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达飞智用“魔咒”护寒山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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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我国唐代大诗人张继这首流传千古的《枫桥夜泊》诗不但在国内家喻户晓,在东邻日本也是妇孺皆知。这首千古绝唱曾被编入日本小学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日本人。
  
  天皇敕命掠诗碑
  
  1937年12月13日,日寇的铁蹄践踏南京。南京城陷落的消息传到苏州后,当时盘踞在苏州的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欣喜若狂,他亲率百余护卫策马狂奔到寒山寺,在《枫桥夜泊》诗碑前与另8名日本人合影。非常“酷爱”《枫桥夜泊》诗碑的松井石根,与日本天皇裕仁的叔父、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中将私交甚厚,并深得裕仁天皇的宠信,他深知裕仁天皇和朝香宫鸠彦也非常“酷爱”《枫桥夜泊》诗,为了邀宠,他立马通过特快甲等特急军邮将这张照片寄给裕仁和朝香宫鸠彦。
  果不出松井石根所料,裕仁天皇接到他寄来的照片后,大喜。翌日,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结束时,就单独召见了日军参谋次长多田骏,表示他想一睹苏州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的“真容”。天皇还说,从放大后的照片来看,《枫桥夜泊》诗碑选材精良、金相玉质,只有沐浴洗尘、坐卧3日凝视于碑,焚香参禅去“参悟”斯碑,方可领略“碑里碑外”之妙谛。说到这里,裕仁天皇缓缓靠在龙椅上,双目半睁半闭,幽幽叹道:“可惜东京远离姑苏,恐怕(我)今生今世是难睹这一千古奇碑的真容了……”
  多田骏见天皇谈到《枫桥夜泊》诗碑时充满着憧憬,忙启奏道:“陛下,您想圣目亲睹《枫桥夜泊》诗碑有何难哉?只要您下一道诏书,敕命松井大将把《枫桥夜泊》诗碑从支那姑苏运往大日本,陛下岂不是可随意赏玩古碑了吗?”裕仁天皇闻奏大喜,当即敕命多田骏操办“运碑”一事。
  当裕仁天皇掠碑的敕命通过电波传到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时,松井石根大将傻了眼。阅历极其丰富的松井石根为何竟被“运碑”这么一件“小事”难住?因为,老谋深算的松井石根是个“中国通”,他深知苏州寒山寺内的《枫桥夜泊》诗碑在苏州乃至华夏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如强行掠碑很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激起民变,非常不利于建立“皇道乐土”的“帝国国策”,但作为臣子,天皇的敕命又不能违抗,怎么办?怎么办!
  
  日酋密谋“天衣行动”
  
  松井石根不愧为日本军界的“九尾狐”,他终于想出一条“两全其美”的“妙计”。松井石根一边电呈天皇言明“缓图”《枫桥夜泊》诗碑的重要意义,一边紧急召见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长谷川信彦,耳提面命“巧取”《枫桥夜泊》诗碑事宜。
  经过一番密谋,1939年3月16日,受日寇控制的《苏州新报》在第2版刊发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主标题是《寒山寺碑运日》,副标题是《参加大阪东亚建设博览会》,文中写道:“日本朝日新闻社定期在大阪甲子园举办东亚建设博览会。兹悉该社此次举办之展览会中,除陈列名贵出(展)品外,并以唐代诗人张继所咏之《枫桥夜泊》诗闻名中外,因此圆(寒)山寺之名随之大噪,至阳春三月,来苏州踏青寻芳之骚人墨客,亦以一临斯地凭吊为幸,而东邦人士旅苏(州)者亦糜(靡)不前往一游为畅,故特在会中(址)仿照寒山寺假造一所,为逼真起见,将寒山寺碑即日搬运赴沪,再转运至大阪陈列,届时东邻友邦人士之未履中土者,得能摩挲观赏,用意良善,并闻此碑一俟大会闭幕再行运归原处,是则东渡后之寒山寺碑将益增其声价矣!”
  松井石根连看三遍《苏州新报》的“运碑”报道后,抚掌大笑:“妙计天成,谁人能识(破)!”松井大将放下报纸,即命特高课课长小丘前来。松井石根将小丘引进密室,他命小丘先仔细阅读了一遍《苏州新报》有关“运碑抵日”的报道后,未置一词,便信手用炭笔在白板上画了一艘船,这艘船上有数人看护一石碑。松井点燃了一支烟后,又用炭笔画了另一艘船,船上也画了几个人,在这几个人身上又写上“海盗”字样。松井石根将炭笔一丢,仍未发一言,只是用一双鹰眼死死盯着小丘。小丘“啪”地一个立正、敬礼,他也未发一言,从地上拾起松井扔掉的炭笔,在标有“海盗”字样的船上写了“天衣行动”字样,而在“运碑船”上则画了个破洞。见松井大将颌首微笑,小丘才补充说:“大将阁下,治下立即组织精干特工乔装成海盗,随时待命;另派干练特工在大日本本土博览会结束时对《枫桥夜泊》诗碑掉包,待运碑船启程运《枫桥夜泊》诗碑抵支那的途中,待命的‘海盗’特工迅速采取手段,使运碑之人、船和假碑同沉汪洋,此举岂不是天衣无缝……”松井仔细听毕小丘叙述完“天衣行动”,他满意地朝小丘挥了挥手:“你去吧,我相信你不会辜负帝国的栽培。”
  
