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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看来，李振达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群人的荣辱沉浮，以及一个行业的兴衰更替。他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经历了近二十年商海沉浮的李振达，很难将当初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在记忆中抹去。自己身上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即便身家上亿，但财富在顷刻间就消失殆尽。
十多年前的他，所在企业每天的现金流上千万之多，而突遭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一夜间却成了只拿千元薪水的小技术员。
“人往往在崩溃边缘会更加清醒。”李振达——这位见证VCD起伏到落幕的温州商人，如今愿意更加豁达地看待自己的人生。
从电器修理工到VCD技术引进者
与众多温州背景的商人一样，李振达的祖籍也在“电气之城”温州乐清市的柳市镇。就读于当地白象中学时，他也附带读了电子专业课程，而后北上上海，在日立家电维修站接受培训。1989年时，李振达回到家乡创办了一个电视机修理厂。
“那个时代的人，只要提起我都知道我是修电视机的一把好手。”李振达的最初一桶金就是开始于电视机修理之后发掘的传感器商机。“这门生意需要电子知识，我有技术，懂得里面的门道。”
李振达回忆道，自己建立的乐清光电传感器厂主要产品用于检测，比如啤酒这种液体的紫外线安全测试，据他本人描述，当时的青岛啤酒、三得利、马钢、宝钢等公司都是他的客户，每年公司的纯收益达80万到100万元人民币。
1992年，大量温州人向广东转移，一些朋友建议他也去那边闯闯。李振达动了心，南下深圳并成立醒龙国际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下称“醒龙国际”），做半导体贸易生意。
醒龙国际的一个大客户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段永平所在企业——生产“小霸王”的中山市怡华集团下的日华电子厂。李振达一方面进行半导体的贸易，一方面与无锡华晶合作生产半导体产品，以他的话来说，他是国内第一个制造半导体的“个体户”。
也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他接触到了索尼、NEC、日立以及松下和美国ESS等公司。
引发李振达转行VCD的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5月安徽万燕研发的我国第一台VCD产品样机。当时，一位名为孙燕生的人制造出这台样机之后，人们开始发现：VCD打破了传统电视机一枝独秀的局面。不过，万燕研制出来的这台VCD并不能商用，且成本和价格都很高。还有一个原因是，VCD中的一个零部件DROM（即仅为一兆的解码板技术）太落后，因此VCD的画面始终不能非常清晰。
这时，有着相当丰富市场经验的SONY旗下半导体公司发现VCD的重大产业机遇，公司找到了三洋电子的一个核心人士——西田浩雄，并在国内成立了远东新科进军VCD产业零部件生产。
西田浩雄找到李振达，李靠着自己对电子的熟悉，实现了将SONY的拳头产品CD机板和VCD板的对接，从而促使远东新科在“伺服板”上拥有了产业的一席之地。而后，李振达又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了NEC的16兆解码板，奠定了自己与两大核心零部件公司的密切关系。
就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年底他拿着螺丝刀、万用表这些简单的工具，开始自己制造VCD整机并对外销售，并建立了一个名为“SOYO”（索洋）的VCD品牌。
当时，已经从“小霸王”出走、成立步步高并转卖无绳电话的段永平也在质疑他，“你李振达怎么可能靠这些东西就造出VCD来”。
但让段永平和很多人都没想到的是，醒龙国际就凭借着一股韧劲，一炮打响上海。
“在上海滩，包括一百、华联等95％的大型商店都有我索洋的产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很自豪。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并在之后的南京和北京出现热销势头，完全凭借着他与索尼之间的合作关系，因为李振达的产品引入了第一代的LCD液晶显示屏VCD，震动了整个业界。
李振达回忆，醒龙国际最辉煌的时候，每天的现金流在上千万元左右，“整个办公室堆钱都堆不下”。
从万亿富翁重返起点
在李振达的心里，对SONY这样一家世界巨头，或许是更多的辛酸。
就在醒龙国际意气风发之时，SONY公司下属的另一个部门——家电事业部与他发生了一场侵权纠纷。尽管当时看起来，这次冲突并没有特别严重，但几年之后，却是一连串事件的导火索，并导致了李振达事业上的大转折。
SONY提出，SOYO与SONY的商标很相似，有侵权之嫌。对方派出了驻华代表、香港地区同事等，开始向李振达进攻。
也就在那时，醒龙国际与另外一个股东意见分歧，并最终决定全面撤出国内市场，转而进入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我在印尼发现，如果要卖VCD机的话，首先要有VCD碟片。于是我跟一些朋友从台湾地区向当地引进了四条片源生产线，在印尼雅加达布阵，而后又铺设销售渠道销售VCD。”
