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到达帕里镇。
从日喀则出来，到帕里跑了270公里。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一路好风光，还有一路的歌声，还有一路的回忆。
我们在帕里拐弯儿，上山。
ZM山口。4700米。老天忽地又阴了。阳光来过又走了，好像急着把天空让给雪花。雪花细细的，却冷到极致。气温大约在零下5摄氏度左右。对我来说，已经是冻了。
下车，看见山上早已站了很多兵，在警戒。这是按规定布置的，我们不能发杂音。可是站岗的兵都穿着夏常服，脸和手都冻得通红。而他们的大衣，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大概是为我们预备的。我就想说点儿什么。
我问两个站在地图边上的兵，冷吧？他俩一起说，不冷。
那怎么可能？我正想“干涉”一下，让他们把大衣穿上，忽听c大校一声吼：把大衣都给我穿上！
兵们得了长官的命令，纷纷跑来，把大衣穿上，再跑回到哨位上。站得更直了。我看凳子上还有几件，赶紧也拿一件穿上。实在太冷了，充不得英雄。我穿了一件毛衣，一套迷彩服，一件羽绒背心，又在外面套上军大衣，臃肿得完全不能动胳膊。
Y裹了裹衣服，跳下车去拍摄。
我在车上写笔记。这些日子来，的确有太多的事情值得记录。
这里距边界仅仅5公里，5公里之外，对方部署了不少兵力。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c大校率工作组开始工作，Y跟拍，我就找战士聊天。两个扶着地图的战士，一个是重庆长寿人，一个是贵州人。都19岁。仅比我儿子大一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在他们的脚下，我看见几朵蓝紫色的小花和黄色的小花，从薄薄的雪里探出头来。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见过这样的小花，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知道属于蕨类，生命力很顽强。那么高的山，那么冷的山，那么干涸的山，它们依然能存活，并且开花。它们就像这些兵。兵就像这些花。
在我们聊天的当儿，有个不丹商人背着背囊从我们身边走过。他看我们一眼，没有笑容，有一小点儿谨慎。战士告诉我，这里常有对方的人进入或出去。不丹商人到帕里镇做生意，只要在镇上公安部门办理简单的手续即可。每年春、夏、秋季，大约有1500多人次的不丹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炒米、手表、草药等货物，来交换热水瓶、胶鞋等日常用品。只要他们守规矩，我们都不会干涉的。我们的边境政策历来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两个兵始终有些拘谨，话不多。我就找话说，我说，这地图不是有支架吗？你们干嘛还扶着啊？他们回答说，风一来就会吹倒的，山口的风很大。
哦，我把风忘了。别看它没影儿，却是威力无穷。风雪高原，风排在前面呢。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肃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在帕里前面，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有6个年轻军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遭遇雪灾的。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不是我们这些在内地人能想象的。其实当时才10月，内地还是金秋。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他们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觉得不过是二十多里路，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更长的路也没问题。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更猖獗地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
c大校的讲述，让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我在八医院采访时，外科护士高静也给我讲过。她说，有年秋天，10月底。下了一场大雪，特别大。我们医院送来6个被冻伤的军人。6个伤员里，有4个军官，2个士兵。他们是在探家回来的路上，遭遇这场大雪的。上路时一点下雪的迹象都没有，走到一半突然下起来。他们坐的车先是迷了路，然后又陷住了。他们就下来步行，路是走对了的，但还是全部冻伤了。我问，不走不行吗，不能就在车里等吗？高静说不行，那样会冻死。我又问，伤得厉害吗？高静说，厉害。两位牺牲，另外4个人，分别被截了肢，有的是脚指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截了小腿。我说，必须截肢吗？高静说，是的。那些冻坏了手、脚以及腿的，不截掉的话，坏死的肌肉会一直蔓延上去，影响全身。高静又说，那个截了小腿的，是个军医。我认识。当年我们一起到内地医院进修过。他进修医生，我进修高护。他人特别好，当时如果没有他，那几个人可能会伤得更厉害。所幸，他们后来恢复得都不错。军医结婚后，还带着他的妻子孩子上医院来看过我们。住了两三个月的院，和我们医院所有的人都有感情了。那个兵后来也结婚了，他是写信告诉我们的。