  汉奸设伏截仿碑
  
  寒山寺住持静如法师也看到了《苏州新报》有关“运碑抵日”的报道,这位爱国的大法师惟恐《枫桥夜泊》诗碑被日寇掠走,他立即请来名满江南的苏州石刻大师钱荣初到方丈室密谈。静如法师紧闭门窗后,向钱荣初奉上20根金条。见钱荣初未置一词,他便一字一顿地说:“这是敝寺全部香资,请大师笑纳。”钱荣初与静如法师对视了一眼,缓缓言道:“君子无功不受禄,法师有何差遣,请明示。”静如法师这才说明请钱荣初捉刀刻碑瞒敌之事。钱荣初一听是请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仿刻一块《枫桥夜泊》诗碑,用掉包计欺瞒掠碑的日寇,立马将20根金条推回给静如法师,正色道:“法师怎能小觑于我,我身为中国人,岂能容忍日寇阴谋得逞!此次刻碑,我如收取一文,怎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皇天后土,百年之后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钱荣初的一身正气反使静如法师汗颜,他忙一把拉住钱荣初的手说:“失敬,失敬!”
  在静如法师安排的寺外密室内,钱荣初大师仅用两天时间就将《枫桥夜泊》诗碑仿刻成功。静如法师和钱荣初看到这块足以乱真的“高仿”诗碑后,彼此会心一笑,击掌道:“这下可告慰懿孙(张继字懿孙)先贤的泉下英灵了。”
  谁知静如法师和钱荣初大师高兴得太早了,就在钱荣初仿刻《枫桥夜泊》诗碑时,就被一个人盯上了,此人就是大汉奸梁鸿志的远房表弟朱君仁。朱君仁是伪政权特务机构的特务头目,他奉梁鸿志之命“死盯”苏州寒山寺的《枫桥夜泊》诗碑,惟恐有人用掉包计来藏匿被日本天皇“倾慕”的原碑,到时不好向日本主子交差。故亲率30多名特工“死盯”原碑和密切监视静如法师和钱荣初大师的一举一动,终于在静如法师和钱大师从密室运仿碑进寒山寺时,将仿碑截住。
  
  钱荣初暴死寒山寺
  
  朱君仁截获仿碑后,因慑服静如法师和钱荣初大师的民间声望,未敢加害这两位爱国志士。静如法师和钱荣初大师昂首离开日伪苏州宪兵司令部时,相互盟誓:舍得一身剐,也决不能让日寇掠夺《枫桥夜泊》诗碑!
  梁鸿志得知钱荣初仿刻的《枫桥夜泊》诗碑被朱君仁截获后,大喜,急电朱君仁火速用专车护送仿碑到南京,暂将此碑密藏于南京天王府(国民政府府址,后改称总统府)内。梁鸿志将仿碑雪藏后,立即呈书给松井石根,建议日本宪兵悄悄将苏州寒山寺内的《枫桥夜泊》诗碑用商船运抵日本。与此同时,将钱荣初刻制的仿碑在天王府内展出。因寒山寺内的《枫桥夜泊》诗碑的原碑和钱荣初刻制的仿碑均高约2米、宽68厘米、厚32厘米;且文字书体及布局以及碑额、碑身和碑座的蝙蝠、缠枝的图案也一模一样,所以梁鸿志向松井石根献媚道:“此瞒天过海之计,可确保寒山寺内的《枫桥夜泊》诗碑永久地留在大日本帝国的皇宫内。”
  松井石根对梁鸿志插手“掠碑”一事非常不满,他认为这是梁鸿志和他在天皇面前争宠,当即否决了梁鸿志移花接木运碑之计,而命令小丘提前执行“天衣行动”。
  就在“天衣行动”启动的前一天,事情却又有了变化。
  1939年3月20日早晨,一批上山进早香的香客在苏州寒山寺的山门外发现了一具疑似钱荣初的尸首,这个噩耗顿时传遍了姑苏古城。钱荣初的家人和至爱亲朋来认尸,大家一致确认死者就是钱荣初。在日本宪兵和法医对死者验尸时,发现死者上衣口袋内有张用鲜血写的纸条,纸条上的血字赫然在目:刻碑、亵碑者死!吾忘祖训,合(活该)遭横事!
  