不少华人看到了李振达的产品线和VCD机，到深圳向他订货。“包括越南、柬埔寨以及斯里兰卡等地的商人鱼贯而入。”李振达自己认为，是VCD让全球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魅力，也从此奠定了中国制造的地位。“很多华人到了深圳，到了广东地区，他们看到这里加工贸易的便利，愿意在这里建厂设点。”
可是，突然降临的亚洲金融风暴把当时醒龙国际这家每月产量4000台的规模性VCD工厂摧毁得体无完肤。
1997年2月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公司的订购数量开始减少，“我发现势头不太对，但我还是在生产和销售。”1997年7月，1美元兑换2200印尼盾的“好事”一去不复返，很快金融风暴使得货币快速贬值，14400印尼盾只能换得1美元的日子来临时，李振达连一根救命稻草都找不到。
“对我来说，资金链是最大的影响。”由于国外都是直接开信用证，而且多数客户都在当地呼风唤雨，李振达在忙于发货的同时，还没有很快想到对策。因此，即便在无法拿到现金的情况下，他依然在对外销售，“而且，我居然还一次性吃掉了SONY的7000多万元配件。”
李振达反省到，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失误。“我没有意识到一个团队的重要性，”管理着400多工人的他，连一个办事人员几乎都没有，“采购、生产、贸易、经营都是我一个人。而且我认为，我现金这么多，怎么样也可以挺过去，但还是倒下了。”
货币完全贬值，产品血本无归，1998年5月的李振达带着一身伤痕离开了深圳，前往中山。就在中山的一个小镇上，李振达抖了抖精神，应征到一份灯具厂技术员的工作。“在那边的地下室，我每个月拿着1000多元的工资，挺了一年半。”
他待过的这座小镇，就是后来世界著名的灯具集散地——广东省古镇。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发觉一个问题：虽然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照明设备，但大部分的灯具和照明产品都集中在低端应用上。
“我觉得节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开始自己寻找专家，现在已经有55个专家成为我的核心专家团。”
李振达通过自己的研究，在古镇建立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并且逐步做大，把实验室搬到了上海浦东张江开始重新创业。他现在所研究的领域是微波等离子硫灯技术产业化，这种产品可以替代钠灯，用于户外照明及大功率的室内照明。如今，他已经在浙江高速公路做起了第一批产品的试验测试。
这些天来，他正忙于奔波在风险投资商和客户两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募集到一笔资金，重新开启自己这项新“事业”。
接近40岁的李振达说：“我的人生真的很特别，不过我依然没有放弃。”（编辑/若邻）
经历了近二十年商海沉浮的李振达，很难将当初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在记忆中抹去。自己身上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即便身家上亿，但财富在顷刻间就消失殆尽。
十多年前的他，所在企业每天的现金流上千万之多，而突遭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一夜间却成了只拿千元薪水的小技术员。
“人往往在崩溃边缘会更加清醒。”李振达——这位见证VCD起伏到落幕的温州商人，如今愿意更加豁达地看待自己的人生。
从电器修理工到VCD技术引进者
与众多温州背景的商人一样，李振达的祖籍也在“电气之城”温州乐清市的柳市镇。就读于当地白象中学时，他也附带读了电子专业课程，而后北上上海，在日立家电维修站接受培训。1989年时，李振达回到家乡创办了一个电视机修理厂。
“那个时代的人，只要提起我都知道我是修电视机的一把好手。”李振达的最初一桶金就是开始于电视机修理之后发掘的传感器商机。“这门生意需要电子知识，我有技术，懂得里面的门道。”
李振达回忆道，自己建立的乐清光电传感器厂主要产品用于检测，比如啤酒这种液体的紫外线安全测试，据他本人描述，当时的青岛啤酒、三得利、马钢、宝钢等公司都是他的客户，每年公司的纯收益达80万到100万元人民币。
1992年，大量温州人向广东转移，一些朋友建议他也去那边闯闯。李振达动了心，南下深圳并成立醒龙国际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下称“醒龙国际”），做半导体贸易生意。
醒龙国际的一个大客户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段永平所在企业——生产“小霸王”的中山市怡华集团下的日华电子厂。李振达一方面进行半导体的贸易，一方面与无锡华晶合作生产半导体产品，以他的话来说，他是国内第一个制造半导体的“个体户”。
也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他接触到了索尼、NEC、日立以及松下和美国ESS等公司。
引发李振达转行VCD的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5月安徽万燕研发的我国第一台VCD产品样机。当时，一位名为孙燕生的人制造出这台样机之后，人们开始发现：VCD打破了传统电视机一枝独秀的局面。不过，万燕研制出来的这台VCD并不能商用，且成本和价格都很高。还有一个原因是，VCD中的一个零部件DROM（即仅为一兆的解码板技术）太落后，因此VCD的画面始终不能非常清晰。