以前我们说哪里冷，会形容说，冷得耳朵都要冻掉了。但我们不知道，在西藏，这不是形容，是经常发生的现实。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就翻了，车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机，全部遇难。
男的是亚东某空军部队军官，他的妻子和孩子进来探亲。也許是太冷了，孩子幼小的肺经受不了高寒带来的极度缺氧，想出去；也许是妻子假期到了，回单位超假了要挨领导的批评，想出去；也许是家里有老人，老人害怕儿女不在身边时的孤独，等着他们回去过年。总之，他们急于走，却因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见胥晓东他们出发了，他们就跟了上来。想有个伴儿，一起走。在雪地上开车，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前面好走，因为雪是松的，不滑。所以胥晓东就让他的车走前面，但那位空军军官谦让，让他们走前面。两家彼此推让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胥晓东他们走在了前头。谁承想，走在后面的他们，真的发生了不幸！就在山路上翻了车，坠入悬崖……
胥晓东说，我当记者，出过无数车祸，不下十次吧，但这一次是最难过的。我老是感到内疚。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内疚。如果那天我不急着走，他们也许就不会走。唉！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親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走，一切都只能揣度。我只知道，那是个军人的家庭，那个家庭就那样葬在了高原。
还有那位司机，那个年轻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从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几双含泪的眼睛。
我想起那首美国歌曲，鲍勃·迪伦写的：一个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称作人？白鸽要飞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冢里安眠？炮弹还要呼啸多少回，才能永远销毁？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在此行的途中，我经常想，一个人要在高原站多久，才能算真正站稳？一个人要在风雪中坚持多久，才能算抵御住了严寒？一个人要在西藏行走多少路，才能懂得高原？
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从日喀则出来，到帕里跑了270公里。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一路好风光，还有一路的歌声，还有一路的回忆。
我们在帕里拐弯儿，上山。
ZM山口。4700米。老天忽地又阴了。阳光来过又走了，好像急着把天空让给雪花。雪花细细的，却冷到极致。气温大约在零下5摄氏度左右。对我来说，已经是冻了。
下车，看见山上早已站了很多兵，在警戒。这是按规定布置的，我们不能发杂音。可是站岗的兵都穿着夏常服，脸和手都冻得通红。而他们的大衣，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大概是为我们预备的。我就想说点儿什么。
我问两个站在地图边上的兵，冷吧？他俩一起说，不冷。
那怎么可能？我正想“干涉”一下，让他们把大衣穿上，忽听c大校一声吼：把大衣都给我穿上！
兵们得了长官的命令，纷纷跑来，把大衣穿上，再跑回到哨位上。站得更直了。我看凳子上还有几件，赶紧也拿一件穿上。实在太冷了，充不得英雄。我穿了一件毛衣，一套迷彩服，一件羽绒背心，又在外面套上军大衣，臃肿得完全不能动胳膊。
Y裹了裹衣服，跳下车去拍摄。
我在车上写笔记。这些日子来，的确有太多的事情值得记录。
这里距边界仅仅5公里，5公里之外，对方部署了不少兵力。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c大校率工作组开始工作，Y跟拍，我就找战士聊天。两个扶着地图的战士，一个是重庆长寿人，一个是贵州人。都19岁。仅比我儿子大一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在他们的脚下，我看见几朵蓝紫色的小花和黄色的小花，从薄薄的雪里探出头来。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见过这样的小花，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知道属于蕨类，生命力很顽强。那么高的山，那么冷的山，那么干涸的山，它们依然能存活，并且开花。它们就像这些兵。兵就像这些花。
在我们聊天的当儿，有个不丹商人背着背囊从我们身边走过。他看我们一眼，没有笑容，有一小点儿谨慎。战士告诉我，这里常有对方的人进入或出去。不丹商人到帕里镇做生意，只要在镇上公安部门办理简单的手续即可。每年春、夏、秋季，大约有1500多人次的不丹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炒米、手表、草药等货物，来交换热水瓶、胶鞋等日常用品。只要他们守规矩，我们都不会干涉的。我们的边境政策历来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两个兵始终有些拘谨，话不多。我就找话说，我说，这地图不是有支架吗？你们干嘛还扶着啊？他们回答说，风一来就会吹倒的，山口的风很大。