  诗碑“魔咒”镇日酋
  
  钱荣初私刻《枫桥夜泊》诗碑并暴死的消息传到松井石根耳中,把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惊出一身冷汗。
  松井石根并不是怜悯钱荣初,而是这个“中国通”“触景生情”,猛然想起了有关《枫桥夜泊》诗碑大“魔咒”的传说。想到这,松井石根立即放下繁杂的军务,一头扎进故纸堆,查阅有关《枫桥夜泊》诗碑的历史记载。随着他对《枫桥夜泊》诗碑大“魔咒”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通过史料,松井石根得知,公元846年唐武宗李炎病逝。唐武宗生前酷爱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在他临终前的1个月,敕命京城第一石匠吕天方精心刻制了一方《枫桥夜泊》诗碑。武宗驾崩后,此碑殉葬于武宗地宫,置于棺床上首。武宗临终遗旨:《枫桥夜泊》诗碑只有朕可勒石赏析,后人不可与朕齐福,若有乱臣贼子擅刻诗碑,必遭天谴,万劫不复!
  松井石根还查知,《枫桥夜泊》诗碑民间(相对于帝王之家而言)始刻于北宋,作者为翰林院大学士郇国公王珪。王珪自刻碑后,家中连遭变故,王珪本人也暴亡。第二方《枫桥夜泊》诗碑的作者是大明书画家文徵明,诗碑“玉成”不久,文徵明亦身染重疾,在世间受尽病痛折磨,含恨辞世。清代大学者俞樾是第三方《枫桥夜泊》诗碑的作者(现苏州寒山寺内的《枫桥夜泊》诗碑即出自俞樾之手),于碑成后十余日便溘然长逝……
  松井石根从有关《枫桥夜泊》诗碑的历史记载中“悟”出:此碑只配帝王有,岂容凡夫去“亵”碑;否则必遭天谴!天皇虽也是一朝天子,但是异国之君,如果赏玩诗碑,恐怕也难跳出大魔咒的怪圈。松井石根越想越怕,他怕采取“天衣行动”而“妨主妨己”,遂打消了掠碑的念头,并将“悟”出的道理电呈裕仁天皇。天皇经反复权衡,准奏。
  其实,暴毙在寒山寺外的死者并非钱荣初,而是长相与钱荣初非常酷似的钱达飞。钱达飞与钱荣初有刎颈之交,也是个爱国志士。钱达飞曾在东洋留学多年,是个“日本通”,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都非常有研究,他对日本政界、军界知名人士也“知之甚深”。
  钱达飞在得知静如法师和钱荣初大师的计划失败后,便力劝钱荣初乔装打扮、隐名埋姓去外地避难,他自己则舍身取义,用“血书”引诱松井石根“研究”有关《枫桥夜泊》诗碑的历史记载,以吓阻日酋掠碑之阴谋。据说,当钱达飞把自己的“妙计”讲给钱荣初听时,钱荣初不忍达飞冒名而死,钱达飞谎称自己身患痨病,已行将就木,他说,用一即将大限的病躯护碑,值!钱荣初被钱达飞一身正气深深感动,与其洒泪而别。
  其实,有关《枫桥夜泊》诗碑大“魔咒”的传说只是一种难得的历史巧合,有趣的是,这种巧合自钱达飞死后仍在不断延续。例如,大汉奸梁鸿志因“出品”《枫桥夜泊》诗碑,以其为首的伪维新政府次年就遭解散;再比如,1947年国民党元老张溥泉(又名张继,字溥泉)应苏州名画家吴湖帆盛邀,也写刻了一方《枫桥夜泊》诗碑,当时民间纷纷流传今张继刻古张继诗碑之佳话,谁知,不久就传出张溥泉与世长辞的讣闻。
  因有关《枫桥夜泊》诗碑的历史记载有了太多的巧合,也因为自唐武宗死后,“君权神授”、“君(爱)好神佑”之说对后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心理暗示”,所以才有了《枫桥夜泊》诗碑大“魔咒”的传闻。当然,这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传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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