这时，有着相当丰富市场经验的SONY旗下半导体公司发现VCD的重大产业机遇，公司找到了三洋电子的一个核心人士——西田浩雄，并在国内成立了远东新科进军VCD产业零部件生产。
西田浩雄找到李振达，李靠着自己对电子的熟悉，实现了将SONY的拳头产品CD机板和VCD板的对接，从而促使远东新科在“伺服板”上拥有了产业的一席之地。而后，李振达又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了NEC的16兆解码板，奠定了自己与两大核心零部件公司的密切关系。
就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年底他拿着螺丝刀、万用表这些简单的工具，开始自己制造VCD整机并对外销售，并建立了一个名为“SOYO”（索洋）的VCD品牌。
当时，已经从“小霸王”出走、成立步步高并转卖无绳电话的段永平也在质疑他，“你李振达怎么可能靠这些东西就造出VCD来”。
但让段永平和很多人都没想到的是，醒龙国际就凭借着一股韧劲，一炮打响上海。
“在上海滩，包括一百、华联等95％的大型商店都有我索洋的产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很自豪。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并在之后的南京和北京出现热销势头，完全凭借着他与索尼之间的合作关系，因为李振达的产品引入了第一代的LCD液晶显示屏VCD，震动了整个业界。
李振达回忆，醒龙国际最辉煌的时候，每天的现金流在上千万元左右，“整个办公室堆钱都堆不下”。
从万亿富翁重返起点
在李振达的心里，对SONY这样一家世界巨头，或许是更多的辛酸。
就在醒龙国际意气风发之时，SONY公司下属的另一个部门——家电事业部与他发生了一场侵权纠纷。尽管当时看起来，这次冲突并没有特别严重，但几年之后，却是一连串事件的导火索，并导致了李振达事业上的大转折。
SONY提出，SOYO与SONY的商标很相似，有侵权之嫌。对方派出了驻华代表、香港地区同事等，开始向李振达进攻。
也就在那时，醒龙国际与另外一个股东意见分歧，并最终决定全面撤出国内市场，转而进入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我在印尼发现，如果要卖VCD机的话，首先要有VCD碟片。于是我跟一些朋友从台湾地区向当地引进了四条片源生产线，在印尼雅加达布阵，而后又铺设销售渠道销售VCD。”
不少华人看到了李振达的产品线和VCD机，到深圳向他订货。“包括越南、柬埔寨以及斯里兰卡等地的商人鱼贯而入。”李振达自己认为，是VCD让全球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魅力，也从此奠定了中国制造的地位。“很多华人到了深圳，到了广东地区，他们看到这里加工贸易的便利，愿意在这里建厂设点。”
可是，突然降临的亚洲金融风暴把当时醒龙国际这家每月产量4000台的规模性VCD工厂摧毁得体无完肤。
1997年2月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公司的订购数量开始减少，“我发现势头不太对，但我还是在生产和销售。”1997年7月，1美元兑换2200印尼盾的“好事”一去不复返，很快金融风暴使得货币快速贬值，14400印尼盾只能换得1美元的日子来临时，李振达连一根救命稻草都找不到。
“对我来说，资金链是最大的影响。”由于国外都是直接开信用证，而且多数客户都在当地呼风唤雨，李振达在忙于发货的同时，还没有很快想到对策。因此，即便在无法拿到现金的情况下，他依然在对外销售，“而且，我居然还一次性吃掉了SONY的7000多万元配件。”
李振达反省到，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失误。“我没有意识到一个团队的重要性，”管理着400多工人的他，连一个办事人员几乎都没有，“采购、生产、贸易、经营都是我一个人。而且我认为，我现金这么多，怎么样也可以挺过去，但还是倒下了。”
货币完全贬值，产品血本无归，1998年5月的李振达带着一身伤痕离开了深圳，前往中山。就在中山的一个小镇上，李振达抖了抖精神，应征到一份灯具厂技术员的工作。“在那边的地下室，我每个月拿着1000多元的工资，挺了一年半。”
他待过的这座小镇，就是后来世界著名的灯具集散地——广东省古镇。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发觉一个问题：虽然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照明设备，但大部分的灯具和照明产品都集中在低端应用上。
“我觉得节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开始自己寻找专家，现在已经有55个专家成为我的核心专家团。”
李振达通过自己的研究，在古镇建立了一个小型实验室，并且逐步做大，把实验室搬到了上海浦东张江开始重新创业。他现在所研究的领域是微波等离子硫灯技术产业化，这种产品可以替代钠灯，用于户外照明及大功率的室内照明。如今，他已经在浙江高速公路做起了第一批产品的试验测试。
这些天来，他正忙于奔波在风险投资商和客户两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募集到一笔资金，重新开启自己这项新“事业”。
接近40岁的李振达说：“我的人生真的很特别，不过我依然没有放弃。”（编辑/若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