哦，我把风忘了。别看它没影儿，却是威力无穷。风雪高原，风排在前面呢。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肃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在帕里前面，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有6个年轻军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遭遇雪灾的。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不是我们这些在内地人能想象的。其实当时才10月，内地还是金秋。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他们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觉得不过是二十多里路，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更长的路也没问题。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更猖獗地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
c大校的讲述，让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我在八医院采访时，外科护士高静也给我讲过。她说，有年秋天，10月底。下了一场大雪，特别大。我们医院送来6个被冻伤的军人。6个伤员里，有4个军官，2个士兵。他们是在探家回来的路上，遭遇这场大雪的。上路时一点下雪的迹象都没有，走到一半突然下起来。他们坐的车先是迷了路，然后又陷住了。他们就下来步行，路是走对了的，但还是全部冻伤了。我问，不走不行吗，不能就在车里等吗？高静说不行，那样会冻死。我又问，伤得厉害吗？高静说，厉害。两位牺牲，另外4个人，分别被截了肢，有的是脚指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截了小腿。我说，必须截肢吗？高静说，是的。那些冻坏了手、脚以及腿的，不截掉的话，坏死的肌肉会一直蔓延上去，影响全身。高静又说，那个截了小腿的，是个军医。我认识。当年我们一起到内地医院进修过。他进修医生，我进修高护。他人特别好，当时如果没有他，那几个人可能会伤得更厉害。所幸，他们后来恢复得都不错。军医结婚后，还带着他的妻子孩子上医院来看过我们。住了两三个月的院，和我们医院所有的人都有感情了。那个兵后来也结婚了，他是写信告诉我们的。
以前我们说哪里冷，会形容说，冷得耳朵都要冻掉了。但我们不知道，在西藏，这不是形容，是经常发生的现实。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就翻了，车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机，全部遇难。
男的是亚东某空军部队军官，他的妻子和孩子进来探亲。也許是太冷了，孩子幼小的肺经受不了高寒带来的极度缺氧，想出去；也许是妻子假期到了，回单位超假了要挨领导的批评，想出去；也许是家里有老人，老人害怕儿女不在身边时的孤独，等着他们回去过年。总之，他们急于走，却因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见胥晓东他们出发了，他们就跟了上来。想有个伴儿，一起走。在雪地上开车，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前面好走，因为雪是松的，不滑。所以胥晓东就让他的车走前面，但那位空军军官谦让，让他们走前面。两家彼此推让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胥晓东他们走在了前头。谁承想，走在后面的他们，真的发生了不幸！就在山路上翻了车，坠入悬崖……
胥晓东说，我当记者，出过无数车祸，不下十次吧，但这一次是最难过的。我老是感到内疚。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内疚。如果那天我不急着走，他们也许就不会走。唉！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親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走，一切都只能揣度。我只知道，那是个军人的家庭，那个家庭就那样葬在了高原。
还有那位司机，那个年轻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从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几双含泪的眼睛。
我想起那首美国歌曲，鲍勃·迪伦写的：一个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称作人？白鸽要飞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冢里安眠？炮弹还要呼啸多少回，才能永远销毁？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在此行的途中，我经常想，一个人要在高原站多久，才能算真正站稳？一个人要在风雪中坚持多久，才能算抵御住了严寒？一个人要在西藏行走多少路，才能懂得高原？
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