接近1.2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信用卡债务和汽车贷款。穷学生向银行贷款维持学业，最后又因无力按时偿还导致“信用不良”，被企业拒绝录用。这样的恶性循环，正侵蚀着社会公平发展的根基。
　　把教育更多交给市场的做法是否值得？《经济学人》指出，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欧洲大陆一般是依靠政府拨款提供资金，而更加基于市场的美国模式，则是私人和公共资助并行，其特点是办学出色且资金充裕的院校位于顶层，而资金匮乏的院校则处于底层。高等教育正在朝着美国模式前行。
　　这样做的好处是得到了科研回报，但教育本身的收益并不如成本大。有数据显示，美国大学毕业生在国际数学和读写能力排名中得分低下，且仍在下滑。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也发现，英国高校学费上涨后，在教学上的创新改善甚少，改革成效不突出。
　　如果不能平衡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教育必然像倾斜的天平一样失衡，给社会造成危害。政府以研究成果奖励大学，所以教授们也就集中精力在科研上；学生们渴望名校的毕业证书，希望以此来给雇主深刻印象，而雇主们感兴趣的其实是求职者所在院校的严苛或高端的选拔机制。在“看不见的手”制造的市场需求下，教育自然越来越追求稀缺性，同时，社会差距却因此而加深固化。
　　作为一项社会公共品，教育最本质的一个功能，应是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平稳较快的流动，使有潜能的人无论背景，凭借足够努力就可以进入更高一个阶层，从而改变自身命运。西方国家对高等教育收费的反思说明，市场化改革有利于高等教育内部竞争，但政府决不能把教育完全推向市场，任由社会教育成本“超负荷”运转，使教育沦为“富人的游戏”。
　　只有人人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社会才有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如何控制和统筹高等教育成本，考验着各国政府和高校统筹、取舍与平衡的智慧。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各国围绕未来发展核心竞争力进行的一场长期角逐。（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